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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介绍：
沈从文两手空空走出湘西，闯荡更宽广的世界的时候，他并非一无所有，而是携带着一个积蓄了丰富信息和能量的顽强自我。这个自我在此后与周围世界的不断摩擦中逐渐显现，重要的是被他自己发现并且确认，进而以此成就独特的文学事业。这部沈从文前半生的传记，在二十世纪上半期中国历史变动的时空中叙述他生命发展的不同阶段，叙述他的辗转动荡，他的“传奇”与平常，他的“人格放光”与精神痛苦---这是他一个人自己的故事，也是牵扯各种社会关系、承载文学、思想和感情的重量，交织进现代中国复杂纹路里的故事。
作者简介：
张新颖， 1967 年生于山东，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主要作品有：中国现代文学研究著作《二十世纪上半期中国文学的现代意识》、《沈从文的后半生：1948—1988》、《沈从文九讲》、《沈从文与二十世纪中国》等；当代文学批评集《栖居与游牧之地》、《双重见证》、《无能文学的力量》、《置身其中》、《斜行线》等；随笔集《迷恋记》、《此生》、《有情》、《风吹小集》、《读书这么好的事》等。曾获得第四届华语文学传媒大奖·文学评论家奖（2006年）、第一届当代中国文学批评家奖（2008年）、第六届鲁迅文学奖（2014年）、第十届国家图书馆文津图书奖（2015年）等多种奖项。
书籍摘录：
第十章 昆明：变动中的忧患和个人的潜渊（节选）
《湘西》和《长河》
来昆明没多久，沈从文就投入到《湘西》和《长河》的写作中。这两部重要作品几乎同时进行，发表时间也重叠：《长河》从八月七日起在香港《星岛日报·星座》副刊连载，至十一月十九日，载六十七次而止；《湘西》从八月二十五日起在香港《大公报·文艺》副刊连载，至十一月十七日，载四十三次，刊完。
由于不经的传说、荒唐的记载、“专家”的生疏隔膜，“湘西就在这种情形中成为一个特殊区域，充满原始神秘的恐怖，交织野蛮与优美，换言之，地方，人与物，由外面人眼光中看来俱不可解。”《湘西》的写作，则要破除“幻觉与错觉”，“作者是本地人，可谈的问题极多”，“现在仅就一个旅行者沿湘黔公路所见，下车时容易触目，住下时容易发生关系，谈天时容易引起辩论，这一类琐细小事，分别写点出来，作为关心湘西各种问题或对湘西还有兴味的过路人一份‘土仪’。”——沈从文自己和许许多多人转往大后方在湘西行经的路线，构成了这部著作叙述的次序：常德的船、沅陵的人、白河流域的几个码头、泸溪·浦市·箱子岩、辰溪的煤、沅水上游几个县分、凤凰、苗民问题——如果能给旅行者减少“忧虑”、补充“好奇心”、更给一点“常识”，以唤起对此地的“同情”，“就可说是已经达到拿笔的目的了。”
这似乎是说，这本书预设的读者是外来者、过路人，在连载完之后写的《题记》里，沈从文再次提起，这是“一个湘西人对于来到湘西或关心湘西的朋友们所作的一种芹献”；不过，这篇《题记》却以更深的忧虑，寄希望于他的同乡读者：他说在沅陵住了几个月，“大约见过两百左右年青同乡，谈起国家大事、文坛掌故、海上繁华时，他们竟像比我还知道的很多。至于谈起桑梓情形，却茫然发呆。人人都知道说地方人不长进，老年多顽固堕落，青年多虚浮繁华，地方政治不良，苛捐杂税太多。可是都人云亦云，不知所谓。大家对于地方坏处缺少真正认识，对于地方好处更不会有何热烈爱好。即从青年知识分子一方面观察，不特知识理性难抬头，情感勇气也日见薄弱。所以当我拿笔写到这个地方种种时，本人的心情实在很激动，很痛苦。觉得故乡山川风物如此美好，一般人民如此勤俭耐劳，并富于热忱与艺术爱美心，地下所蕴聚又如此丰富，实寄无限希望于未来。因此这本书的最好读者，也许应当是生于斯，长于斯，将来与这个地方荣枯永远不可分的同乡。”
他难以控制自己的激动和痛苦，接下去说道：“湘西到今日，生产，建设，教育，文化，在比较之下，事事都显得落后，一般议论常认为是‘地瘠民贫’，这实在是一句错误的老话。老一辈可以藉着解嘲，年轻人决不宜用此卸责。二十岁以下的年轻人必需认识清楚：这是湘西人负气与自弃的结果！”在列举了方方面面的事实之后，又说：“负气与自弃使湘西地方被称为苗蛮匪区，湘西人被称为苗蛮土匪，这是湘西人的羞辱，每个人都有滁除这羞辱的义务！天时地利待湘西人并不薄，湘西人所宜努力的，是肯虚心认识人事上的弱点，并有勇气改善这些弱点。”
