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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亞太日報訊】國家統計局數據顯示，2014年，我國16—59周歲的勞動年齡人口9.16億人，比上年末減少371萬人，并且是第三年連續下降。
勞動力還夠不夠用？“民工荒”“用工成本上漲”等現象反映出來的，到底是勞動力總量不足還是結構性失衡？人口紅利減少會對我們經濟社會發展產生哪些影響？我們該如何有效應對？
**勞動力人口絕對數持續下降，少子化速度超過老齡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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勞動人口總量下降，內部也呈老齡化趨勢
有一部電視劇《獨生子女的婆婆媽媽》引起很多80后的共鳴，原因是很多人都跟男主角一樣，一人要供養6名老人。一個家庭里勞動力偏少，撫養比高，這已是中國的現實。近日，陜西省統計局公布的2014陜西人口發展報告顯示，全省勞動年齡人口較2013年減少11.26萬人。從社會總撫養比來看，社會撫養負擔自2012年來逐年加重，2014年為31.7%，較2013年提高0.59個百分點，較2010年提高了1.42個百分點，人口紅利逐漸消退。
這不是個別現象。我國勞動力人口自從2012年出現拐點后，總量持續下降。國家統計局數據顯示：2014年，16周歲以上至60周歲以下（不含60周歲）的勞動年齡人口9.16億人，比上年末減少371萬人，這已是第三年連續下降。
“我們在談勞動年齡人口數量變化的時候，應該注意到，實際上勞動年齡人口內部結構也在發生變化，勞動年齡人口內部的老齡化趨勢也早就出現。”西南財經大學人口研究所所長楊成鋼說，15—59歲這個年齡區間，比重較大的是40歲以上的高齡勞動力。他們在我國歷史上第一次生育高峰（1950—1957年）、第二次生育高峰（1962—1972年）出生，目前雖然仍在勞動年齡內，但是已經接近老齡人口。
“到2013年，勞動力人口數量絕對增長沒有了，出現了標志性的轉折點，勞動力人口絕對數量開始下降。但看勞動力夠不夠不能僅僅看數量，還要看結構、質量，以及其他社會因素，比如老年人是否就業等等。”中國社會科學院人口與勞動經濟研究所副研究員陳秋霖說，從性別比例來說，男性比例從上世紀80年代以來一直在攀升，處于失衡狀態。從年齡結構來看，2014年，60歲以上人口占15.5%，65歲以上占10.1%，我國已進入老齡化社會。這些因素都會影響勞動力有效供給。
從人口撫養比來看，人口年輕化，供養的老人少，更加有利于經濟社會發展。但目前，中國的人口結構呈現老齡化和少子化共存的特點，給勞動力人口帶來壓力。“發達國家老齡化一般經過兩個階段，第一階段是少子化，人們生育意愿下降；第二階段是長壽化，人口預期壽命延長。但在中國，少子化與長壽化同期并行。相對日韓等國家達到中等收入時的錐形結構，我們的人口老齡化程度嚴重很多，結構不合理。”陳秋霖說。
近年來，中國生育率長期保持在1.4—1.5的水平，遠低于其他發展中國家。20世紀80年代以來，我國0—14歲少兒人口比重不斷下降，老年人口比重不斷上升。2000年，0—14歲人口比重比1982年下降了近11個百分點，65歲及以上人口的比重則在上升，少子化的速度超過了老齡化。
人口紅利減少，并不意味著勞動力不夠
如果經濟轉型成功，勞動人口減少不會對增長造成過大影響
人口紅利減少將影響中國經濟發展，中國社科院副院長蔡昉作過描述——勞動力短缺現象日益加劇，企業用工成本顯著提高；勞動力無限供給階段結束，投資回報率下降；勞動力從農業向非農產業轉移速度減緩，抑制了資源配置效率提高的速度。這些變化，意味著支撐經濟高速增長的傳統因素或消失或式微，經濟潛在增長率下降。
