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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十四亿人口大国，正在走向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历史性时点，这其中的每一个数字，都必然蕴含无数故事、承载巨大情感。
3月6日，在决战决胜脱贫攻坚座谈会上，习近平总书记提到了几组重要的数字：
“贫困人口从2012年年底的9899万人减到2019年年底的551万人，贫困发生率由10.2%降至0.6%，连续7年每年减贫1000万人以上。到今年2月底，全国832个贫困县中已有601个宣布摘帽，179个正在进行退出检查，未摘帽县还有52个，区域性整体贫困基本得到解决。”
“今年脱贫攻坚任务完成后，我国将有1亿左右贫困人口实现脱贫，提前10年实现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的减贫目标。”
今天，我们带您走近这些“一亿分之一”的真实生活。
生活的改变在悄然间发生
如果把中国许多贫困地区的前后照片拿出来对比一下，会有多惊人？
四川南部县大富乡铺子垭村，曾经村民住房大多为上世纪七、八十年代建的土木结构的土坯房，散、乱、差。现在，一排排房屋错落有致地坐落在山丘上。
2002年，广西隆安县龙念村村民要跑到地头水柜去取水，2014年的时候，他们已经在家门口就可以用自来水洗刷碗筷了。
2019年，贵州天柱的贫困户龙春燕一家6口搬出山区，住进了安置新区C8栋一单元16楼2号。
这不是几家几户的变化，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近1亿贫困人口都在经历类似的改变。
时间回溯到2011年11月29日，中央扶贫开发工作会议作出决定，把农民年人均纯收入2300元(约合380美元)作为新的国家扶贫标准。
标准一上调，中国贫困人口的总数一下子由2010年的2700万增加到了9000多万人。
到2020年现行标准下的农村贫困人口全部脱贫，是党中央向全国人民作出的郑重承诺，必须如期实现。党的十八大以来，在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在全党全国全社会共同努力下，我国脱贫攻坚取得决定性成就。贫困人口从2012年年底的9899万人减到2019年年底的551万人，贫困发生率由10.2%降至0.6%，连续7年每年减贫1000万人以上。
全面脱贫，也是中国对世界的庄严承诺。2015年9月举行的联合国发展峰会通过了2015年后发展议程，确立的第一个目标就是“到2030年，在世界所有人口中消除极端贫穷”。习近平主席在峰会上明确表示，中国将以落实2015年后发展议程为己任。
今年脱贫攻坚任务完成后，中国将有1亿左右贫困人口实现脱贫，提前10年实现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的减贫目标。世界上没有哪一个国家能在这么短的时间内帮助这么多人脱贫，这对中国和世界都具有重大意义。
“贫困线”早已不是“吃饭线”
黄土漫漫、沟壑纵横的宁夏西海固地区乡间，孩子们嬉戏时喜欢唱一首歌谣：“一看房，二看牛和羊，三看劳力强不强，四看儿女上学堂。”
歌谣唱的，是当地扶贫部门总结出的简便实用的贫困户识别办法。西海固位于宁夏南部，是黄土丘陵区的西吉、海原、固原、彭阳、同心等6个国家级贫困县的统称，1972年被联合国粮食开发署确定为最不适宜人类生存的地区之一。
根据当地的识别标准，固原市马泉村的72岁老人王文被列为贫困户。政府帮他建起54平方米的新房，新房铺了地板砖，安装了防盗门、塑钢窗、太阳能热水器，新房总造价5.96万元，王文自己只出了1.4万元。村干部还给他送来150只扶贫鸡，又连夜送来了新的鸡笼。
