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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10月13日，刑法修正案（十一）草案（简称《草案》）二审稿提请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十二次会议审议，草案对法定最低刑事责任年龄拟作个别下调。
《草案》规定：已满十二周岁不满十四周岁的人，犯故意杀人、故意伤害罪，致人死亡，情节恶劣的，经最高人民检察院核准，应当负刑事责任。同时，统筹考虑刑法修改和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修改相关问题，将收容教养修改为专门矫治教育。
近年来，低龄未成年人实施严重犯罪的案件时有发生，《草案》的这一规定公布后也引发热议。
据一位参与过《草案》一次审议稿讨论的刑法学专家告诉界面新闻，下调刑事责任年龄的条款为二审稿新增，实际上第一次审议稿中并没有提及，当时有反对者认为，并没有数据显示未成年人犯罪较过去在数量上有明显变化，因全国范围内出现的几起极端个案，在立法层面做出回应并无必要。不过，这位专家也认为，此次立法机构回应民意诉求，有其更深的政策考量。
浙江大学刑法研究所执行所长高艳东对这一修改持肯定态度，此前他曾建议，对杀人、强奸等恶性刑事犯罪，将刑事责任年龄下调到8岁。
高艳东对界面新闻表示，从身体发育程度、心理认知水平看，当代未成年人的辨认、控制能力总体比以前更强，更早地具备了刑事责任能力。今天10岁孩子的认知水平，已经相当于1979年刑法制定时14岁孩子的水平。此前，民法总则已将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的年龄下限，从十周岁下调至八周岁，下调刑事责任年龄也是法律统一性的需要。
不过，中国政法大学教授、青少年犯罪与少年司法研究中心主任皮艺军表示，他并不同意“一刀切”调低刑事责任年龄的“重刑主义”思路，目前《草案》关于下调刑事责任年龄的规定，只是从程序和量刑方面对未成年犯罪进行处理，仍停留在对待成年人犯罪的思路上。
皮艺军介绍，未成年人犯罪问题属于少年司法体系处理的范畴，从犯罪学的角度来分析，对待未成年人犯罪应该是结合犯罪后果和犯罪原因综合评判，重视对犯罪原因的考量，是对待未成年人犯罪与成年人犯犯罪最大的不同。“比如未成年人杀人，要看他是受刺激、受人教唆还是反击校园霸凌，当然，如果是多次伤人、盗窃，主观恶性强烈，那就应该用刑罚管起来。”皮艺军说。
但是，高艳东指出，下调刑事责任年龄并不意味着把犯罪的未成年人都送入监狱，刑法修正案规定的“经最高人民检察院核准”程序，相当于检查机关提前介入，可控制一部分未成年人负刑责的范围，“如果被害人有过错，并且他确实有悔罪表现，或者心智发育不成熟，最高检未必会核准。”他同时建议，在下调刑事责任年龄的同时，还应该完善收容教养制度，让犯罪的未成年人能够得到强制教育。
高艳东说，目前刑法修正案做出的是对下调的程序规定，具体如何执行还需要细化规则和进一步的司法解释。他特别提到，对未成年人犯罪除了看后果，还要评估其心智发育程度，看是否达到承担刑责的状态。他建议，最高检在核准阶段，可引入心理学专家和医学专家，对未成年人嫌犯进行心理和身体状态评估。
皮艺军也建议，在最高检核准阶段，可以组织包括心理学、行为学、犯罪学等方面的专业人士，对未成年犯罪嫌疑人的心智和身体状况，进行科学鉴定和评估，而不只是交给司法机构决定。如果专家团队评估其达到负刑事责任标准，应借鉴国外的“恶意补足年龄”规则，交给成年人法庭审判。
“恶意补足年龄”是英美国家判定处于一定年龄段的低龄未成年人犯罪，是否具有刑事责任能力的一套规则。即若控方提出相关证据证明，该未成年人在行为实施时具有恶意，能够辨别是非、善恶，则可推翻其不具有刑事责任能力的推定，该未成年人应当对其实施的行为承担刑事责任。
“大连13岁男孩杀害10岁女孩案”受害方代理律师、北京田郭律师事务所律师田参军接受界面新闻采访时，对《草案》的最新修改也表示支持，认为这是对国际经验的借鉴，也是对近年来低龄未成年犯罪问题频发的回应。
2019年10月20日，大连13岁男孩蔡某某将邻居10岁女孩王某杀害并抛尸灌木丛。因蔡某某未到法定刑事责任年龄，警方对蔡某某实施收容教养3年。据多家媒体报道，凶手蔡某某当时身高已达一米七，体重接近140斤，体型已与成年人无异，也被指曾多次骚扰邻居女性。
田参军表示，蔡某某行凶时差两个月满14岁，如果按照《草案》的最新规定处理，显然蔡某某可能会负刑事责任。由于目前对蔡某某的收容教养尚在执行阶段，如果刑法修正案通过及时，并在溯及力方面有所放宽，蔡某某仍有被判刑的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