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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久很久以前，其实也就是在2019年，美国的婴儿潮一代（一般指出生于二战后1946-1964的人）与千禧一代（一般指1980年代和1990年代出生的人）之间持续发酵的世代摩擦引发了一场“战争”：互联网上充斥着“Ok boomer”（好了，婴儿潮一代）这句口号，这是年轻一代在向他们的父母——即婴儿潮一代，发出嘘声。吉尔·菲洛波维奇（Jill Filopovic）在她的新书《好了，婴儿潮一代，让我们聊一聊》（ OK Boomer, Let’s Talk ）中解释了她眼中这种紧张关系的根源：千禧一代过着与父母不同的生活，而且往往过得不如父母，婴儿潮一代则应为此负责。
她写道：“对婴儿潮一代的政策、决定带来的后果的审视，让这最伟大的一代（The Greatest Generation，1901年至1927年出生的一代）的子女们（即婴儿潮一代）被置于批判的目光当中。”她还补充道，这本书也需要被审视，“（这是）一份给婴儿潮一代的献礼——这一代人对即将由自己的孩子接管的这个世界感到忧心忡忡。”
这种审视来得太晚了。美国正处于代际转型之中，这种转型具有重塑我们的经济、家庭结构以及我们与政府之间的基本社会契约的力量。在这个收入严重不平等、社会和政治动荡的时代，我们很难不去责怪过去三十年来一直在掌舵的那一代人。这就好比爸爸妈妈好像买了一栋木屋，用纸装饰一切，随后拆除了洒水装置，点燃火柴，但他们却不明白为什么他们的孩子尖叫着说这房子着火了。
我们已经知道，千禧一代比父母对社会有着更高的容忍力、更倾向于支持政府在气候变化和医疗保健方面的重大行动，但比起年轻时的婴儿潮一代，如今的千禧一代拥有住房、创业的可能性较小。这本书解释了这些趋势背后的数据。吉尔·菲利波维奇解释道：这些数据揭示了为何“千禧一代在三十岁时的平均状态与你们（婴儿潮一代）三十几岁时的状态完全不同”。本书分为不同的主题（工作，住房，气候，家庭等），每个部分都包括详尽的研究，这些研究揭示了千禧一代如何经历了与他们的父母完全不同的成人生活。如果你打算在与家人视频通话时打一场口水仗，那么这本书是正是一座使用方便的武器库。
吉尔·菲利波维奇对性别、关系和家庭劳动不平等等问题尤其了解。书中探讨千禧一代如何过着不同的性生活、如何调整婚姻和子女问题，以及如何重塑核心家庭的章节尤其犀利。在这个总统大选之年，她的关于福克斯新闻如何毒害了许多痴迷电视的婴儿潮一代的研究有着特别的意义——如今，总统依仗着逐渐老龄化的白人婴儿潮一代的支持。本书包含有关经济、技术等方面的数据，这些数据将帮助千禧一代阐明自己这一代人的愤怒，并帮助婴儿潮一代了解他们自己来自何方。
《好了，婴儿潮一代，让我们聊一聊》
不过，吉尔·菲利波维奇并没有真正地控诉婴儿潮一代，也没有提出对千禧一代的命运的全新分析。她通过研究验证了如今已成为常识的事情：千禧一代比父母拥有更多负债，财务上更不稳定，更关心气候变化，且在个人和职业上的安全感更低。的确，吉尔·菲利波维奇是对的，我们可以通过带有世代色彩的视角来看待我们所面临的许多最紧迫的国家问题。不过，她经常话锋一转，讨论从健康趋势到罗曼·波兰斯基的其他文化问题，这似乎与世代冲突的核心问题并不那么息息相关。一些问题在她看来是专属于千禧一代的，例如搬到便宜的地方居住以确保家庭开支、牺牲兴趣以换取稳定的工作，这些问题不过是成年人痛苦的妥协，婴儿潮一代和X世代（1965年～1980年出生的人）也曾面对过这些问题。有时，这本书显得对婴儿潮一代和千禧一代之间的鸿沟不甚了解，而对一些普遍存在的问题有更多洞察。
这可能正是问题所在。吉尔认为，从令人负担不起的住房，到破碎的医疗保健系统，再到养家糊口的困难，美国几乎所有的系统性问题都是婴儿潮一代的错。她指出，虽然1960年代的种种社会运动常常被归功于婴儿潮一代，但这些运动主要是由1920年代和1930年代出生的人，而非婴儿潮一代领导的（尽管所有领导人都需要追随者，而其中许多追随者都是婴儿潮一代）。她认为，婴儿潮一代的真正政治遗产是1980年代的里根革命，以及随后几十年社保的萎缩（尽管许多婴儿潮一代投票支持里根，但他们并不需要对里根当选总统这件事负全责——他两次都赢得了跨越世代的压倒性胜利）。但总的来说，吉尔·菲利波维奇是正确的，婴儿潮一代的并没能承担起他们这一代人的责任：他们没有尽力应对气候变化、破坏了本可以造福子孙的对社会项目的公共投资，并带领我们进入了经济不稳定的新纪元——这个时代让婴儿潮一代的后人们更贫穷、更焦虑。年长的白人选民（其中许多人是对福克斯新闻上瘾的婴儿潮一代）直接造成了特朗普当选——这一事件被认为是“纸房子里点燃的火柴”。
尽管婴儿潮一代确实在很大程度上没能创造出一个更美好的世界，但吉尔·菲利波维奇冒着夸大这种失败的确切范围和性质的风险，最终将整个美国的社会不公正怪罪于他们。有时，她过分地简化了论点。比如，她在导言中写道：“总体而言，婴儿潮一代使我们迅速脱离了性别平等、种族正义和和平主义的理想。”的确，婴儿潮一代没有实现他们自己标榜的60年代理想，他们本可以做更多的事情来实现种族正义和性别平等，理想和现实间的鸿沟仍然存在。但是，不论是与1946年第一批婴儿潮出现时相比，与1960年代、1970年代时婴儿潮一代投身社会运动时相比，还是与1980年代时婴儿潮一代在政治上走向成熟时相比，在2020年的美国，种族主义和性别歧视已然少得多了。在整本书中，她体现出了某种千禧一代的倾向性——将不充分的进步与彻底的失败等同起来。的确，婴儿潮一代并没有为自己的孩子创造一个完美的世界，但他们也没有从父母那里继承到完美的世界。
千禧一代在一个由婴儿潮一代的优先事项、婴儿潮一代的态度以及婴儿潮一代的政策所塑造的世界中成长，但这个世界正在慢慢崩塌。这本书或许能帮助婴儿潮一代更好地了解千禧一代，他们或许真的能够做到这一点。风向正朝着有利于我们的方向转变。
本文作者夏洛特·艾特（Charlotte Alter）是《时代》杂志的美国国家新闻记者，著有《我们一直在等待的人：新一代领导人将如何改变美国》（The Ones We’ve Been Waiting For: How a New Generation of Leaders Will Transform America）。
（来源：界面新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