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澎湃新闻记者 汪伦宇
意大利贝加莫。资料图
“我已经不大相信官方数字了。”32岁的贝加莫人雷加佐尼告诉澎湃新闻（www.thepaper.cn），“根本就没有做足够的测试，现在的数据没有任何意义。”
距离他的住所不足五十米，就有一名邻居因为“流感”居家隔离了两周。“他从来没有测试过，我怎么知道那是不是‘流感’呢?”雷加佐尼说。
贝加莫市市长乔治·戈里 （Giorgio Gori）22日对媒体表示，该市新冠肺炎死亡患者大约有四分之三（75%）生前尚未确诊，就已经死在了家中。
若不是因为疫情，很少有外人会将目光投向这里。近一个月以来，贝加莫省一直是意大利疫情最严重的地区。每日新增确诊数最高能达到600多人，目前该地已有近7000人确诊。截至3月24日，意大利全国共有确诊新冠肺炎病例69176例，其中6820人死亡。贝加莫省共有居民110万，约占意大利全国人口的六十分之一，但确诊人数却占全国的约十分之一。
“在这里，几乎人人都有感染了新冠肺炎的亲朋好友。”雷加佐尼说，每日都有呼啸着的救护车从楼下急速驶过，但他并不知道车上载的是寻医的居民，还是已经在家中去世的患者。
在拥有约12万人口的省会贝加莫市，一切都停了下来。春日暖阳照旧，只是往日如织的游人仿佛凭空消失。近郊山顶上的中世纪古堡无人光顾，似乎重回废弃状态。
为什么是贝加莫？
贝加莫坐落于富庶的伦巴第大区，向西距离大区首府米兰仅有三十多公里。往东三十多公里，则是同样遭受疫情侵袭的小城布雷西亚（Brescia）。而在意大利疫情之初频频见诸报端的小城洛迪（Lodi）、克雷马（Crema）和科多尼奥（Codogno）则均位于贝加莫以南五十公里之内。
贝加莫市距离米兰、布雷西亚、洛迪、科多尼奥等地都很近
这个区域可谓是意大利北部的交通要冲，称为西欧十字路口也不为过。北面越过阿尔卑斯山即是瑞士，最短直线距离不到50公里。贝加莫市与法国、奥地利和德国国境线的直线距离均在200公里以内，离巴尔干国家斯洛文尼亚和克罗地亚也不过200多公里。
如此优越的交通条件带来了频繁的跨国交流，雷加佐尼妹妹叶莲娜的经历便是缩影。疫情期间，从事文物保护的叶莲娜选择在工作和生活了四年多的巴黎坚守，暂不回家。
“很多在外的贝加莫人作出了同样的选择。”叶莲娜说，“我平时一个月会回两次家，但现在回去不是好主意，尽管巴黎的情况也在恶化。”
从2月开始，贝加莫所在的伦巴第大区逐渐成了重灾区，但该地最初只是一个病例的输入地。在法国、德国之后，意大利在1月31日就监测到了最早的两例输入性新冠肺炎病例，随后政府就宣布了紧急状态。
2月21日，持续了二十天的“平静”被一名在科多尼奥确诊的病人打破，他据信是意大利第一个本地传播病例。这名病例后来被意大利卫生部门定义为引发了北部地区大规模感染事件的“1号病人”。
“贝加莫地区的集中爆发特别值得注意。洛迪、克雷莫纳（Cremona）都是早期出现确诊病例的地方，它们距离贝加莫分别是40和60公里。”贝加莫圣佛朗西斯科医院的西尔维娅·比格娜米妮医生告诉澎湃新闻。2月下旬，她不幸在院内被感染，治愈出院后目前正居家隔离。
“在贝加莫之后，30公里外的布雷西亚（Brescia）也爆发了疫情。目前还没有充分的科学证据和分析来解释为何新冠肺炎在此地集中暴发。”比格娜米妮说。
