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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上街頭的巴西民眾。
在伊斯坦布爾，抗議者想要綠色空間，並獲得享用葡萄酒的權利。在聖保羅，街頭抗議者要求擁有舒適的公共交通並打擊警察腐敗。這些抗議者的訴求可能不同，但近期這些騷亂的內在動因基本上一樣。新興世界的政治體制跟不上經濟和社會急劇變化的步伐。緊張局勢不會很快消失。歡迎來到騷亂時代。
乍看之下，伊斯坦布爾和安卡拉的抗議者與聖保羅和里約熱內盧憤怒的群眾沒有什麼共同之處。前者的憤怒是針對挑戰世俗自由的威權總理（儘管他是經選舉上臺的）。雷傑普•塔伊普•埃爾多安(Recep Tayyip Erdogan)的正義與發展黨(AKP)奉行伊斯蘭主義，這與城市中產階級的社會自由主義相衝突。而巴西“快閃族抗議的催化劑是公車票價上漲，以及巴西政府斥鉅資舉辦足球世界盃和奧運會，卻未能改善巴西人的公共服務。
這些國家爆發的抗議有別於阿拉伯世界反對獨裁者的騷亂，與中國、俄羅斯等國政府面臨的挑戰顯然也沒有什麼相通之處。土耳其和巴西是民主國家。在此之前，土耳其一直被塑造為阿拉伯世界的榜樣——將多元文化和經濟活力與伊斯蘭教義融合起來的典範。在經過一個世紀未兌現承諾之後，巴西越過了潛在大國與真實大國之間的界限。在這兩個國家，數千萬人擺脫了貧困。
然而，使這些抗議具有共同點的是新興世界政治制度（無論是民主政體還是威權政體）在面對經濟和社會變革時所遇到的挑戰。這種變革發生得太快。
在西方，工業革命帶來的緊張和壓力延續了一個世紀。因此政治體制有時間針對迅速發展的中產階級和更自信的工人階級的需求做出調整。即便如此，在那段時期仍不時爆發騷亂、革命和戰爭。
如今的新興大國在過去二、三十年裡就取得了非凡的進步。數億曾經無緣政治的民眾由於經濟增長、城市化和數位技術的發展而獲得了公民權。即時通訊工具（從文本資訊到社交媒體）讓那些受過教育、通常失業的年輕人擁有了表達不滿的強大工具。
民主不會讓政客們免受騷亂的影響，但街頭抗議給威權政府造成的壓力或許更大——顯然，幾乎所有地區爆發的抗議都加劇了北京方面的不安。但土耳其和巴西抗議活動的一個引人注目之處在於，它們脫離了人們所熟悉的政治分界線。抗議者把矛頭指向制度——政治精英、腐敗的公務員、富裕的商界領袖——而不是為傳統的反對黨搖旗呐喊。
這些國家的共同特徵是中產階級日益壯大、人口年輕、城市無序擴張且過度擁擠、公共服務貧乏、失業率高、收入差距巨大和腐敗猖獗。
上述各個不穩定因素的規模在不同國家和不同大陸有所不同。但從開羅到北京，從雅加達到布宜諾賽勒斯，都存在著其中的某些不穩定因素。而這些國家也有著足以讓星星之火燎原的即時數字通信。
各國政府要避免此類抗議沒有簡單易行的辦法。威權政府（尤其是中國）傳統上將經濟增長作為解決辦法。他們是錯誤的。一方面，正如我們在近幾個月看到的那樣，新興國家並非不受全球經濟週期的影響。南方和東方的經濟增長正在放緩。但物質繁榮始終只能解決部分問題。
這些國家日益富足，通常會增加、而非轉移社會和政治壓力。民眾越遠離貧困線，就越對腐敗和不平等感到不滿，越會要求更好的公共服務。法治對中產階級非常關鍵，對於因貧困而無緣政治的那些人則並非如此。
鎮壓也不是辦法，埃爾多安如今應該明白這一點。如果警方沒有暴力鎮壓，如果埃爾多安沒有發表一系列奇談怪論並認為土耳其面臨一起巨大陰謀的威脅，開始於伊斯坦布爾加濟公園(Gezi Park)和塔克西姆廣場(Taksim Square)的抗議很可能會得到控制。巴西總統迪爾瑪•羅塞夫(Dilma Rousseff)承認抗議者有一定道理，看起來她至少有些明白這一教訓。
然而，十之八九，整個新興世界將出現更多的此類騷亂。按照當前的趨勢，全球中產階級人口數量到2020年將再增加10億左右，達到約30億人。我們能夠確信的一點是，這些由於生活水準提高而獲得政治權利的公民將對他們的統治者提出更高要求。各國政府將不得不設法順應他們。
世界新興強國的未來之路並不平坦。最有可能在抗議活動中安然無恙的政治領導人，是那些通過打擊腐敗、縮小不平等差距和回應有關提供現代公共服務的要求來減少治理缺陷的領導人。即便如此，歷史留下的教訓說明，進步不太可能一帆風順。不同意這一點的人最好回顧一下19世紀40年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