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体中文
近期，美国总统特朗普在与俄罗斯外长会面时透露机密信息一事，可谓一石激起千层浪，不仅引发美国国内媒体骂声一片，成为特朗普“通俄门”的又一旁证，也让美国的盟国心惊胆战，开始重新评估与美国之间的情报共享机制。
作为被特朗普“出卖”的当事方，以色列情报机构必然对此事大为光火，但碍于美以之间不对等的地位，这种冤屈也只能咽到肚里去了。
特朗普真的错了
事件起源于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5月上旬对美国的访问。访问期间，拉夫罗夫和俄驻美大使谢尔盖·基斯利亚克在白宫拜会了特朗普。在双方就俄美关系交换看法的同时，特朗普意外提到美方最新掌握的情报显示“伊斯兰国”试图用手提电脑炸飞机，并向俄方讲述了相关细节。这一段内部谈话数日后被美国媒体披露。
据《华盛顿邮报》称，该情报来源于美国盟友，美国是通过情报共享机制得知的。之后，不少证据将情报的来源方锁定为以色列，并称情报很可能是最高等级的机密情报。特朗普事后公开回应称“没有告诉俄罗斯情报来源于以色列”，恰好证实了媒体的诸多猜测。
美国媒体认为，此事将给美国的国家安全带来巨大威胁，因为俄罗斯是美国和以色列在中东主要战略对手伊朗的伙伴。特朗普方面却认为此事是媒体“无中生有”，美国总统“完全有权力这么做”，并指责美国媒体泄露这一信息才是更为危险的举动。
特朗普说的不假，美国总统有言论自由，但也需要承担相应的后果。从此次事件看，特朗普缺乏行政经验的短板被充分暴露，甚至有可能上了俄罗斯方面的“套路”。美国总统即便有权力与他国政要分享情报，也需要分清场合、内容、对象和目的。特朗普显然缺乏基本的情报素养。
其一，情报的机密程度应与知悉范围成反比。 特朗普与拉夫罗夫的会面虽然没有向媒体开放，但参与人数众多。人多嘴杂，如此敏感的消息很难严格保密。而特朗普向俄方透露的“最高等级”情报原本鲜为人知。外界虽然关注到美国突然禁止中东多国赴美乘客托运笔记本电脑，但一直不知道其中缘由。此次特朗普将情报公之于众，虽给了公众一个交代，却也让恐怖分子清楚了美国的情报能力，并可能随之改变策略。
其二，情报不仅包含字面本身的内容。 特朗普认为自己仅仅与俄罗斯方面分享了信息，把这份情报当作与俄方套近乎的一个谈资。但说者无心，听者有意，俄罗斯方面完全可对情报内容开展“逆向工程”，最终找到情报的最初来源。重要情报多为内幕信息，知情人员很容易甄别，即便美国方面没有告诉俄方情报来源，俄方也能够通过信息排查很快发现线索。
其三，情报共享是决定国家间关系性质的重要标准。 如果此次特朗普“泄密”的对象不是俄罗斯，而是日本或沙特，可能都不会引起如此大的风波。也许特朗普天真地认为俄罗斯得到情报之后会对美感激，据此完善航空安全措施。
但是，俄罗斯更可能的做法是联系叙利亚、伊朗，找到这个内应，进而要求其与俄方合作，甚至拿其作为筹码与“伊斯兰国”交易。谍战之中无禁区，即便是最亲密的盟友之间在这一领域也交锋激烈，而俄罗斯当前仍然属于美国的“准敌人”，更会不择手段地榨干这一情报价值。
其四，情报分享需要有鲜明的目标。 情报并非不能“出售”或“赠予”，但应当服务于特定的目标，换取直接的好处。此次特朗普与拉夫罗夫会面的核心议题是如何缓和美俄关系、促进两国在叙利亚和乌克兰问题上的合作。如果是俄罗斯拿着特朗普的把柄逼迫其让步，那么“泄密”还情有可原，但此次“泄密”更像是特朗普拿着情报自我炫耀。
受伤的美以情报共享
以色列情报机构肯定没有想到自己辛苦得来的高价值情报会成为特朗普的“谈资”，更没有想到此事会广为人知，暴露了以色列已经在“伊斯兰国”安插可靠眼线。美以情报共享已有数十年历史，从未出现过此类“意外事件”。尤其是特朗普自上台以来一直希望修复与以色列之间因伊朗核协议造成的不快，这一事件的出现就显得很不是时候。