根据意大利媒体的报道，贝加莫市民将目光落在了省内的两个小城镇Alzano Lombardo和嫩布罗（Nembro），不少人认为病毒从那里传入了贝加莫市。这两个小镇各有1.3万左右的人口，工厂林立，聚集了数百家拥有广泛国际联系的企业。然而，这里也是意大利全国感染最严重的地方。早在今年1月，Alzano Lombardo的一家医院里就出现了一个双侧间质性肺炎重症病例，但当时没有引起人们的注意，关于该病例是否为新冠肺炎的争议至今也未停歇。
自2月23日开始，Alzano Lombardo的医院里出现了越来越多的确诊新冠肺炎病例，而其中有大量病人是在医院内被感染。当地居民罗伯托·博纳西向比利时媒体RTBF讲述了亲人被感染的经历：他的叔叔脚踝扭伤后去医院寻医，罗伯托的表兄在一旁照看，但两人都在医院内被传染了新冠病毒。
“（感染后）他们就一直在家呆着，没有人管。”罗伯托说，“直到双双死在家里，他们都没有得到医治，也没有获得亲人的安慰和拥抱。”
贝加莫市的情况则在2月下旬突然恶化。比格娜米妮医生所在的医院开始接诊新冠肺炎患者，她随后也不幸被感染。
“我们医院在2月26日接诊了第一例病人。她是在附近一家养老院工作的护士。她说自己和一名确诊病人的亲属接触过，于是我决定给她做测试。”比格娜米妮说，“她的检测结果过了5天才出来，呈阳性。不过那时养老院里已经有很多老人出现了发热和肺炎症状。”
“在我们医院所在的区域，疫情从养老院开始‘爆炸’。我们根本没有足够的时间去准备。在过去的两周里，确诊数量猛烈增长。”她说。
在贝加莫市长戈里看来，疫情在他的辖区里暴发与一场足球比赛有重大关联。2月19日，离贝加莫仅三十公里的米兰举行了一场意甲亚特兰大队与西甲瓦伦西亚队的对决。亚特兰大是贝加莫的本地俱乐部，这场比赛吸引了4万名贝加莫球迷前往观看。
“那天晚上体育场和周围的酒吧里被挤得水泄不通。”戈里在视频采访中告诉意大利媒体，“其中肯定发生了严重的聚集性感染。”
在比赛结束的第二日，科多尼奥地区发现了一名确诊病人。比赛后的第四日，Alzano Lombardo发现了一例确诊，成为目前所知的贝加莫省首个病例。在那之后，疫情开始在伦巴第地区爆炸式发展。
检测之殇
除了病例数字猛增，死亡率居高不下更使原本平静的小城充满了悲情色彩。一周多以来，一个又一个悲伤的故事出现在意大利和国际媒体的头版：教堂的丧钟每日敲响、军队出动装甲车搬运亡者遗体、讣告登满当地报纸、医护感染医院极限承压。
贝加莫最大的公立医院教皇若望23世医院医学部副主任斯特凡诺·法焦利（Stefano Fagiuoli）连续工作十多天后被确诊。隔离期间发布视频向社会求助。
官方统计数据显示，贝加莫的病亡人数明显高于其他地区，但包括贝加莫市市长在内的很多当地人都认为，真实死亡数字还要远远高于统计数据。
按照官方统计，截止3月24日晚，贝加莫省共有6728个确诊病例。市长戈里22日表示该市新冠肺炎死亡患者大约有四分之三生前未确诊，就已经死在了家中。
戈里说，通过对贝加莫所辖12个市镇的死亡病例统计分析，数据显示，死在家中和入院病逝的患者比率为3比1。也就是说，医院每出现1例死亡病例，贝加莫就有3个尚未确诊的患者死于家中。
事实上，在贝加莫近7000个确诊病例中，只有重症患者有机会进行病毒检测。医生会让那些出现了症状、但呼吸正常的患者在家中隔离，他们无法得到测试。很多死在家中的患者，至今尚未纳入确诊或死亡病例的官方统计数据。
雷加佐尼的“流感”邻居因为没有出现重症，得不到核酸检测。两周多来，他的饮食起居靠家人照料，亲属将食物放在房间门口，供他自行取用。
“医院早就水泄不通了，如果不是重症，你根本进不去。”雷加佐尼说。
