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体中文
1999年初，美国华盛顿大学一场篮球赛的中场休息哨声吹响，这时候，一个来自1927年的时间胶囊也随即打开了。在这扇通往过去的任意门中，人们看到了几份泛黄的旧报纸、一枚当年的十美分硬币、一本学生手册，还有一张建筑施工许可证。看到这些鸡零狗碎的东西，人群中嘘声一片，其中一个大嗓门的学生说，这些东西“太愚蠢了”。
对时间胶囊的大失所望似乎已经成了一种流行趋势，威廉·E·贾维斯（William E. Jarvis）在《时间胶囊：文化历史》（Time Capsule: A Cultural History）中总结道。他还提到了《洋葱日报》的一篇头条新闻，概括来讲，就是“最近出土的时间胶囊里塞满的不过是无用的旧玩意儿”。然而无论如何，时间胶囊还是弥散出了一种悲怆感，它把赤裸裸的现实摆在我们面前，未来的世界并没有我们想象中那么先进，发展来得也没那么迅速。与此同时，过去与当前的界限也不像我们所以为的那样，隔着十万八千里。
尼古拉斯·雷舍尔（Nicholas Rescher）在《预言未来》（Predicting the Future）一书中写道：“我们总喜欢隔着望远镜观察未来，正是如此，我们目之所及的东西都被拉大了，放到眼前。”换句话说，我们也举着望远镜的另外一端看过去，让事物显得比真实状况远得多，甚至有些东西直接就被我们忽略了。
科技领域也存在着同样的问题。我们曾经预言，未来会出现私人飞行汽车，但这美梦并没有成真。历史学家大卫·艾杰顿（David Edgerton）在《老科技的全球史》一书中提出，和被熏得乌黑的20世纪相比，到了21世纪早期，煤炭在消耗能源中仍占据大头，而蒸汽机在20世纪的重要性则更甚于其普及发展的19世纪。
奇怪的是，当我们谈到文化的时候，总愿意相信未来的文化和现在不会有多大差别。试想，在未来的某一天，你会住在什么地方？你要穿什么衣服？你会喜欢怎样的音乐？
这个人很有可能和你现在的自己并无二致。正如心理学家乔治·罗温斯坦（George Lowenstein）所说，社会上存在一种“投射偏见”（projection bias），也就是人们“倾向于夸大他们预期的未来与当下品味的相似程度”。
举个例子，在一次实验中，工作人员问一些参与者，如果他们当下最喜欢的乐队会在10年后举办一场演出，他们愿意花多少钱；另一批受访者被提问的问题则是，如果他们10年前最爱的乐队要举办一场演出，他们愿意付多少钱去看。研究表明，“为了满足当前的偏好，参与者愿意为未来的机会超额支付很大一笔钱。”学者们将其称为“历史终结的错觉”（end of history illusion）：人们相信自己已经走到了某种“转折点时刻”，那时候他们已经成为了真正的自己。弗朗西斯·福山在1989的论文《历史的终结？》（The End of History?）也提出了相似的观点，探讨西方世界的自由民主是否已经成为社会进化的终点。
这种对未来的过高预期或是估计不足，植根于我们如何想象将来。“未来学几乎总是错的，”历史学家朱迪斯·弗兰德斯（Judith Flanders）说，“因为它很少考虑到我们的行为变化。”她还补充说，我们观察的东西就错了：“我们关注的是通勤的交通工具，而不是工作的具体形式；我们只看到科技本身，而没注意到自己的行为是如何随着科技的嬗变而产生变化的。”这样一来，预测我们会成为什么样的人，远比预言未来我们能做的事要困难得多。
尽管亚马逊正展开实验，用无人机等高科技来运送货物，但它的许多“即日达”产品依然是通过自行车来运送的 图片来源：Gibson Pictures
罗温斯坦和他的同事们作了个类比，饥肠辘辘的人总会点太多东西，不管自己能不能吃得下，人们预测未来的时候也总喜欢关注那些（用行为经济学的话来说就是）当下就非常显著的东西，想当然地认为它在未来还会发挥不可估量的作用。但如今最瞩目的是到底是什么呢？其实就是那些标新立异的、具有“颠覆性”而且能够一眼看穿的新科技。
理论家纳西姆·尼古拉斯·塔利布（Nassim Nicholas Taleb）在《抗脆弱性》（Antifragile）中写道，“我们总是关注到变化和更迭，而忽略了那些在生活中扮演重要角色、但相对稳定的东西。我们依赖水一定更甚于手机，然而因为水是静止不变的，而手机却不断更新换代，所以我们倾向于认为手机发挥了更大的作用，实则不然。”