显然，《湘西》大大不同于《湘行散记》，正如同《长河》大大不同于《边城》。
四年前沈从文第一次返乡，已经意识到，正在写作的《边城》无法“对应”发生了深刻变化的湘西现实，所以在《〈边城〉题记》里，他特意预告似地说：“我并不即此而止，还预备给他们一种对照的机会，将在另外一个作品里，来提到二十年来的内战，使一些首当其冲的农民，性格灵魂被大力所压，失去了原来的朴质，勤俭，和平，正直的型范以后，成了一个什么样子的新东西。他们受横征暴敛以及鸦片烟的毒害，变成了如何穷困与懒惰！我将把这个民族为历史所带走向一个不可知的命运中前进时，一些小人物在变动中的忧患，与由于营养不足所产生的‘活下去’以及‘怎样活下去’的观念和欲望，来作朴素的叙述。”《长河》最初的酝酿，应该就在此一时期。四年之后战乱之中短暂的家乡生活，使得这个酝酿成熟，就等到昆明安顿下来动笔了。
七月二十八日，沈从文写信告诉张兆和：“我已寄望舒文章十页，下期航信还可寄十页。”这文章，指的就是《长河》；戴望舒时任香港《星岛日报·星座》副刊主编。“我用的是辰河地方作故事背景，写橘园，以及附属于橘园生活的村民，如何活；如何活不下去，如何变；如何变成另外一种人。预备写六万字。”
二十九日晚又写一信，一开头就说：“已夜十一点，我写了《长河》五个页子，写一个乡村秋天的种种。仿佛有各色的树叶落在桌上纸上，有秋天阳光射在纸上。夜已沉静，然而并不沉静。雨很大，打在瓦上和院中竹子上。电闪极白，接着是一个比一个强的炸雷声，在左边右边，各处响着。房子微微震动着。稍微有点疲倦，有点冷，有点原始的恐怖。我想起数千年前人住在洞穴里，睡在洞中一隅听雷声轰响所引起的情绪。同时也想起现代人在另外一种人为的巨雷响声中所引起的情绪。我觉得很感动。唉，人生。这洪大声音，令人对历史感到悲哀，因为它正在重造历史。”
正是在“现代”中国的雷声轰响中，带着对变动中的历史的深重忧虑和悲哀，沈从文重新书写乡土，书写一个“现实”的湘西世界。
小说写的是辰河中部吕家坪水码头及其附近小村萝卜溪的人与事，时间是在一九三六年秋天。从二十世纪初到这个时间，中国社会的巨大变动辐射到这偏僻之地，居住在辰河两岸的人的哀乐和悲欢，就和一个更大世界的变动联系在一起，不可能是封闭的时间和空间里的哀乐和悲欢了。从《边城》这个自足世界的时间和空间，到《长河》风吹草动都与外界息息相关的时间和空间，其性质已经显示出非常不同的特征。
这个变化，概而言之，是“现代”来了。
“现代”是什么？“现代”到底怎么样？此类问题，对于许多知识分子来说，也许首先是理论问题、理念问题、观念问题，再是从理论、理念、观念到实践的问题；沈从文“乡下人”的思路却不同，对他来说，实际的耳闻、目睹、身受的“亲证”，具体的现象和确实的状况，比抽象空洞的理论、理念、观念重要得多，更准确地说，后者必须在与现实具体情境的摩擦中，产生出经得起检验的有效性。由此而进入观察和辨识，沈从文得到的是非常沉痛的经验。他后来为这本书写《题记》，说：“‘现代’二字已到了湘西，可是具体的东西，不过是点缀都市文明的奢侈品，大量输入，上等纸烟和各样罐头，在各阶层间作广泛的消费。抽象的东西，竟只有流行政治中的公文八股和交际世故。大家都仿佛用个谦虚而诚恳的态度来接受一切，来学习一切，能学习能接受的终不外如彼或如此。”时髦青年也好，普通学生也好，“共同对现状表示不满，可是国家社会问题何在，进步的实现必需如何努力，照例全不明白。”所能做的，不过是“挥霍家中前一辈的积蓄，享受现实，并用‘时代轮子’‘帝国主义’一类空洞字句，写点现实论文和诗歌，情书或家信。”少数“想要好好的努力奋斗一番的，也只是就学校读书时所得到的简单文化概念，以为世界上除了‘政治’，再无别的事。……个人出路和国家幻想都完全寄托在一种依附性的打算中，结果到社会里一滚，自然就消失了。”
高蹈的对于“现代”理论的依附性，对于“简单文化概念”的依附性，或者是世俗的对于“政治”的依附性，都无从与现实经验和个人内心发生深切的关系，因其依附性，不可靠是必然的。这样的“现代”，将产生什么样的后果，大可疑虑。