在罗马工作的心脏外科医生潘小兰告诉澎湃新闻，在目前阶段，政府已经不对轻症者进行检测，只有症状较明显的患者才能做核酸检测。“这是为了避免医院出现挤兑现象。”潘小兰说，“贝加莫等地的医疗系统已经严重过载，收治能力濒临极限，限制检测也是无奈之举。”
不过，测试不仅仅是一个技术问题，政治同样牵扯其中。《纽约时报》此前报道称，在检测问题上意大利中央和地方之间存在较大分歧。
疫情初期，意大利北部一些地方政府采用了比较激进的战术，全面铺开测试。并尽可能地追溯确诊患者的接触史。但后来该国中央政府没有接受这种策略，决定只测试有明显症状的人。
“曾有人说（意大利）确诊人数很高的原因是我们的测试数量多。这种说法是错误的。”意大利国家健康研究所传染病部门负责人吉欧瓦尼·雷萨告诉《纽约时报》。
在中央政府的政治压力下，地方只能改变做法，只检测有明显症状者。雷萨抱怨，直到如今，政客和科学家们依然在激辩检测方式。截至3月20日，意大利全国共检测了超过18.2万人。
患者渐现年轻化趋势
意大利高级卫生研究所的统计数据显示，在3月中旬时，意大利全国死亡病例的平均年龄为80岁，而患病者的平均年龄约为65岁。当时仅有两名40岁以下的病亡者。其中一例是一名39岁男性，患有精神病、糖尿病和肥胖症。另一个39岁的女性也患有一些基础病。
据意大利《共和报》3月23日报道，意政府新冠疫情科学技术委员会的医学专家罗伯托·贝纳贝指出，在病毒来袭的时候，不少老人身上已有两三种疾病，因此毫无抵抗能力。
《共和报》援引意大利统计数据称，本次疫情中的意大利死者，有一半在染上病毒之前就患有其他疾病，主要包括高血压、心脏病、呼吸障碍、糖尿病等慢性病。身体完全健康的人则很少患新冠肺炎死去，只有1.2%的死者被认为在染上新冠病毒之前身体处于健康状态。
意大利的老龄人口比例偏高，患有慢性病的人数多。意大利全国有超过四分之一的人口在65岁以上，且全国40%的人患有至少一种慢性病。贝纳贝分析称，尽管意大利人平均寿命达83.6岁，在欧洲国家中数一数二，但其平均健康寿命仅为61岁。
意大利政府曾在2016年制定了一项慢性病救助计划，要求各大区为高血压、心脏病、糖尿病等疾病的患者提供帮助，但计划迟迟没得到资金注入。
贝纳贝透露，除了中央政府，在地方层面，时任伦巴第大区主席马洛尼曾自主推出一项计划，希望为慢性病患者提供一些最低标准的医疗救助。但时至今日，该计划在伦巴第的覆盖率极低，在贝加莫地区仅有7.9%的慢性病患者被纳入。
疫情发展至今，年轻人和中年人感染病毒的问题也浮出水面，这在重灾区贝加莫尤其严重。据安莎社3月24日报道，贝加莫有至少1800名30到40岁之前的新冠肺炎患者。
比格娜米妮医生的医院最初的接诊病患来自临近的养老院，然而她坦言，近来出现了越来越多的年轻患者。“我的同事告诉我，不少病人年龄并不大，他们才40、50岁，身体之前也没有什么基础病。”比格娜米妮说。
“同事的描述让人害怕。一个还比较年轻的男人，像搁浅的鱼一样猛吸着空气，粉红色泡沫状的分泌物不断从管子口和嘴里流出来，太吓人了。”她说。
极限压力下唯盼“拐点”到来
23日，葬礼在伦巴第的一处公墓中举行，逝者未被隔离的亲属参加了葬礼
27岁的志愿者萨拉是贝加莫省布雷西亚人。她还是医学院学生，但已身处抗疫第一线。作为当地医院的志愿者，她每日都携带对讲机，负责在医院门口引导病人。如遇出现疑似症状的患者，她必须立即联系上级，并马上把口罩分发给患者。上级知晓后，她会引导来人进入医院。
