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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逆周期政策不断加码，“新基建”近期在高层会议中频繁被提及，并在资本市场上反应剧烈。
围绕新基建，大批学者专家、市场人士纷纷各抒己见。一些观点认为，新基建是稳投资、扩内需、拉动经济增长的重要途径，也是促升级、优结构、提升经济发展质量的重要环节；另一些观点则认为，新基建的总量并不大，其本身的性质也不适合作为经济刺激的手段，因而对经济拉动的效果十分有限。
尽管眼下新基建的投资规模还比不上传统基建领域，但后劲十足。关键是要把新基建转化成产业的新动能，不断孕育新需求，进而撬动更大规模投资、形成正向循环。
不适合作为短期刺激工具
新型基础设施，是相对于以往铁路、公路、机场等传统基础设施而言的，涉及5G网络、数据中心等多个领域，是未来经济发展的重要支撑。一段时间以来，多个省份也密集推出了一系列“新基建”项目。
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副理事长刘世锦近日表示，从长远来看，新基建很有前景，中国也需要搞。但在目前的关口到底能起多大作用，一定要认真分析。“现在概念炒起来以后，最实际的可能就是股市上有反应，有些行业的股票大涨了，但和真正稳增长还是两回事。”
刘世锦表示，从经济稳定增长的角度来讲，现在需要采取一些“非常规”的对冲措施。最近一段时间出现了各种刺激经济的方案，流传较广的是各省份出台的数十亿基建投资计划，这些其实是各省份多年的投资计划，不仅是今年的。投资内容大部分还是传统基建，新基建体量从广义角度最大也就占10%左右，“还是挑不起大梁”。
新基建在2018年12月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中被第一次提及，2019年被写入国务院政府工作报告，2020年1月国务院常务会议、2月中央深改委会议、3月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会议持续对其作密集部署。从中央会议内容看，新基建侧重于5G网络、数据中心、人工智能、工业互联网、物联网等新一代信息技术。
刘世锦称，关于新基建的内容，不少分析采用“7项”的口径，即5G网络、特高压、城际高速铁路和城际轨道交通、新能源汽车充电桩、大数据中心、人工智能和工业互联网。他表示，“相比中央文件显然是扩容了”。如特高压输电、城市地铁其实已经搞了很多年了，再归到“新基建”中比较勉强；5G、充电桩等基础设施的建设是有必要的，但也要视相关产业发展程度而言，如5G的垂直领域深度应用发展仍需一定时间，充电桩所涉及的新能源汽车发展当前也还存在瓶颈等。
北京大学市场与网络经济研究中心的研究员陈永伟也撰文分析称，基础设施是为了奠定长期发展基础，为提升特定产业的未来回报而服务的，它本身未必具有经济刺激手段所需要具有的特征，也未必适合用于作为短期调控政策。
陈永伟表示，从总体量上看，新基建的规模并不算大。如果将新基建定义为媒体所指的七个领域，那么其年内可以达到的投资总量大约在1.1万亿，这个体量很难达到有效对冲疫情影响的效果。
国金证券发布的研报也显示，新基建本身的特质决定了它难以承担起短期刺激工具的角色。它们大多是资本和知识密集型的。相比于传统的基建，同样数量的投资规模所能带来的新增就业将会更少。因此，如果纯粹出于短期刺激的目的，它们的效果其实并不如“铁公机”等“旧基建”。
这是否意味着“新基建”不重要呢？陈永伟认为，恰恰相反，正因为“新基建”可以通过相对较小的投资就能有效改善经济增长的质量、提升社会的福利，所以它理应作为未来经济发展的一个重点来进行。尽管疫情对经济发展带来了一定的干扰，但是它并没有改变整个经济发展的方向，高质量发展依然是我们追求的目标。只要这一点不变，为未来的高质量增长奠定基础的重要性就要远远胜过短期的刺激。
北高峰资本创始人闵万里接受第一财经记者采访时表示，新基建并不是通过投资方式拉动短期经济刺激的手段。新基建的意义在于为中国经济发展提供长期释放生产效率的基础和动力源泉，解决的是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问题。新基建是面向未来的投资，新基建的“新”在于科技含量和技术含量，是产业智能升级，目的是通过技术含量的提高来提升劳动生产率。
恒大集团首席经济学家任泽平也表示，“新基建”将点亮中国经济的未来，提振各方信心。
给民间资本更大的发挥空间
尽管新基建当前规模尚不足，但是新事物发展有过程，未来新基建的占比会越来越高，增量贡献会越来越大。而且新基建将通过上下游联动效应，进一步带动新兴制造业和服务业蓬勃发展。
近年来，高技术领域的投资和生产一直在加速，新旧动能转换成效明显。2019年高技术产业和社会领域投资分别增长17.3%和13.2%，增速较整体投资分别快12.2和8.1个百分点。从生产看，2019年高技术制造业、工业战略性新兴产业增加值分别比上年增长8.8%、8.4%，增速分别较规模以上工业快3.1和2.7个百分点。
当前，新基建还起到稳预期的作用。万博新经济研究院副院长刘哲告诉第一财经记者，新基建是有效投资的重要组成部分，5G、大数据等建设是信息产业发展的基础，加大新型基础设施建设，尤其是数字基础设施建设，能够对其他制造业和服务业起到带动效应。疫情对中国经济增长带来的“硬缺口”，短期通过新基建投资虽难以完全弥补，但其对稳就业、稳预期仍起到积极作用。
刘哲认为，新基建的作用并不在于补“硬缺口”，而是抓住疫情期间互联网的替代性增长和创新性增长的契机，加快互联网对工业领域的渗透率和赋能作用，加快推进产业的“软转型”。
闵万里还提出了“人才基建”的概念。他认为，新基建必须要做好“人才基建”。产业里不缺乏工程师和行业专家，但产业里掌握数字智能技术的人才非常短缺。要让产业内的工程师能够迅速上手，拓宽产业工程师的“新基建”技术素养，解决产业的痛点。
“新型基础设施建好只是第一步，关键是把新基建变成产业的新动能。”闵万里强调，在投融资机制上，需要考虑的是如何把政策资金转化成产业资本，不能只指望政府财政拨款，需要通过政策导向调动民间资本，必须要有产业跟随的新机制。
陈永伟也认为，在“新基建”的过程中，可以考虑给民营资本以更大的发挥空间。相比于政府和国企，民营资本有着更强的市场嗅觉，也能够创造出更多的商业模式来支持自己的商业目的。举例来说，云计算技术是一项重要的基础设施，按照通常的理解，它应该是由政府来完成的。但在现实中，我国的云计算发展几乎都是由民营资本推动的，它们不仅革新了技术，还创造出了庞大的市场。考虑到这点，我们不妨放低对一些基建项目的准入门槛，让民营资本进来，成为这些基建项目的主力军。而政府只需要做好宏观的把控，制定好相关标准就可以了。
（来源：第一财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