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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观察者网专栏作者 孔帆】 5月5日，苹果公司上了推特法国的热搜榜，排在了总统马克龙、哈利波特之后，成为法国网友讨论的热点。这是因为，法国准备启动手机跟踪软件，追踪感染源阻止病毒蔓延。
苹果公司因为法国准备启动手机跟踪软件而登上了当地的推特热搜。（推特截图）
但是，法国政府认为，苹果公司iOS系统中的一个技术障碍，阻碍了新冠病毒接触者追踪应用的正常工作。法国希望在5月11日之前部署该应用，并要求苹果公司“解除目前受阻的技术障碍”。
主要的分歧是，当数据从设备移出时，苹果会阻止接触者跟踪应用程序在后台运行蓝牙。这是为了保护用户隐私而设计的，但是法国呼吁苹果改变这项政策。但是，苹果并没有给予回应。法国政府现在已经宣布开始独立研发一款跟踪软件，将在6月份推出。
日前，法国数字国务秘书塞德里克·奥(Cedric O)接受法国《世界报》采访时说，进行跟踪项目的目的，是为了更好地控制新冠病毒的传播，尤其是期望在限足措施结束后避免疫情的再次爆发，为解除限足令之后做准备。
法国数字国务秘书塞德里克·奥(Cedric O)接受采访，介绍将要使用的手机追踪软件（BFM视频截图）
打开苹果公司这条热推，阅读网友留言，可以看到，有人支持保护个人隐私，有人支持抗疫为重。
不仅在法国，美国、西班牙、意大利、德国等，随着新冠疫情趋稳，这些主要疫情国开始逐步解封。然而，担心疫情再度爆发的警告也随之而来。在缺乏特效药和疫苗的情况下，很多国家开始“学习”中国和一些亚洲国家，都在考虑利用新科技追踪感染源阻止病毒蔓延。
如同对口罩的态度一样，欧美民众对新科技、大数据追踪感染源的措施，正在发生改变。在奥地利，政府就准备利用手机定位帮助抗疫以及扩大口罩强制令的适用范围，可以说是口罩与定位“双管齐下”。
日前，英国政府的科学顾问们在《科学》（Science）杂志上刊发的研究报告认为，封城隔离措施造成巨大的经济和社会影响，而推出追踪新冠病毒感染源的手机应用程序App，能在减少破坏力的过程中发挥极为关键的作用。
在英国政府认真考虑这一想法的同时，欧盟内部也在研发类似的程序，奥地利、比利时、德国、法国、丹麦、意大利、瑞士和西班牙的各国科学家都参与了这一项目。
牛津大学的的克里斯多夫·弗雷泽（Christophe Fraser）说，在目前的封城隔离措施下，很多人的行动受到很大的限制。使用这款App的最实在和直接的好处就是，稍微多掌握一些信息就能使没有受感染的人有更多的行动自由，而且还可以挽救很多人的生命。而解禁之后，跟踪软件所起的作用则更大。
美国疾病控制中心前主任汤姆·弗雷登（Tom Frieden）日前也表示，世界上的每个人都必须参与到抗疫战争中，需要互相学习最好的经验和最有效的策略，共同开发最有效的工具。至于运用科技对人们隐私造成的侵犯，弗雷登说追踪人们的社交接触面是防控传染疾病传播的核心，人们需要在最基本层面做正确的事情。
此前，华尔街日报公布了Harris Poll的一项民意调查结果显示，60%的美国成年公民支持用手机位置信息追踪病毒确诊者，以防止更多人受到感染。
其实，在5月5日苹果公司这条热推下的议论也可以看得出来，大约有7成的留言支持手机追踪。这毕竟是最有效的方式。
欧美在新技术抗疫问题上，遭遇了前所未有的隐私大挑战。而正是因为对公民隐私的尊重和保护，欧盟在2018年通过了数据保护条例（GDPR）。这一条例秉承个人信息是公民人格和人权一部分的宗旨，也被称为最严个人隐私保护法。但是，在全球疫情之下，隐私与人命相比，孰轻孰重不言而喻。