再者，并非说到“现代”就说到底了，还可以继续往下说。举一个小例子，小说里写到当地人讨论新式油业公司的事：辰州府地方要成立一个用机器榨油的公司，一旦开张，最直接的结果，就是原有四处散落的手工作坊式的油坊要关门。这一种“现代来了”，表面上是新式工业来了，代替老旧的生产方式；两种作业方式之间的冲突，通常会被叙述成“现代与传统”、“新与旧”的冲突——而这不过是根本不了解表面掩盖之下真实情形的浮泛之论。在这样的关键地方，见出沈从文的不一般，也见出他对湘西生活真实状态的深入和对湘西民众疾苦的感同身受，他一针见血地指出，这是官与民争利。橘子园主人滕长顺看得明白：“有五百万本钱，省里委员，军长，局长，都有股份。又有钱，又有势，还不容易办？”“他们有关上人通融，向下运还便利，又可定官价买油收桐子，手段很厉害！自己机器不出油，还可用官价来收买别家的油，贴个牌号充数，也不会关门！”（10；89，90）如果一定要把这里将要发生的事情说成是机器工业和手工作坊业、“现代与传统”、“新与旧”的冲突那么这个“现代”和“新”，也是和权力勾结在一起而来的，官与民争利的动机和实质深藏其内。
小说中人物对地方现实的忧心忡忡，绝非空穴来风。山雨欲来，地方的命运，正处在“无边”的威胁和危险之下。
《长河》最后一章，《社戏》，是后来写的。这个小小地方的朴素的欢乐，自然衬托下的抒情诗气氛，其实正处在大的灾难的包围之中，除了接连不断的地方性动乱，前头还有即将全面爆发的抗日战争，整个国家民族的大劫已经是步步紧逼而来。就是在这样的时刻，沈从文写酬神娱己的社戏，写与日常生活紧密关联的欢乐、虔敬和抒情诗气氛，写地方民众于危机四伏中照常生活的能力，照常庄严和活泼的能力，显示出笔力的非凡强健。
《长河》舒展，开阔，有些散漫，不像《边城》那样精致，而有厚实粗拙的美感。半个世纪之后，黄永玉这样表述他读这本书的感受：“我让《长河》深深地吸引住的是从文表叔文体中酝酿着的新的变革。他排除精挑细选的人物和情节。他写小说不光是为了有教养的外省人和文字、文体行家，甚至他聪明的学生了。他发现这是他与故乡父老子弟秉烛夜谈的第一本知心的书。”
与故乡的亲密性却并不必然意味着狭隘、偏执的立场和视野，“虽然这只是湘西一隅的事情，说不定它正和西南好些地方差不多。虽然这些现象的存在，战争一来都给淹没了，可是和这些类似的问题，也许会在别一地方发生。”沈从文对地方、乡土的关注和忧思，与对现代中国“重造历史”的关注和忧思一脉相连、息息相通。生怕读者不明白，他在《题记》里写道：“记得八年前《边城》付印时，在那本小书题记上，我曾说过：所希望的读者，应当是……在各种事业里低头努力，很寂寞的从事于民族复兴大业的人。……现在这本小书，我能说些什么？我很明白，我的读者在八年来人生经验上，对于国家所遭遇的挫折，以及这个民族忧患所自来的根本原因，还有那个多数在共同目的下所有的挣扎向上方式，从中所获得的教训，……都一定比我知道的还要多还要深。……横在我们面前许多事都使人痛苦，可是却不用悲观。骤然而来的风雨，说不定会把许多人的高尚理想，卷扫摧残，弄得无踪无迹。然而一个人对于人类前途的热忱，和工作的虔敬态度，是应当永远存在，且必然能给后来者以极大鼓励的！”——这是和现代中国的父老子弟谈心。语重心长。
刚落笔的时候，《长河》只是一个中篇的构思，写作过程中发现这个篇幅容纳不了变动时代的历史含量，就打算写成多卷本的长篇。《星岛日报·星座》连载的有六万余字，为第一卷，之后隔了一长段时间，到一九四二年四月，沈从文动手补充修改第一卷，五月给沈云麓的信里说，“《长河》已成十三万字，不久可付印”，预计全部完成后为“三十万字”。“最近在改《长河》，一连两个礼拜，身心都如崩溃，但一想想，这作品将与一百万或更多读者对面，就不敢不谨慎其事了。”（18；402）到九月八日，又报告说，“上卷约十四万字，不久或可出版。”
事实是，桂林明日社正准备出版《长河》第一卷，没料到十四万字书稿被扣，经重庆、桂林两度审查，各有删削，却仍然不能出版。原因是，“从目下检审制度的原则来衡量它时，作品的忠实，便不免多触忌讳，转容易成为无益之业了。因此作品最先在香港发表，即被删节了一部分，致前后始终不一致。去年重写分章发表时，又有部分篇章不能刊载。到预备在桂林印行送审时，且被检查处认为思想不妥，全部扣留，幸得朋友为辗转交涉，径送重庆复审，重加删节，方能发还付印。”这是一九四三年写的《题记》里面的话，实际上“付印”仍然只是设想。
黄永玉在沈从文去世后非常感慨地谈到《长河》：“写《长河》的时候，从文表叔是四十岁上下年纪吧，为什么浅尝辄止了呢？它该是《战争与和平》那么厚的一部东西啊！照湘西人本分的看法，这是一本最像湘西人的书。可惜太短。”“写《长河》之后一定出了特别的事，令这位注意力很难不集中的人分了心，不能不说是一种损失。真可惜。”
（来源：好奇心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