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体中文
【环球时报-环球网报道 记者邢晓婧】日本新冠肺炎疫情基本得到控制，经济活动陆续得到恢复。日本佳能全球战略研究所总监濑口清之日前在接受《环球时报》记者采访时认为，“后疫情时代”中日之间的经济合作将变得“紧密更紧密”，两国还将在全球化进程中共同肩负起巨大使命。该研究所是日本知名的“旋转门型智库”，所属研究员几乎都有过政府机关工作经验，与日本政府决策层保持着良好互动。
新冠肺炎疫情期间，中国游客锐减给日本观光旅游业造成巨大打击，中国工厂的停产停工也让日本产品的供应链直接“断货”。日本国内有声音把问题归咎于“过度依赖中国”，一时间“脱中国”的论调甚嚣尘上，甚至有在华日企表示要“离开中国”，回流日本。
“主张‘脱中国’的都是不懂经济的人，说要‘离开中国’的都是没有竞争力的企业。”濑口清之直言不讳地说，“这些人对中日之间经济交流的重要性理解不够，导致他们在中国的发展情况并不顺利，不得不回到日本。真正优秀的企业均从中日紧密的贸易关系中获益，他们不但不考虑‘脱中国’，反而愿意加大对华投资。“”
事实确实如此。据《日本经济新闻》报道，日本电产株式会社在大连的新工厂项目于3月正式开工，预计明年建成投产，最高可年产360万台新能源汽车马达。开工时正值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最吃紧的阶段，该公司将原本500亿日元的（1亿日元约合658万元人民币）投资额提升至1000亿日元，以表示对中国市场的信心。此外，丰田汽车也计划投资1.3亿日元在天津开设新能源汽车工厂。
在“后疫情时代”，中日经济合作是否会有新变化？面对《环球时报》记者的提问，濑口清之给出一个简单又肯定的答案——“紧密，更紧密”。
濑口介绍说，以前为了规避风险，日本企业习惯分散投资，除中国之外，也在东盟等国建厂，由于担心技术流出，重要的零部件尤其不愿在中国生产。中国发生新冠肺炎疫情时，包括日企在内的很多在华外资企业遇到经营困难。出人意料的是，中国各地方政府从3月上旬就开始着手恢复经济，积极给予外企帮助。随着疫情在全球扩散，在美国等地的日企遇到同样的问题，可没能得到支持，所以他们对中国的支援体系评价很高，意识到将产品集中在中国生产或许是最安全的做法。而且，今年正式实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外商投资法》加强了对知识产权的保护，说明中国的投资环境逐步得到改善。
另一方面，日本在疫情期间意识到了电商、远程医疗、网络教育、人工智能、移动支付等高科技的重要性，中国在这些方面遥遥领先，基础设施建设的水平也高于日本。濑口清之对《环球时报》记者说，“凡是着眼于未来的日本企业都想方设法在这些领域和中国接轨，很多企业考虑在中国设立研发中心，他们比以往更重视中国市场”。
濑口清之有一套自己的“Chinomics（中国经济学）”理论，主张“加强与中国经济的合作，是日本实现经济复苏的最好办法”。濑口清之说，中国的经济规模在2009年追平日本，2010年超越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中国现在的经济规模是日本的3倍，未来还将进一步扩大。对于日本来说，“机会比以前更多”。而且，中国企业近年来更加注重产品质量，这方面恰好是日本企业的“看家本领”，持续推动两国的经济互动毫无疑问将带来“双赢”的局面。
在谈到今年的中国政府工作报告中并未给出GDP增速预期目标，中国经济不再一味强调高速发展时，濑口清之分析称，“今年未设GDP增长目标非常正常。中国和全球经济的关系愈发紧密，海外疫情尚未得到控制，经济活动受限，出口情况不透明等因素使得GDP的增速难以预测”。他认为，目前来看中国经济肯定受到了疫情影响，但今年下半年开始应该会逐渐回归正轨，中国经济总体会保持比较稳定的情况，不发布GDP增速目标也没什么问题。
有学者认为，此次新冠肺炎疫情的破坏力不亚于一场“世界大战”，会加速“逆全球化”进程。濑口清之提到，此次全球范围内疫情严重是“经济全球化的副作用”，但他并不赞同“逆全球化”的观点，认为全球化依然是“后疫情时代”的主流。
濑口清之告诉《环球时报》，随着信息交流、人员交往、金融投资等领域的互动日益密切，很多人从中受益，全球化是大势所趋，谁都无法阻止这一进程。但人类所面临的共同课题将越来越多，也会滋生出一些新的矛盾。如果某些国家还是强调“本国优先”，或是为了实现自身利益，刻意将某些问题“政治化”，将无法顺应时代潮流。
濑口清之提到了疫情期间美国“疯狂甩锅”的做法，在他看来，新冠肺炎是全人类的共同课题，将此“政治化”的人是解决问题的障碍，不利于全球社会共同合作。欧美日已有很多专家对美国的做法提出批评，对此“表示遗憾”。
在采访中，濑口清之提出，未来的全球化应该超越国家框架，重视全人类社会的持续稳定。为实现这一目标，恐怕无法完全依靠“规矩”，还需要依靠“道德”，届时“仁义礼智信”这一东方思想将发挥重要作用，而这是西方强权政治所无法做到的。这一思想源于中国古典思想，在日本得到发扬和继承，因此中国和日本将在未来的全球化过程中共同肩负起巨大使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