“最近十天以来，几乎每天我都会碰到几个出现发热症状的来访病人。”萨拉告诉澎湃新闻，“他们基本上都是家属开车送来的，其中有些人来的时候没有任何防护，这时我会先给他们发个口罩，然后再让他们把车开去发热门诊。”
尽管每天都与发热患者接触，但萨拉的防护措施并不齐全。她仅仅佩戴了普通外科口罩，也没有护目镜。“防护物品要优先保证一线医生和护士们的供应。”萨拉说。
对于一线对抗病毒的医生们来说，严格符合标准的防护用具在关键时刻能够拯救生命。比格娜米妮回顾自己的感染经历，指出院内感染的危险性极高。
“你不知道谁身上有病毒，可能是患者，也可能是你的同事。如果是后者，他们或许没有表现出任何症状。”比格娜米妮说，“你很可能有松懈的时候。和同事在一起的时候，最容易放松警惕。”
“因此必须时刻佩戴好防护用具。吸取了之前的教训，现在我们医院里采取了高于世卫组织建议的防护标准，所有医护一律佩戴N95或FFP2口罩和护目镜。”她说。
之前发生的院内感染不仅在医护人员中造成了不小的恐慌心理，本身也是死亡率高的一个诱因。
据意大利媒体报道，马里奥·奈格里研究中心的雷穆齐（Remuzzi）教授认为，贝加莫地区患者大量死亡可能有两个原因。首先是因为医院已经人满为患，床位不够导致有的人得不到医治。另外，医院已成为感染发生地，很多人害怕在医院染上病毒，因此选择了居家隔离。然而，当他们感到病情已严重恶化时再去寻医，已经来不及了。
在疫情初期，由于防护不到位、人员流动控制力度不够，贝加莫省付出了惨重的代价。
在2月的前3周时间里，Alzano Lombardo送别了72位居民。镇长贝尔托奇无法理解为何政府不在2月底甚至更早就宣布全面封锁Alzano Lombardo。他认为，在科多尼奥被封城的时候，属于贝加莫省的Alzano Lombardo应该立即效仿。
“公卫部门和专家当时给了政府建议，希望能封锁Alzano和其他一些贝加莫省的城镇。”贝尔托奇告诉意媒，“然而，政府犹豫了4天。那时我们已做好了准备，只要上级一声令下，就可以立即封城。但我们白白等了4天，之后情况就急转直下。”
在一线作战的比格娜米妮医生同样认为贝加莫地区的封锁不够及时。在她看来，贝加莫的经验和教训说明，只有及早限制人员流动才能有效孤立和封锁病毒。
“我所知道的是，自2月中旬开始，贝加莫地区的确诊病例数迅猛上升。然而，那时依然没有法规和命令来限制本地的人员流动，人们可以继续活动。”比格娜米妮医生说，“后来确实出台了一系列封锁城市乃至‘封国’的举措。它们对限制米兰、罗马等大城市和南部地区的疫情很有帮助，但可惜的是，对贝加莫地区来说已经太晚了。”
英国流行病学专家、牛津大学终身教授陈铮鸣此前在接受澎湃新闻采访时则表示，政府的应对力度不够和民众的大意是意大利多地“失守”的主要原因。
“虽然意大利是最早采取防控措施的欧洲国家之一，但是这些举措可能给他们带来了盲目的安全感，反而大意了。而且更重要的是，这些防控措施具体落实的怎样才是关键。”他说。
3月20日，中国赴意大利抗疫医疗专家组奔赴贝加莫市，与当地主要收治新冠肺炎患者的大型医院急诊、重症、感染、护理等科室负责人见面交流，介绍中国经验，并对医疗救治提出问题与意见。
另一方面，在不断加码的防控措施之下，贝加莫的居民们逐渐开始习惯疫情的隔离生活。
“我们没有和普通意大利人一样在阳台上唱歌。在贝加莫，阳台总是空着的。”雷加佐尼说，“我每天都做的，就是查看最新的死亡数字，并希望拐点早些到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