美以情报共享始于冷战后期。与北约盟友和“五眼联盟”等其他传统盟友相比，以色列在冷战后期才决定站在美国一边。1981年，美国与以色列签署针对苏联的战略合作备忘录，其中包括两国军情部门交换针对“苏联威胁”的情报信息。
在此之前，美国与以色列虽然官方关系亲密，但双方各有戒备。上世纪60年代，以色列曾瞒着美国建设核设施，向美国提供虚假情报。1967年第三次中东战争期间，以色列曾误击美国情报侦察船“自由”号，造成34名美国大兵身亡。
美以情报共享启动后，既有双方紧密配合建立奇功的事迹，也有双方暗自争斗引发的丑闻。美国方面主要希望借助以色列在中东地区和全球犹太社会建立的广泛人力情报网，获取美国传统技术手段难以得到的“第一手”信息。以色列则希望用情报共享绑定美国的安全保障，借助美国在中东地区的行动能力，来对付以色列最担心的地区对手。
1983年美国驻黎巴嫩大使馆爆炸案发生后，美国撤出了大部分在中东的情报力量，主要依靠以色列方面提供的信息。1989年，以色列将一架叛逃的苏军米格23战机交给美方检查，美国借此获得苏联主力战机的重要情报。另一方面，以色列也借着情报共享之机在美国发展“内线”，试图获取美方最先进的情报技术。1987年，一名犹太裔美国国安局情报分析师因将美国信号情报（又可称为技术情报）的指导手册直接交给以色列情报机构而被捕。
冷战结束后，美以情报合作从应对苏联威胁转向反恐、反扩散等议题。在这其中，伊朗、伊拉克、利比亚、叙利亚等“地区破坏性国家”是两国共同关注的焦点。美国依靠以色列方面提供的情报，改变了美军传统作战策略，从而在伊拉克战争中显著减少了伤亡。
2013年，斯诺登披露的一份机密备忘录指出，美以情报机构的合作已经深入到最为敏感的信号情报领域，双方为对方提供信号情报目标和监控成果。美以情报机构合作的顶峰是针对伊朗核设施的“震网病毒”事件。在美以高度配合下，以色列利用伊朗方面的“内应”将美国研制的“震网病毒”输入到伊朗核设施，拖延了伊朗核计划的发展速度。
然而，在伊核协议即将签署之际，以色列方面中断了与美国在伊朗问题上的情报共享机制。此次特朗普的“泄密”无疑给美以情报合作带来了“第二次伤害”。下一次炸弹威胁来临时，也许美国就不会那么及时地得到警告了。
动摇了西方的情报“统一战线”
此次事件发生后，特朗普并未汲取教训。近期，特朗普又在电话中透露了美国的核潜艇部署。此外，美国方面还泄露了英国曼彻斯特爆炸案的细节情报。这两起事件均让美国的西方盟友感到震惊，英国方面甚至因此一度中断了与美国的情报共享机制。
毫无疑问，特朗普正在动摇西方国家对美国领导力的信心。冷战结束以来，西方国家一直深信美国会像二战后那样守住“战后果实”，成为战后秩序的唯一领导者。
但是，特朗普提出的“美国优先”意味着美国利益高于任何目标，战后秩序已经成为可以交易的对象。在这种情况下，一些西方国家为求自保，或许将加大对美国的情报搜集力度，甚至将丰富本国的情报共享对象，将一些美国并不喜欢的国家纳入情报合作的对象。
更进一步说，如果特朗普四年后得以连任，或者美国再次选出一个更加“非主流”的总统，西方社会对美国的怀疑将深入到制度层面，会质疑此类选举制度是否能保证选出一个能够成熟使用国家机器的政客。这种质疑会影响到情报机构正常运行，要求西方国家重新审视建立在相互信任基础上的情报共享机制，为协议增加新的约束和限定。
二战以来，从“五眼联盟”、北约到不断增加的双边情报共享机制，西方国家的情报共享整体呈现出更加紧密、更加网络化的趋势。而此次事件很可能成为扭转这一趋势的重要节点。
作者为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美国研究所助理研究员。
（来源：世界知识期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