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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3年，同济大学的大二学生李奇乐，到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新华医院（“新华医院”）看病，当天被确诊为急性重症胰腺炎，在53天后去世。李家花费了40多万元，其中26万还是同济大学师生和小区业主的捐款，但是欠了医院12.4万元。根据李母胡月琴的说法，因为欠医疗费，医院一直不开具死亡证明，李奇乐就这么一直被停放在了殡仪馆里。
为了一张死亡张明，胡月琴进行了长达17年的“拉锯战”，直到2019年1月，上海市卫健委发函，胡月琴才取得儿子的“死亡证明”（复印件），但是17年的尸体冷冻保管费已经接近20万元，她还是无力将儿子接出来安葬。
整个新闻让人唏嘘不已，为了当初12.4万元的医疗费欠款，胡月琴付出了17年的时间，死者17年来不能入土为安，有违人伦。谁为这样的人间悲剧负责呢？有人指责，死者的母亲宁可十几年来不断“折腾”，也不愿意把那十几万的欠款给还上。
其实，从权利责任义务的分析来说，以不开死亡证明来要挟死者家属付款，新华医院要承担更多的责任，这是滥用了医院的行政管理职责。因为开具医学死亡证明本身是一个行政行为，不能够将之与医院和患者之间的民事合同纠纷混为一谈，否则就会形成“公器私用”的局面。
欠债还钱的前提是民事纠纷，而民事纠纷是平等民事主体之间的纠纷。但是，开具医学死亡证明并不是民事关系，它是由卫生行政系统授权医院行使的行政管理职能。在开具医学死亡证明的法律关系当中，医院是行政管理者，而死者（及家属）是被管理对象，双方地位并不平等。
医院要维护自身的利益，防止病人逃单，这本身没有错，但自身维权也应该合法，在法律限度之内，不能将自身承担的行政管理职责和经济利益做捆绑。“我的地盘我做主”，这就是把国家赋予的行政管理职权当成手中的逼债利器。
从事件发展情况来看，医院不出具医学死亡证明，这个行为刺激矛盾升级，也打开了“潘多拉的魔盒”，让整个事件处理的社会成本越滚越大。冷冻费用如今也成了一笔巨款，这本来是可以避免的。
参考之前相关的判决，对于这部分“扩大损失”，还是需要由新华医院承担。在2010年的“李某父母诉沈阳市第四人民医院拒开《死亡医学证明书》” 一案中，二审法院明确，开具死亡医学证明行为是医疗机构的法定职责，医院不能因患者未足额交费而不出具，由此发生的尸体存放费用应由医院承担。
小小一张居民死亡原因证明书，处于公安的户籍管理、卫健系统的公共卫生管理以及民政系统殡葬管理的交叉地带，职责上有模糊之处，但是其直接和公民的身后权益相关，甚至直接触及尸体稳妥处理的人伦底线。一码归一码，死亡证明不能成为逼债利器，否则就打开了“潘多拉的魔盒”。
经过十七年的“拉锯”，李母终于拿到了死亡证明，但其中的教训应该被汲取。医院为死者开出死亡证明，这是法定的行政责任，人为设置障碍不足取。各地各级医院以后若遇到此类情形，也该严格遵照法律，体恤人情，别再因交不起医疗费就拒开死亡证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