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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9日，甘肅省在隴南市兩當縣舉行紀念習仲勳誕辰100周年暨兩當兵變歷史地位座談會，習仲勳之子習遠平出席並發言。
圖為，習遠平（左）習仲勳夫婦和習近平（右）合影。
以下摘录《甘肅日報》刊發的習遠平講話：
陝甘兩省是中國共產黨在西北地區最早建立組織的省份，兩省的革命鬥爭歷史是一個相互關聯的整體。從大革命時期到土地革命戰爭時期，在這塊紅色土地上，以劉志丹、謝子長、習仲勳等為代表的革命先驅，有力地震撼了國民黨反動派在陝甘兩省的統治。其中，兩當兵變就是一次具有重要影響的軍事鬥爭行動。
兩當兵變體現了革命前輩捨生忘死的鬥爭精神。我的父親習仲勳從學生時代開始，就勇敢地投入了陝西渭北地區如火如荼的革命鬥爭。他12歲入團，14歲在獄中入黨，因年紀小投身革命，被當地群眾稱為“都村三傑之一。
1930年2月，年僅16歲的他，不顧失去父母雙親的巨大悲痛，冒著深入敵營的巨大危險，受黨組織委派，到陝西長武縣國民黨部隊做兵運工作。他機警幹練，講究策略，同先期進入這支部隊的其他幾名共產黨員秘密建立黨組織、發展黨員，後擔任營黨委書記，肩負起了領導兵運工作的主要責任。
1932年4月2日，乘部隊在陝甘兩地換防之機，在陝西省委特派員劉林圃的協助下，營黨委果斷決策，在甘肅兩當縣發動武裝兵變，並將兵變後的部隊改編為中國工農紅軍陝甘游擊隊第五支隊，他任隊委書記。陝甘游擊隊第五支隊千里轉戰，計劃與劉志丹部會合。但在東進途中，遭敵重重圍堵，多次激戰，損失嚴重，終因寡不敵眾被打散。此後的幾十年當中，父親不止一次地談到兩當兵變，他說：“兩當兵暴是一次具有重要政治、軍事意義的革命暴動。之前，我們進行了一段比較完整的兵運工作，其方針是比較正確的。兩當兵變雖然最終遭受挫折，但其意義深遠。
兩當兵變也是我父親獨立領導武裝鬥爭的開端。以這次事件為標誌，他由一位黨員積極分子成長為一名黨的基層組織領導人和軍事指揮者。在此後的革命道路中，父親憑著堅定的理想信念和堅強的革命意志，與劉志丹、謝子長一起創建和發展陝甘邊革命根據地，並在南梁的荔園堡當選為陝甘邊蘇維埃政府主席。
他不斷總結經驗教訓，在武裝鬥爭中排除各種干擾，堅持獨立自主的發展路子，實行“狡兔三窟的戰術，三大游擊區相互依托，形成了機動靈活的游擊戰略和守退兼備的生存發展方式;在根據地建設上，堅持從地情民情軍情出發，注重把黨的建設、軍隊建設、政權建設、經濟建設同統一戰線工作、群眾工作相結合，在實踐中摸索出了一整套建黨、興政、強軍、安民的有效策略;在政權建設上實行“十大政策，妥善協調黨群、軍政、軍民關係，調動各方面的積極性，從而保證了這一紅色根據地在複雜的鬥爭環境中保存了下來，為黨中央和各路紅軍長征提供了落腳點，為中國革命戰略重心由南方轉向西北創造了條件。
抗日戰爭勝利後，父親又按照中共中央的戰略部署，協同彭德懷、賀龍同志指揮了保衛黨中央、毛主席和陝甘寧邊區的戰役，轉戰西北戰場，為解放大西北、解放全中國，作出了卓越的貢獻。
兩當兵變培養和鍛煉了一批黨的骨幹分子。1929年至1931年，中共陝西省委曾先後派李秉榮、李特生、習仲勳、呂劍人、劉書林等同志到警備三旅二團一營做兵運工作。這些先輩們，根據部隊實際，謹慎細緻地開展宣傳教育，啟發士兵覺悟，先後發展了左文輝、許天傑等30多名黨員，並在連隊建立起了三個中共地下黨支部，推薦共產黨員和具有革命進步思想的士兵擔任連、排職務。
這些骨幹分子，不僅在兵變中衝鋒陷陣，發揮了重大作用，而且在以後的革命活動中顯示出頑強的鬥爭精神。劉林圃同志後來在西安被捕並英勇就義，劉志丹同志為他題寫了“英雄志向實偉大，勇氣流血最光榮的輓聯;李特生同志在黨組織的安排下，到蘭州繼續開展黨的地下工作;呂劍人、許天傑被捕入獄後，不屈不撓，直到西安事變後才經黨組織營救出獄。更多的黨員骨幹如左文輝、石文傑等則分別在各地尋找到黨組織或重新加入到紅軍的行列，繼續為中華民族和中國人民的解放事業奮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