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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马凯硕，翻译/观察者网 马力】
对于美国来说，中国是威胁还是机会？
这个问题到底是什么意思呢？其真正含义是否像表面看起来那么简单呢？作为一个曾学习过哲学的人，我意识到，一个表面上简单的问句背后可能存在许多复杂的隐含信息。
对于上面这个问句，我想到了以下几点潜在的含义：中国是否具备削弱美国的动机？中国崛起是否是受到其国内因素驱动实现的？中国是否拥有一个宏大的战略？如果有的话，在这个战略指导下，中国崛起的首要目标是什么？中国崛起是对美国主导地位的威胁还是对美国人民利益的威胁？最具争议的一点是，面对来自中国的挑战，美国应该从地缘政治竞争的角度着眼还是应该从维护美国人民利益的角度着眼去采取行动？
很奇怪的是，美国国内几乎从未就本文开头提出的那个问题进行过真正意义上的讨论。虽然美国政治已经处于一种高度极化的状态，美国舆论在“中国威胁”这个问题上却保持了罕见的一致。皮尤中心的问卷调查结果显示，有九成的美国受访者认为中国是美国的威胁。此外，美国的“幕后势力”（deep state）也对中国充满了敌意。
正如保尔森基金会主席、美国前财长、高盛集团原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亨利·保尔森（Henry Paulson）去年所指出的：“在美国，国土安全部、联邦调查局、中央情报局、国防部都认为中国是美国的敌人，而且国会里的那些人都在竞相展现自己对中国的鹰派态度。每个人都在随大流，没人能够提供相对平衡一些的看法”。
需要指出的是，我写作此文的目的就是希望能够从一个更加平衡、客观的角度提供我在这个问题上的观点。
虽然美国舆论在“中国威胁”这个问题上取得了高度一致意见，但任何一个对国际问题稍有思考的美国人都会同意一个观点：中国无意入侵或占领美国。这本身也是个无法完成的任务。此外，中国从未想过对美国实施核打击。中国仅有290枚核弹，而美国有6000多枚。在海上贸易通道这个问题上，中国的国际贸易量要超过美国，因此中国（与二战时期的德国不同）无意封锁任何一条海上通道。从这个角度来说，其实美国更有理由对海上贸易通道实施封锁。
在军事领域，美中两国之间的平衡已经发生了重大变化。1996年台海危机期间，克林顿总统曾派遣两艘航母前往中国近海施压。而今天，在中国近海游弋的美国航母将成为中国高超音速导弹的活靶子。这种军事平衡的打破已经让华盛顿产生了较为严重的不适感。可即便如此，军事平衡的打破并非中国给美国带来的首要挑战。在核武器时代，一个国家的超级大国地位在很大程度上是由其经济影响力（而非军事影响力）来决定的。
在美国历史上，曾担任过外交官的乔治·凯南（George Kennan，1904-2005）是美国最具智慧的战略学者之一。当美苏冷战刚刚揭开大幕时，乔治·凯南就指出，美国能否在美苏竞赛中最终取胜要看“美国能够在多大程度上向全世界人民展现出这样一种国家形象：美国知道自己想要什么；美国有能力处理好自己的国内问题；美国有能力担负起一个世界大国的责任；在当前各种意识形态构成的洪流中，美国在精神层面具备坚守自身意识形态的优势力量”。
乔治·凯南还指出，美国应该用自己所具备的“精神优势力量”去结交更多的“友邦和盟邦”。他认为美国应保持“谦虚”，他勇敢地建议美国不应对苏联“无礼”，因为美国需要一直跟苏联打交道。值得欣慰的是，乔治·凯南的主张大部分还是被美国决策者采纳了。最终，美国在与苏联的地缘政治竞争中大比分获胜。
中国是一个比前苏联更难对付的对手，中国的人口规模是美国的四倍，极具韧性的中国政治传统已经延续了至少4000之久。然而奇怪的是，在美国，至今还没有人提出过一个应对中国崛起的综合性的长期战略。
如果乔治·凯南是正确的，如果美中大国竞争的结果最终是由双方各自内部的“精神状态”来决定的，那么这就意味着中国实际上已经占据了优势。在主要发达国家中，美国是唯一一个收入排名在后半段的就业群体其实际收入在过去30年里出现下降的国家。来自普林斯顿大学的经济学家安妮·凯斯（Anne Case）和安格斯·迪顿（Angus Deaton）指出，美国的这一现象已经导致“绝望”情绪在白人劳工群体中四处蔓延。
与美国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中国14亿人口的生活水平在同一时期里实现了大幅提高。中国社会在过去40年里取得的经济进步可以说在过去4000年里也是绝无仅有的。吉恩·范（Jean Fan）研究员曾这样表述：“与停滞的美国不同，中国社会的文化思潮、自我认知和精神面貌在较短时间里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而且大多数变化都是积极的”。可见，美国并不具备中国社会展现出来的那种充满朝气的“精神状态”。
