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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亞太日報訊】新華社記者苑蘇文 蔣芳日本早稻田大學新聞學院的野中章弘教授認為自己既不是左翼分子也不是右翼分子，既不反中也不反日，他屬於第三種人：一名探究事實的記者。
他認為，記者只需要知道真相。
“記者要針對事件的真相進行調查取證，取證最重要的是去事發現場，聆聽受傷害最深的人的話。這是野中成為教授前，做記者時的理念，這番話已經被他在課堂上重復過無數次。
儘管曾經冒著生命危險採訪非洲難民、柬埔寨紅色高棉的崢嶸歲月已不再，但在大學課堂上，每當對講台下的學生說起正在飛速崛起的鄰國時，６０歲的野中說得最多的話是：想知道上個世紀中日之間真正發生過什么嗎？跟我去採訪吧。還真有一批批日本學生自掏腰包，跟著他去了中國。
１０％與中國之旅
日本年輕人看待中國的複雜感情，用“關注與“無知這兩個含義相悖的詞語來形容並不為過。
考慮到自己的未來，日本大學生們開始把目光投向正在崛起的鄰國中國，他們學習漢語，研究中國的政治和經濟，但當被問及兩國之間的近代史，大學生們普遍又無知得可怕。
提問南京大屠殺發生的時間和地點是野中課上的常規問題，但能正確回答的學生只佔被提問者的十分之一。
“這不是學生們的責任。野中知道，問題的根源在於教科書對日本侵華戰爭的掩蓋和歪曲，這讓包括他這個戰後出生的人在內的舉國上下都對歷史並不了解。
而在野中看來，如果日本無法消除對歷史的“誤解，就無法與中國建立起真正的交流。
在一次有接近３０名日本學生參與的中國研修之旅中，一位清華大學女學生的“讓人刺痛的質問佐證了這一觀點。
“日本人習慣了嘴巴上的道歉，但內心真的有負罪意識嗎？這位中國學生的一句話，讓對發生在六七十年前的那場戰爭“幾乎不知情的日本學生全體沉默下來，不少人一臉委屈，卻又無法反駁。
更多的沉默出現在對戰爭遺址的實地探訪中。野中曾５次帶領學生去往南京周邊的一個村落，村裏的一塊石碑上，銘刻的文字述說了１９３７年１２月日軍入侵湖山時，給村民造成的災難，其中，６４名死難者、１５家絕戶等字眼，以及倖存者的講述，把被教科書掩蓋的戰爭傷疤揭示在日本學生眼前。
“政府不願意教的歷史，那就自己去調查。是野中作為記者信奉的原則，而作為老師，中國之旅的意義在於：“比起在日本學習，去中國探訪戰爭的遺跡，聆聽倖存者的聲音，能達到更好的教育效果。
兩年前，野中帶領日本學生沿著日軍在上海登陸、一路燒殺擄掠直到南京的足跡進行調查，探訪揚州倖存的慰安婦和被屠殺的亡靈。而在去年，在遼寧撫順的平頂山慘案紀念館，學生們見到了１９３２年日軍屠殺３０００名普通民眾的罪證。
最讓野中印象深刻的，是調查太平洋戰爭爆發後，日軍曾在河北等地實施的“三光政策。在侵華日軍掃蕩期間曾發生８０多人被殺害的“端村慘案的河北省安新縣端村，當８６歲的老八路平靜地講述當年所見的燒殺姦掠場面時，日本學生們從沉默轉為愕然，女孩子的抽泣聲此起彼伏。
講述持續到夜幕完全降臨才結束，差不多每個學生都深深鞠躬道別。這種悲慟的氣氛在調查其他地方時，也時常在日本學生中出現，但端村這次，野中教授感到格外心痛。
他的祖父和兩名伯父都曾參軍侵略過中國，其中，祖父死於實施“三光政策的掃蕩行動中。
舉國隱瞞的戰爭記憶
對於野中教授這個年紀的日本人，真實的戰爭記憶近在咫尺，因為那很可能就是他們上一代親人的個人記憶，但現實卻是，沒有參加過侵華戰爭的日本人幾乎並不知道他們的親人在中國做了什么。
甚至，在政府的宣傳中，日本對華的侵略戰爭被稱作“日中戰爭，讓人誤認為是兩國爭端。
“調查過的人都知道，是日本侵略了中國，中國沒有派一兵一卒來日本，也沒有對日本發動過戰爭，這是百分之百的侵略戰爭，這樣稱呼是不對的。野中說。
實際上，在日本侵略中國期間，日本國內媒體報道中對戰爭的目的進行曲解，對真實的戰爭場景進行美化宣傳。
出版於１９３７年１２月２０日的東京報紙《朝日新聞》登載了淪陷後南京的照片，在照片中，南京市民“排隊迎接“皇軍的到來，在拿著刺刀的日本軍人身邊，中國小孩子一臉笑容。
在整張報紙版面最顯眼的位置，寫著“皇軍進駐，南京迎來和平的主標題，副標題是“皇軍受到南京人民的歡迎。
而在當時日本的媒體輿論中，日本軍隊是為了從歐洲列強的威脅下保護中國的安全，才進駐中國的。“直到現在，仍然有一些日本人堅信這就是‘日中戰爭’的真相。野中說。