由此得出的结果是，我们开始思考，在某些科技到来之前自己的生活会是怎样的光景。然而正如经济学家罗伯特·福格尔（Robert Fogel）的那句名言，就算人类没有发明火车，我们的生活还将一如往常，平稳运行，通过船只和运河来输送货物。还有另一种情况，我们总是认为现代科技的进化是上天注定的，然而真实情况是，科学的进步往往是出乎意料的随机事件。打个比方，Instagram最早脱胎于一个像Yelp（美国最大的点评网站）这样的APP，原名叫作Burbn，你可以上传照片，表达你的看法。与此同时，短信最初也不过是短消息的检测方式——要是只为了简单交谈，谁会愿意在密密麻麻的一个个小格子上敲字呢？
交通工具的演变也许可以为未来主义预言热代言了，它背负着一种将来实现梦想的不切实际的希望。也许因为我们每天上下班都苦不堪言，才时时记得，“出行”（travel）和“痛苦”（travail）的词根都是一样的。飞行汽车还没能来到跟前，人们哀叹连连，但我们惦记的却只是童年梦想（为什么我还没有一辆这样的车？），却忽视了大量的外在因素——比如拥挤的空中交通——如果飞行汽车出现的话，空中交通的死亡率也许会高于路面驾驶。
汽车公司打包票称“自动驾驶汽车”在将来会让我们的生活方式改头换面。但我们先把这个放在一边，纵观历史，你就会发现人们总在努力将每日的通勤时间固定下来。“移动走道”——也就是可移动的人行道设计，其初衷是改变城市里人们行走的速率，然而今天它们却大多被铺在机场里，以一种比正常行走还慢的速度运输着静止站立的旅客。因此，在我们思考未来交通的时候，必须牢记在心，我们今天所使用的交通工具中，大多使用的都是一些老旧的科技。亚马逊正在试验无人机送货，但其‘即日达’服务之所以能在美国市区里穿梭自如，还多亏了一项十九世纪的杀手锏：自行车。
艾杰顿还指出，那些酷炫的新装置新设备会“改变世界”这种“以创新为核心”的世界观不仅仅指向未来，也同样适用于过去。他写道：“马匹为纳粹做出的贡献远高于V2火箭。”但我们往往会注意到最新发明的东西，而不是实际生活中使用的老朋友。
一位未来主义者介绍说，上世纪60年代有一部关于“未来办公室”的电影对现代办公室作出了预测，和今天的情况大致相仿。但他忽略了一个很重要的元素：他构想的未来办公室中没有女性的身影。
目光转向最近的科技创新，我们也往往会夸大其重要性，以为这些技术能加速未来的根本转变，就像我们对谷歌眼镜的期望一样。这样一来，回头反思的时候，我们审视的目光也就扭曲了，于是这些科技还没成熟就落得一个淘汰的下场。人们对不久的将来进行预测，大多来自新与旧科技的交融改良，而不是天花乱坠的未来黑科技，比如在《银翼杀手》中，计算机能进行语音识别，但其实早在二十世纪40年代，贝尔实验室就已经开始用人声频谱进行分析了。那些描绘着整齐划一的未来主义世界的电影其实没多大说服力，就像历史古装片一样，街上的车子都是完美的标本（毕竟能保留下来的就只有这些）。但事实是，肮脏、污渍和损毁是历史的一部分，也是未来的一部分。
痴迷于现代创新的人们不仅倾向于夸大科技对未来的影响，还会夸大其在当下的作用。我们总觉得要是时光倒流几十年，那时我们绝不可能想象出今天的生活会是什么样。“二十世纪之初的人做梦都想不到半个世纪过后，交通方式会发生怎样的改变”之类的文章数不胜数。然而在1900年，齐柏林的飞船就已经在天际翱翔了；一年前的纽约，一场汽车事故夺去了第一个行人的生命。“空中旅行”、“汽车将彻底改变街道生活”，这些概念真的如此超乎想象吗？还是说这些只不过是对当下的沙文主义，彰显着我们对“原始”的先辈们没底气的傲慢？
“当我们思考信息技术的时候，往往会忘记邮政系统，忘记电报、电话以及电视，”艾杰顿在书中写道，“当我们给网购唱颂歌的时候，却对邮寄服务视而不见。”举个例子，1995年的电影《网络惊魂》早就大胆预测了在线下单点披萨，比真正出现早了几十年。但我们在解读这部电影的时候忽略了一个问题，即这一概念到底超前多少：其实上世纪60年代就已经实现通过电子通讯设备实时订一份披萨了。而当我搭地铁来到咖啡厅，读到这篇文章然后线上转给远在别处的编辑，我所做的这一系列事情在上世纪20年代的纽约同样也能完成——乘坐同一条线路的地铁，走去罗斯福兄弟咖啡店，然后发出电报，虽然效率没今天这么高。不过效率的提升对我个人而言到底有没有裨益，亦或许只是让我干更多的活，拿更少的工资？这都另说。重点是，相比于未来实际发生的改变，我们往往期待更多，因为在我们想象中，生活应该比实际上有更多的改善。