不能認為，勞動力總量減少就是勞動力不夠了，還要看供需是否匹配。從供給來看，勞動力人口在減少，但絕對數量仍有9億人，規模龐大，資源還是比較豐富。對于近年來出現的“招工難”“就業難”問題，人力資源社會保障部有關部門負責人認為，“兩難”更多的是結構性問題。“我國每年新成長勞動力中高校畢業生將近一半，農民工群體中新生代已占主體，他們希望有更多的中高端崗位提供就業機會。但從需求來看，我國目前仍處于工業化中期和產業鏈的中低端，市場中增加的崗位大部分是制造業、服務業一線普工和服務員，同時我國又是制造業大國，需要大量的技術技能型人才。市場提供的就業崗位沒跟上他們的需求，他們的求職意愿、能力素質與市場需求之間存在錯位。”這位負責人說。
楊成鋼認為，“兩難”是局部性、階段性問題，用“機器換人”以提高生產效率，應對人工成本上漲的壓力，主要發生在東部地區。“供需匹配也存在階段性現象。經濟結構調整變革快，但對人的教育培訓見效比較慢，觀念的轉變也有一個過程，因此在勞動力供需銜接上，會有一定的錯配現象發生。”
“我們以前的經濟發展很大程度上是靠人口紅利的貢獻。以后，經濟增長中勞動要素的供給會出現不足，在這種情況下，我們需要調整經濟結構，使我們經濟增長不要過多依靠勞動要素的投入。”楊成鋼認為，如今，中國經濟增長趨緩，正在經歷“減速關”，能不能沖關成功很大程度上取決于能不能實現從勞動密集型產業向知識、智力、技術密集型產業轉型，如果轉型成功，勞動要素的減少就不會對未來的增長造成過大的影響，就可以超越所謂的“中等收入陷阱”。
楊成鋼認為，除了經濟發展帶來挑戰，目前的人口現狀對社會管理也形成巨大壓力。我國目前的養老方式是“9073”，即90%的老年人依靠家庭養老，7%依靠社區養老，3%靠機構養老。“90%的養老在家庭，但一半家庭是子女不在身邊的空巢家庭，他們要在家庭養老必須要有社區服務的支撐，但實際上社區提供養老服務很吃力，并且越來越吃力。這一切迫使我們要進行一系列的社會管理機制創新。”
轉方式調結構，加強教育培訓，挖掘第二次人口紅利
推動農民工市民化，進一步轉移農業富余勞動力
勞動力人口總量減少，內部老齡化明顯，導致農業勞動力轉移速度逐漸減慢，將降低勞動生產率從而進一步降低經濟增長率。蔡昉根據數據推測，到2020年，16歲到19歲的農村人口將減少到3055萬人，外出農民工增長將明顯減速。
在這種情況下，應對人口紅利的逐步消失，既需要增加勞動力供給，同時應想方設法通過改革和創新提高勞動生產率，以轉方式調結構來應對挑戰，從以勞動密集型產業為主轉向以知識密集、科技創新型產業為主。測算表明，如果能夠通過一系列重要領域的改革提高非農產業勞動參與率、增加勞動力供給、擴大人力資本積累和提高全要素生產率，“十三五”時期的潛在增長率可以提高1—2個百分點。
從改善勞動力供給和需求兩頭著力，蔡昉提出加快戶籍制度改革，以及提高勞動力的受教育程度。加快戶籍制度改革，推動農民工的市民化，可以進一步轉移農業富余勞動力，大幅度提高非農產業的勞動參與率，增加勞動供給，緩解勞動力短缺和勞動力成本上升的壓力。勞動力人口中受教育程度參差不齊，促進教育公平，加快現代職業教育體系建設、構建勞動者終身職業培訓體系等，有利于提高勞動者素質，從而延長人口紅利。
有專家把過去勞動年齡人口增長快、比重高所形成的有利于勞動力供給和形成高儲蓄率的人口結構優勢稱作第一次人口紅利，把未來伴隨著老年人口比重提高可能產生新的儲蓄動機和新的人力資本供給稱作第二次人口紅利。
據此，陳秋霖認為，第一次人口紅利消失后，仍可以挖掘第二次人口紅利的潛力。“一些行業因為勞動力短缺面臨挑戰，但是也會有一些行業如健康醫療、養老等因為服務需求增加，成為新的經濟增長點。”
人口政策應隨著人口形勢變化而調整。“在計劃生育政策執行初期，計生政策抑制著人們的生育意愿，但是到了后期，人們的生育意愿已經有所變化。”蔡昉說，單獨二孩政策實施后，截至2015年4月底，全國申請再生育的單獨夫婦達到137萬對，而全國符合再生育條件的單獨夫婦約有1100萬對。
在楊成鋼看來，人口政策應該擺脫“工具性、國家性、應急性、單維性”的思維方式，“有關人口數量、結構的調整應該是一個有著內在均衡機制的政策系統。”他建議，在堅持計劃生育政策國策的同時，根據新形勢的變化，科學調整并實施適合的人口政策。（記者：李紅梅 楊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