參與隱瞞日本侵華戰爭真相的，不止有政府，還有不少從戰場歸來的老兵。
每當說起自己的親人，野中教授的心情都很複雜，他的祖父和兩位伯父被徵召入伍後，全都“蒙了大難，除了死於施行“三光政策的祖父，他的一位伯父死在中國山西，另一位伯父在日本戰敗後，流放蘇聯，並遭拘禁。
“我的爺爺和兩位伯父，在日本都是非常安分守己的好人，絕不可能成為殺人犯，但是當國家命令他們入伍，命令他們去殺人，他們無法拒絕，從而在中國做了很殘忍的事。野中說。
“對於這樣的日本兵，或許在戰場上死去對他們是一種解脫。他說。
由於無法面對那種慘烈的行徑，戰敗之後回國的老兵對自己在中國的所作所為集體緘口不提。“即使有很少一部分日本兵鼓足勇氣，說自己在中國殺了人，他們也會遭到其他日本兵的語言指責和暴力，特別辛苦。野中說。
或許為了排解內疚，曾經到過中國的日本兵多數選擇用寫日記的方式記錄在中國的行為，這些日記在日本兵死後被發現，並集結成書。
在日本人藤原彰戰後出版的《記南京大屠殺的皇軍士兵們》一書中，從這些老兵的戰地日記出發，描寫了不少因為被徵兵而變成殺人惡魔的普通人。
“在許多日記中，都生動描述了那些熱愛家庭、過著平凡日常生活的農民和市民，被送上戰爭前線，經過反復地被命令去幹抓人、殺俘虜的勾當之後，不知不覺變得心狠手辣了。書中寫道。
野中認為，在那些日本老兵的內心深處，或許並不認為自己做的事情是正確的，所以在回國之後，才不願在親人面前提及在中國殺人的經歷。
“中國人那時把日本兵稱作‘日本鬼子’，對於倖存下來的不少日本兵來說，那是他們人生中最痛苦的時期。他說。
曲折難行的真相之路
從發現已經過世的祖父的日記開始，山內小夜子就開始感受到肩負維護歷史真相的責任。
山內的祖父也曾參加過侵華戰爭，後來因受傷而提前回國。在日記中，老人寫下了他作為一名運輸兵，於１９３８年１月參與了侵略南京的經歷。
“我當時很吃驚，原來老人家一直向家人保守著這個秘密。山內回憶起，每當祖父提起在中國的歲月，都會被愧疚和痛苦籠罩。“直到他去世的那天，他都沒能原諒自己。
戰後，在政府的宣傳和政要的言論中，不斷否認“侵華戰爭、“南京大屠殺等罪行，歪曲了普通日本民眾對戰爭的認知。
隨著老兵的日記被披露、出版，日本國內逐漸出現要求政府公佈戰爭真相的“不同聲音。１９７１年，中日尚未實現邦交正常化時，《朝日新聞》記者本多勝一前往中國採訪，回國後用一系列訪華報道揭露了日軍在中國的戰爭暴行，對戰後以“受害者自詡的日本產生了強烈衝擊。
２００１年，時任首相的小泉參拜靖國神社，次年，山內小夜子等２０００多人組成日本有史以來最大的訴訟團，在東京、大阪、福岡等地對向地方法院提起訴訟，而日本７所地方法院一致裁定，小泉的行為違反日本憲法第２０條規定的“政教分離原則。
今年初，山內小夜子等日本二戰死者家屬、宗教界人士和愛好和平國民共６００多人，再次發起對參拜靖國神社的日本首相安倍晉三的訴訟。
即使是針對狀告首相這麼“驚世駭俗的事情，大部分日本人的態度卻是漠不關心。實際上，不論是山內小夜子、本多勝一，還是如今仍活躍著的南京大屠殺史實調查者松岡環，甚至是已故美籍作家張純如，他們披露的真相都沒有成為日本民間對待日本侵華戰爭態度的主流聲音。
“大概估算下來，日本人中能夠客觀認識歷史的人大概只佔２０％，右傾化的佔２０％，其餘６０％是漠不關心，沒有既定的立場。山內指出，安倍上臺後，日本反戰及和平的民間團體聲勢減弱了很多。
而儘管曾被判決違背憲法，安倍最近幾次參拜靖國神社的行為得到了大多數日本民眾的支持。
“大多數日本人還是會把參拜靖國神社當做心理的慰藉。野中說，在日本人的宗教觀中，不論做過多么邪惡的事情，人死之後會化身成神佛，“日本首相去參拜，是對這種化身的承認。
野中認為，教科書和新聞媒體中對歷史真相的隱瞞，包括利用宗教達成政治目的，這些都體現了日本缺乏深刻反思戰爭的態度。
“甚至大多數日本人並沒有意識到自己是戰爭的加害者，他們保留更多的，是‘受害者’意識，比如廣島和長崎被投射原子彈後的慘痛爆炸、戰爭中食物的匱乏等。他說，如果日本不消除這種錯誤的歷史認知，就無法與中國進行更深刻的交流。
“我們大多數日本國民並未意識到，其實不知情也是一種罪。一次實地調查中，與“三光政策倖存者對話之後，一名日本女研究生在筆記本上寫道。（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