朱迪斯·佛兰德斯在《“家”的起源》（The Making of Home）一书中顺口一提，描述了17世纪日记作者塞缪尔·佩皮斯（Samuel Pepys）日记中的一个叫作“痰围”的东西，她的猜想是，这是一片贴在痰盂周围墙壁上的覆盖物，防止痰液溅到墙上。她在书中介绍了一种所谓的“看不见的家具”（invisible furniture），这就是一个例子。我们都知道痰盂为何物，但它却鲜有出现在文学记载中，艺术作品中也极少描绘。所以我们往往会忘记，吐痰是件多么普遍的事，即便在现代文明社会也是如此。
佛兰德斯还指出，美国确确实实曾经在火车、车站和站台这些场合对哪里可以吐痰做出过规定。1917年卫生委员会在华盛顿特区举办会议，要求火车车厢要“提供充足的痰盂”。今天，不管是“痰盂”这个词，还是这个物件本身都已经淡出人们的视线了。它的消失并不是因为这种技术已经被淘汰，而是源于我们行为的改变。
过去与未来的差别虽然在科技层面上看起来比实际差距要大，但不同时代的文化差异则更为惊人。佛兰德斯曾经还担任过电子游戏《刺客信条》的历史顾问，当时她就得一遍遍敲打作者们把“干杯”（Cheers）这个词从脚本上删掉，因为“人们直到20世纪才开始使用这个词”。于是设计师们就想知道当时人们说的是什么。“他们脑子不大绕得过弯，没有意识到大多数时候人们啥也不讲，直接一口闷。因为今天说祝酒词再正常不过了，所以我们很难接受这个事实，在过去好几百年的时间里，人们觉得在喝酒之前说什么都没必要。”
历史学家劳伦斯·塞缪尔（Lawrence Samuel）将社会进步称作是未来主义的“阿喀琉斯之踵”。他认为人们已经把阿诺德·汤因比的忠告忘得一干二净：推动历史变迁的不是现有的科技，而是人类的思想。科技对人类的改变常常远非我们所想。比如说移动科技并不是“消亡距离”的黎明，只不过是进一步增强了城市生活的力量。洗衣机不仅将妇女从苦力活中解放出来，社会心理学家妮娜·汉森（Nina Hansen）和汤姆·波斯特莫斯（Tom Postmes）认为，这一转变也在两性角色和两性关系方面点燃革命之火。但是他们还写道：“这些都并没有加速女权主义的发展。对科技的适应将一种新的角色带到人们视野中——家庭主妇。中产阶级女性并没有利用这些空闲时间来反抗社会建构，甚至也没有利用好自己的独立。”相反，这两位作者认为，这些女性只不过又回到了从前属于佣人的工作岗位上。
如果把观察的客体拿走，脱离历史的视角，那么这种历史行为就失焦了。展望未来的时候，也会遇到相似的问题：你的课题就近在眼前，但其行为产生的影响却被忽视了。《杰森一家》（Jetsons）中演绎了如何将饭压缩进一颗药丸里，却忽略了真正发生改变的东西：稳定工作的概念，以及午餐所象征的社会仪式。
一位未来主义者介绍说，上世纪60年代有一部关于“未来办公室”的电影对现代办公室作出了预测，和今天的情况大致相仿，但他忽略了一个很重要的元素：他构想的未来办公室中没有女性的身影。人们在上世纪50年代想象着一家人在自动驾驶汽车上玩棋盘游戏，而带着尾翼的车子则在高速公路上疾驰。今天，70年过去了，自动驾驶汽车也实实在在出现了。可我们怀疑这些车子只不过会提高有效生产的时间，换言之就是延长工作时间。从某种意义上讲，自动驾驶汽车已经来到人们身边，但现代文明还未曾降临。
为什么预测文化转变如此艰难？在我看来，长久以来，我们一直忘记了它确乎发生过改变。现状偏差（status quo bias，是情绪性地倾向于维持现状的一种认知偏差）统治着我们的心理。社会学家基兰·希利（Kieran Healy）表示，“直到现在，文化还只解释了为什么事物维持现状，而没有解释变化产生的动因。在人们的理解中，文化是一块被动内化规范的巨石，由社会化所改变，被传统所推崇。文化常被看做一股抑制的力量。”
当文化发生改变时，引起突变的事件可能非常随机和琐碎。查尔斯·杜希格（Charles Duhigg）在《习惯的力量》中讲述了美国同性恋平权运动中一次里程碑式的事件——当年美国国会图书馆的书籍中，将同性恋运动视作“非正常性关系乃至性犯罪”，而后来改成了“同性恋——同性恋解放，同性恋权利运动”。这看起来微乎其微，但在社会活动家的宣传之下，则为更显著的变革铺平了道路——一年以后，美国美国精神病协会也停止将同性恋定义为精神病。杜希格引用了一位组织心理学家的话：“一系列微小的胜利并不一定会平滑、连续地相互串联在一起，但每走一步都能显而易见地看出，我们离预定的目标又近了一点。”
对于未来，我们或许也能采取同样的态度。
（来源：界面新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