如果乔治·凯南今天还活着，他一定会感到非常不安。美国在毫无意义的对外干涉行动中挥霍了太多的金钱，他一定会对此表达最强烈的反对。事实上，就在伊拉克战争爆发的2003年，乔治·凯南还没有离开这个世界，他当时的确对那场战争提出了反对意见。如果美国决策者当时能听取他的意见，把“9·11事件”之后在中东和中亚地区花费的5.4万亿美元战争开支发给收入排名在后半段的美国劳动者，那么平均每个人就能得到3.3万美元。第34任总统德怀特·戴维·艾森豪威尔在1953年曾充满智慧地指出：“我们的每一支枪、每一艘战船、每一枚火箭，从根本上来说，都是用从那些吃不饱、穿不暖的弱势群体身上通过某种方式骗来的钱制造的”。
冷战之父乔治·凯南（资料图）
与中国相比，美国仍然是一个非常富裕的国家，美国的人均年收入约为6.3万美元，而中国只有9700美元。在高等教育和科学技术方面，美国仍然占据着相当大的优势。不过在此次新冠疫情中，中国的每10万人死亡病例数仅为0.33个，而美国的数字是27个（截至5月中旬）。当然，仅仅一个数字并不具有很大代表性，不过这个数字还是说明了一些问题：中国长期以来一直在国家体制的建设尤其是公共医疗卫生服务体系上进行持续的投资，而美国却对这些方面没有给予足够的重视。罗纳德·里根总统曾宣称：“我们不能靠政府去解决问题，政府本身就是问题”。很显然，中国人并不赞同这一观点。
行文至此，我必须提到美国当下所面临的一个重大困境了：面对来自中国的挑战，美国应该从地缘政治竞争的角度着眼还是应该从维护美国人民利益的角度着眼去采取行动呢？大多数美国人以为美国足够富裕、足够强大，这两者可以兼顾。然而令人遗憾的是，冷冰冰的数字为此给出了否定答案。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约瑟夫·斯蒂格利茨（Joseph Stiglitz）和哈佛大学教授琳达·比尔梅斯（Linda Bilmes）曾就伊拉克战争的军事开支作出过这样的表示：“如果美国没有在战场上花那些钱，那么美国的纳税人就可以获得减税的待遇，美国就能够在公共医疗卫生领域进行投资，美国的许多中等收入家庭就不会陷入今天这样的困境”。实际上，如果美国的公共医疗卫生体系获得了升级，就不会有那么多人在这场疫情中失去生命了。可以说，为了维护美国在全世界的地位，普通美国人已经付出了巨大代价。
那么美国是否可以改变原来的政策路线，把资源从那些毫无意义的国外冒险行动转移回国内，用于美国自身的经济和社会发展呢？从理论上来说，是可以的。不过从实际角度来说，美国很难做到。美国曾有许多非常聪明的国防部长，却没有一位能够缩小国防开支的规模。原因何在呢？美国国防开支的规模并非由那些基于理性制定的综合性的国家安全战略来决定，而是由美国十分复杂的游说体系来决定的。
虽然普通美国人已经为维护美国在全世界的地位付出了代价，但美国社会上（尤其精英群体内部）仍然存在一个十分强大的共识：美国别无选择，美国必须做世界第一，领导全世界是美国的义务。前国务卿奥尔布莱特曾于1998年说过这样一段话：“因为我们是美国，有时候我们不得不使用武力；我们是这个世界上的一支不可或缺的力量。我们站得高，看得比其他国家远，我们能看到其他国家看不到的危险因素”。美国人认为美国是全人类的“山巅之城”，美国人认为自己的国家能够为全人类指引通往未来的道路。
全世界当然很愿意看到一个强大、自信的美国为各国人民指引通往未来的道路。不过，美国应该以自己在国内取得的成就为各国做出表率来引领人类的发展，军事冒险行动无法实现这一目的。显而易见的是，美国劳工阶层的“绝望”情绪、美国民粹主义的兴起、特朗普的当选以及美国在此次新冠疫情中的糟糕表现都对美国的全球地位造成了损害。任何一项以事实为基础的研究都会得出同样的结论：美国的地缘政治影响力正在持续下降，而中国的地缘政治影响力在持续上升。
即便中国的全球影响力在持续上升，中国却无意扮演美国的角色，或者说中国并不愿意扮演全球领袖的角色。中国的核心战略目标是唯一的：中国必须变得足够强大以避免百年屈辱历史（1842-1949）的重演，许多西方国家和日本在这100多年里曾对中国进行过肆意的践踏。1945年，美国为全世界建立了以规则为基础的全球秩序，中国在加入这一秩序后逐渐恢复了元气。中国并不想推翻这一秩序，中国其实很希望能够在这一秩序里实现与美国的合作。简而言之，中国人认为，一个繁荣的中国与一个繁荣的美国是能够和平共存的。不过在美国早已毒化的政治环境中，这样一种想法听起来可能是非常不现实的。
美国并没有走到绝境，希望仍然存在，美国仍然有机会扭转自己的地缘政治命运。然而若要做到这一点，美国的决策者就必须采纳诸如乔治·凯南这样的战略家的建议。乔治·凯南曾指出，美国应该在对手面前保持谦虚并尊重自己的对手。美国应该用自己所具备的“精神优势力量”去结交更多的“友邦和盟邦”。即便在一个非专业的时事观察者看来，乔治·凯南的观点也是很容易理解的常识。美国仍然可以赢，不过这种赢靠的不是军事力量，而是道义力量。在美国走上正确的道路之前，中国的对美优势仍将继续扩大。
（观察者网马力译自2020年6月15日美国智库博古睿研究院《思想》杂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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