复旦大学特聘教授张维为曾说：“我曾碰到过一位去过贵州贫困地区考察的印度尼西亚学者，他说你们的贫困和我们的贫困是完全不同的概念，你们的贫困人口除了有自己的房子，吃饭还有三菜一汤，我们的贫困人口就是没饭吃，没房子住。”
中国把“吃饭线”作为贫困标准线，早已是上世纪八十年代的事了，当时的贫困线是以卡路里计算得到。几十年间，中国的扶贫标准一直在调整。1986年的绝对贫困标准为206元，2007年为785元；2000年的低收入标准为865元，2007年底为1067元。2008年，国家扶贫标准统一为1067元。2011年，再次提高为2300元。
这个标准和国际通行标准相较，是高还是低呢？2015年12月，国务院扶贫办主任刘永富在新闻发布会上介绍：“中国当前贫困标准为农民年人均纯收入2300元(2010年不变价)，每年还将根据物价指数、生活指数等动态调整。去年，贫困标准上升至2800元，按购买力平价计算，约相当于每天2.2美元，略高于世界银行1.9美元的贫困标准。”
目前，中国国家扶贫标准已经发展到了多维度，不仅保障贫困人口的吃饭问题，还要使贫困人口获得教育、医疗、住房、社会保障等诸多方面的公共服务。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的贫困群众“两不愁”质量水平明显提升，“三保障”突出问题总体解决。贫困地区基本生产生活条件明显改善，群众出行难、用电难、上学难、看病难、通信难等长期没有解决的老大难问题普遍解决，义务教育、基本医疗、住房安全有了保障。
新生活、新奋斗的起点
“扶贫之前，穷，偏，远，不信任！摘帽之后，信任，感激，想发展。” 广西壮族自治区纪委监委干部上官炜驻村三年，形容贫困村摘帽前后的变化，用了这几个词形容。 广西壮族自治区纪委监委定点帮扶的百色市田林县，被人戏称为广西的＂省尾＂之一，地处西南边陲与云南接壤的大山里。其中有个六音村，平均海拔700多米，山高路远、交通不便，虽然距离县城只有80来公里，但需要4个小时的车程，2015年识别出41户贫困户、163名贫困人口，贫困发生率为12%。 刚上任第一书记的时候，上官炜第一件任务就是精准识别贫困户。他和同事精心准备，白天入村识别，计划晚上召开村民大会作动员，并选取评议代表。可当晚一走进课堂，他惊呆了，六音屯90户人，才到了20来户，来的还都不是一家之主。按道理，识别贫困户和每家利益相关，为什么村民都不关心呢？ 他们后来了解到，由于偏远闭塞，六音村许多群众与外面世界联系很少，生活节奏慢，脱贫致富的意愿不强，思想也跟不上。再加上以前的扶贫成效不好、识别不精准，有些优惠政策没有产生实效，群众也就对扶贫没什么“感觉”了。 广西壮族自治区纪委监委扶贫工作队对症下药，通过精准识别、产业扶持、推进基础设施建设等方式，帮村民“逆袭”。当时有个48岁的大龄贫困户王光辉，学历低，又无一技之长，在外打零工，用高强度的体力劳动艰难支撑着三个孩子的学费。后来在扶贫干部的引导下，他学会了养猪，2017年初，他的第一批大猪全部订购一空，净收入两万多元。 看到王光辉挣上了钱，其他村民都跃跃欲试。目前，该村50多户贫困户通过养猪成功脱贫致富，全村养殖生猪的农户达到200多户，生猪、油茶、芒果等特色产业覆盖95%以上的贫困户，从前那个贫困村已经渐渐地消失在人们的记忆中。 对这个摘帽后的村子，上官炜有种很直观的感觉，那就是老百姓不光是生活水平提高，和外界沟通多了，思想活络了，都懂得想法子找钱，也愿意外出打工，思想脱胎换骨了。
国务院扶贫办最新统计显示，继去年底西藏宣布所有贫困县退出后，截至今年2月底，河北、山西、黑龙江、河南、湖南、海南、重庆、陕西等8个省市的所有贫困县已宣布脱贫摘帽。但摘帽不摘责任、摘帽不摘政策、摘帽不摘帮扶、摘帽不摘监管，脱贫摘帽不是终点，而是新生活、新奋斗的起点。(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网站 张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