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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亞太日報訊】（記者程大雨）日本媒體日前披露，日本政府或任命日本駐土耳其大使橫井裕為下一任駐華大使，可能在今年5月交接。報道說，如果橫井獲得任命，這將是2010年以來日本政府首次任命“知華派”人士為駐華大使。
日本政府起用“知華派”人士任駐華大使有何考量？“知華派”出任駐華大使是否會對中日關係未來走向產生影響？新華國際客戶端採訪日本問題專家進行解讀。
橫井裕是誰？
據日本共同社報道，橫井裕現年61歲，1979年加入日本外務省。橫井曾在中國接受過語言訓練，此前曾擔日本外務省亞洲局中國課課長、駐上海總領事、駐華公使、外務省發言人等職，在日本國內被稱作“知華派”外交官。他2013年8月成為日本駐土耳其大使。
新華社駐東京記者藍建中說，橫井可能出任駐華大使的消息13日早晨最先由日本《產經新聞》曝出。對於他的任命，雖然現在還在內部調整、尚未最後拍板，但可能性相當大。
另據共同社報道，現年63歲的日本現任駐華大使木寺昌人可能被任命為駐法國大使。
什麼是“知華派”
按照日本媒體的說法，日本外務省中通曉中文、熟悉對華事務的外交官往往被稱為“知華派”或“中國學派”。
中國國際問題研究基金會研究員王泰平介紹說，知華派一般懂中文，不少人年輕時在中國工作，或者在外務省的中國課任職，有的進入外務省工作一兩年就來中國大學留學，學習語言。
《日本經濟新聞》認為，日本首相官邸認為外務省的“中國學派”可能會採取偏向中國的態度，因此對他們抱有很強的不信任感。在2015年的外務省人事安排中，並未起用“中國學派”擔任負責中國事務的亞洲大洋洲局長以及中國蒙古第一課課長職務。
為何起用“知華派”
對於日本政府的這一動作，日本媒體有這些解讀。
日本《產經新聞》認為，近年來，日本駐華大使一直由“知華派”以外人士出任，原因是日本國內、政府和自民黨對“知華派”過分顧慮中國有強烈反感。在2010年宮本雄二卸任駐華大使之後，民主黨起用民營企業家丹羽宇一郎出任駐華大使，這也是日本駐華大使首次由民間人士出任。丹羽之後，日本政府任命西宮伸一出任駐華大使，但他還未上任就突然去世，由木寺昌人出任駐華大使至今。
《日經新聞》報道說，日本政府時隔幾年再次起用中國學派，意在明年中日邦交正常化45周年之前，向中方顯示致力於改善日中關係的姿態。此外，日本政府起用“中國學派”成員橫井任下屆日本駐華大使，其目的在於提高在中國本土的資訊分析能力。
《產經新聞》還說，日本政府需要增強對華資訊搜集和分析能力，這是政府決定起用“知華派”人士的原因。
中國社會科學院日本研究所副所長楊伯江就此解讀，此次日本政府或起用“知華派”人士，可能是日本政府認識到要準確把握中國“脈搏”、對華溝通要做到有效率、有效果，任命真正瞭解中國和中日關係的“中國通”大使還是很有必要的。無論是從歷史經緯還是從現實情況看，中日關係都有其獨特性和特殊複雜性，而日本政府此前試圖把對華外交與對其他國家外交“同質化”處理，效果並不好。現在看來是重新回到了任用中國問題專家為大使的傳統路子上。在丹羽大使之前，比如阿南惟茂、宮本雄二等駐華大使，都是知華派人士。
中國國際問題研究基金會王泰平研究員認為，現任日本駐華大使木寺昌人是2012年上任的，到現在已經四年了，日本大使任期一般三到四年，這是一個正常的輪換。應該說派一個長期從事對華外交的官員來中國，有利於溝通和處理對華事務，但從歷史上來看，並不是什麼特別的事。
王泰平說，橫井多次在中國工作過，當過駐上海總領事，在駐華使館當過公使。讓長期從事對華外交的官員擔任駐華大使，主要還是為了便於開展對中國的工作，也體現了日本對中日關係的重視。
在外交學院國際關係研究所周永生教授看來，日本政府若進行這一任命，第一是重視中國，第二，是想搞好中日關係。
知華不等於親華
“知華派”人士是否就是“親華派”人士？熟悉對華事務的橫井若出任駐華大使，是否會對現有日本對華政策和中日格局產生影響？
新華社駐東京分社記者藍建中強調，雖然橫井是“中國通”，但決不能因為他是“知華派”出身就想當然地認為他會對華友好，“他們不過是知華派，絕對不是親華派，日本本來也不存在親華派”。
王泰平指出，大使代表的是國家和政府意志而非個人想法，大使需要按政府的意圖、政策行事，在國家大政方針不變的情況下，他的個人作用也是有限的。中日關係未來如何，還取決於現在的日本政府。當然大使在日常接觸、工作當中，也可以發揮一定的主觀能動性。
周永生認為，目前來說，一個大使的地位和影響力不足以影響中日關係，最重要的還在於日本高層的運作。“知華派”瞭解中國情況，但是他們的基本立場還是站在日本政府的立場上，是為國家利益服務的。
楊伯江強調說，橫井在華豐富的工作履歷，可以讓他容易理解中國情況和中日關係歷史、現狀，但這並不意味著他在政策和姿態上是親華的。“知華派”絕不等於“親華派”。首先，他作為日本政府的高級外交官，代表的是日本的國家利益、體現的是政府的政策意圖。只是鑒於他對中國情況和中日關係的瞭解為他開展對華工作提供了有利條件，他和中方溝通的效果可以期待能更好一些。
其次，當下世界主要國家，在外交上都有把國別外交放到整體外交中去處理的趨勢，日本對華關係的處理也更強調放到東北亞、亞洲以致世界的全局中去考慮，這和過去是不一樣的。某個外交官員在哪個國家長期工作，可能就會因為對該國有深厚而獨特的感情，思考問題時就可能缺乏一種全局觀。自小泉時代起日本外交系統打壓“中國幫”，也是藉口這些人有“遷就”中國之嫌。與老一代“中國幫”不同，橫井裕應該是“從日本外交全局看對華外交”的。
再者，冷戰後特別是21世紀以來，日本外交越來越趨於現實主義、實用主義，國內社會的保守化、政治的右傾化在對華政策和關係上也有充分體現。在領土爭端、歷史問題等方面，日方態度空前強硬，這樣的國內政治大背景和社會整體氣氛以及安倍現政權的整體姿態，必然會對大使對華工作產生直接影響。這就決定了，大使個人作用的發揮固然重要，但是上述大背景他無法脫離。大使換人固然重要，但大使的作用恐怕也有一個“天花板”上限，不能過分誇大。不能指望大使換人了，中日關係就能一下子雲開霧散。在中日關係基本格局和態勢不變的情況下，要準確評估新任大使在中日關係改善中的作用，不能過度評價。
楊伯江認為，從大使工作的特點來看，駐華大使的作用更多在於通過點滴積累和潤物無聲的方式，為中日關係的改善創造良好氛圍，為各種交流與合作牽好線、搭好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