世界上的疫情国家已经看到，中国依靠“举国体制”“大数据”抗疫，武汉、湖北乃至全国的新冠疫情竟在不长时间内得到有效控制。中国的经验是不是值得借鉴，西方国家一直在纠结。举国体制，西方想学也学不了，“大数据”抗疫，西方可以学，但是又有很多忌讳。
在浙江省杭州市富阳区上官乡芳村检查点，工作人员展示手机上的“疫情防控云图”的实时数据。（新华网）
西方国家最大的忌讳是，大数据控制不是极权主义的象征吗？对此，《纽约时报》4月29日的一篇文章说，新冠疫情向生命提出的挑战，更是对大数据时代人类政治的挑战。简单的政治正确、粗糙的非黑即白是无法应对这个挑战、无法理解当今世界的。人类的未来正在呼唤更健全、更复杂的政治哲学思维。
文章举例说，刚宣布武汉封城时，各地公安机构利用人口和信息监控系统，迅速查出从武汉到本地人员的详细信息。现在，随着疫情趋稳，武汉、北京等很多地方仍要求市民处处扫健康码、做好信息登记，只有过去14天没有与新冠确诊者接触，才可以进入各种公共场所。
这就是大数据的力量。新冠病毒作为传染力极强的新型病毒，目前还没有疫苗，唯一的办法就是切断传染源和传播渠道。大数据帮助政府定位感染人群、感染路径，也提醒每一个人遵守防疫规则，不可妄为。
病毒攻击不分国籍、不分人种。就数字应用和公民隐私权之间的张力而言，目前的疫情正在挑战民主社会的传统概念：毕竟当肉体生命受到严酷的当下威胁时，保证其延续可能高于平时人们珍视的那些个人权利或精神价值。最近的一些美国民调已经证明了这一点，大部分受访者愿意牺牲部分隐私权换取生命、控制疫情，包括利用手机信号提供警示、实施安全隔离等。
其实，大数据不仅用于疫情信息监控，在“解封”之后的医疗物资调度分配、企业复工复产各项服务，它都能提供准确的服务。前不久，韩国国土交通部表示，针对疫情开发的大数据管理和分析平台是智慧城市建设的项目之一，为大数据在交通、能源、环境等领域应用提供新思路。国土交通部长官金贤美称，期待未来更多相关技术应用于公共服务领域。
我们知道，大巴黎一些比较贫困的地区，疫情控制的特别差。但是，在中国边远地区的农村，疫情却控制的很好。这也是很多西方专家感到疑惑，一些西方政客感到怀疑的地方。
最近，我的一位微博好友给我解了惑。这位微博名字为荷城城青云的朋友是一位驻村扶贫的书记，他说，在脱贫考核时，国家脱贫考核组随机（进入到村才告知名单，立刻到贫困户家核验）抽查预脱贫户（当年度村委、乡政府，县政府，市政府，省政府四级评定认为达到脱贫标准的贫困户）手机，是否可以浏览互联网。他说，这是考核的硬指标。至于一些西方媒体说的中国边远农村疫情统计数字有问题，那是根本不存在的。当然了，中国农村互联网的普及，也为大数据抗疫提供了基础条件。
而就在5月4日，公共账务部长达马南在接受采访时说，复课是“迫切的社会需求”、是为了追求社会平等。他举例说，一个家庭如果父母都是管理人员，住在“大公寓”里、家里有“很多书”，那远程教学显然要比“工人家庭”简单得多。他坚称，“平民家庭的孩子受停课影响最严重”，为了社会平等，学校必须复课。
为什么平民家庭的孩子受停课影响最严重？他也解释了，因为很多贫困家庭没有互联网和上网设备。前不久法国一个调查也表明，至少有四分之一人口是并没有具备可下载该应用程序的智能手机。
《纽约时报》说，西方很多发达国家并非开发不出数字监控技术，而是担心此类技术的应用侵犯人权和公民隐私。这也许还忘了一个技术问题，很多所谓“发达国家”的民众，也许并没有配套的网络和设备。也可能是一些西方政客万万没有想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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