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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感觉
三十多年前，我起意从数学改行，做文学翻译工作。一次去王道乾先生家（回想起来，印象中似乎客厅有些幽暗，王先生脸容有些忧郁，声音徐缓而略带沙哑），请教“在文学上如何学习”，他沉吟片刻，答道：“文学不是靠学习学到的，而是要去感受的。”这句话我始终记在心间，几乎成了我的座右铭。日后我被同行半开玩笑地称为“感觉派”（以区别于学院派等等），也许正是因为我从译以来，一直服膺“翻译要靠感觉”的缘故。
翻译的标准，或者说目标，我们最熟悉的是严复说的“信达雅”。此外还有“等值翻译”（奈达。信息在意义、文体两方面应等值）、“化境”（钱锺书）等说法。这些说法，我觉得都有道理，而在翻译实践中，我念念不忘、孜孜以求的，是尽力找到文字背后的感觉（作者写作时的感觉），并尽力把这种感觉传达给读者。我想，真能这么做到，信达雅等等恐怕也就“虽不中亦不远矣”。其实，这个意思，傅雷先生当初就说过，他的说法是：假定作者是中国人，想想他会怎样说、怎样写。那样说、那样写了，就是好翻译。
做个译者，门槛并不高。但从气质上说，善感、耐静的人，也许更适合当译者。不同的人会有不同的感觉，余光中在文章中提到，台湾声乐家席慕德请计程车司机调低音量，司机问：“你不喜欢音乐吗？”席只能回答：“是啊，我不喜欢音乐。”两人对“音乐”的感觉可以如此不同。不同的境遇也会造成不同的感觉。荒诞派剧作《等待戈多》在北京首演时，恶评如潮。后来去一所监狱演出，所有的犯人看了都哭了。导演邵泽辉说：“这是当时真正能体会这部荒诞剧的观众。”一般而言，感觉意味着身心的投入，意味着远离觥筹交错的热闹场所--这也就是耐静。
凡·高说：每个人心中都有一团火，路过的人只看到烟。透过烟看到心中的火，把它留在画上，就成了画家。透过烟看到火，把它留在文字中，就成了作家或翻译家。而透过烟看到火，首先靠的是--感觉。
二力行
翻译，首先是一种实践，需要身体力行。为了译得更好些，做一些研究是必要的（了解作者及其作品的背景，了解他写作的时代，了解他的语言风格和写作习惯，等等），但是就译者而言，研究的落脚点是翻译的实践。对他来说，实践，或者说力行，比“研究”更重要。叶圣陶先生在回忆弘一法师的文章中提到，有一次，席间一起吃饭，有个搞哲学的朋友想请弘一法师谈谈人生的意义，弘一法师非常虔敬地回答，惭愧，没有研究，不能说什么。叶先生写道：“学佛的人怎么会说对于人生问题没有研究呢。他是有研究而不肯说么？但看他那殷勤真挚的神情，就觉得那样想是罪过。他的确没有研究。研究云者，是自己站在这东西的外面，而去爬剔、分析、检察这东西的意思。像弘一法师，他一心持律，一心念佛，再没有站到外面去的余裕，哪里能有研究呢？”
弘一法师是我景仰的前辈。叶先生说他一心持律，一心念佛，这“一心”二字，说出了力行的真谛。一个人，一生中能真正做好一件事，其实已经很不容易了。想想那些热爱自己工作的手艺人吧，他们每天做工，终其一生把一件事做到最好（即便是制作一种工艺品，甚至只是下一碗面，做一个寿司）。老舍先生说他自己“有得写，没得写，每天写五百字”，这不就是力行吗？
译者和他的译作的关系，有点像船长和他的船的关系，那是一种同命运、共存亡的关系。《动物农场》的作者、英国作家奥威尔在为乌克兰文版写的序言中说得好：“我不想对这部作品发表意见，如果它不能自己说明问题，那它就是失败之作。”作者如此，译者同样如此。译者，要用翻译的作品说话。
三自信与存疑
自信与存疑，是翻译过程中的一对矛盾。
译者没有自信，他在翻译时往往是畏畏缩缩的，他的译作往往是苍白无力的。客观地说，作者往往高过译者，甚至高出很多。比如说普鲁斯特，他的思想的深度，他驾驭文字的能力，都令我有“高山仰止”之感。但在翻译时，我必须努力去和他“平起平坐”，这样才能对话，才能擦出心灵的火花。有这样的心态，感觉云云才有可能。
自信，还意味着不要轻信、迷信，不要妄自菲薄。人们常说当年翻译如何如何好，看看傅雷的信，就可以知道，众多译家在那时是被他说得一无是处的。傅雷在写给宋淇的信中写道：“昨日收到董秋斯从英译本（摩德本）译的《战争与和平》，译序大吹一阵（小家子气！），内容一塌糊涂，几乎每行都别扭。董对煦良常常批评罗稷南、蒋天佐，而他自己的东西亦是一丘之貉。想不到中国翻译成绩还比不上创作！大概弄翻译的，十分之九根本在气质上是不能弄文艺的。”黄金时代，看来并不如我们想象的那么美好。我们应该有些底气，有些自信，因为时代毕竟在前进。
自信，在更多的情况下来自长期的跌打滚爬，当你打过几场“硬仗”，终于“杀开一条血路”之时，你的感觉会化成一种自信。但是，正因为你是一步一个脚印走过来的，你一定会感到自己的不足，一定会在内心有一份谦卑，一定会在翻译时如履薄冰、时时存疑。举个手头的例子。前一阵重读福尔摩斯探案中的《波西米亚丑闻》，心里就升起过几团疑云。华生婚后去贝克街看望福尔摩斯。“他的态度不很热情，这种情况是少见的，……”这句译文看着就让人生疑，难道在译者心目中，福尔摩斯竟然经常是很热情的？原文是His manner was not effusive. It seldom was; ...问题显然就在对后半句的理解上。
在我想来，它的字面意思就是“他的态度向来是难得热情的”，也就是说，在福尔摩斯身上，热情这种态度一向是很罕见的。于是后半句也就顺理成章了：“不过我觉得，见到我他还是高兴的”。不热情，但心里是高兴的，这才像福尔摩斯。接下去的译文，几乎有点吊诡的意味：福尔摩斯“把他的雪茄烟盒扔了过来，并指了指放在角落里的酒精瓶和小型煤气炉”。酒精瓶？小型煤气炉？实在费解得很。一查原文，是 a spirit case and a gasogene。简单地说，就是放威士忌的酒架和苏打水瓶，福尔摩斯的意思是说，要喝兑苏打水的威士忌的话，请自便。这样的场景，发生在伦敦的贝克街，发生在福尔摩斯和华生之间，就比较合乎情理了。
为释疑，要“不惜工本”。弄明白一个词的含义，看懂一个句子的意思，写一条注释，都可能要踟蹰良久，遍查各书。翻译的过程，有时是个“破解”的过程。破解的结果，看似当然，但当时往往很茫然。同时面对好几个问题，容易乱了方寸。
总之，自信方能前行，存疑才有脚力。
四文采
翻译的文采首先来自对原文透彻的理解，来自感觉的到位。自己没弄明白、没有感觉的东西，是不可能让读者感觉到的。理解透彻了，感觉到位了，才有可能找到好的译文，才能有文采。
文采，并不等于清词丽句。文字准确而传神，就有了文采。好的文字，不是张扬的、故作昂扬的，不应是“洒狗血”，也不应是过于用力的。好的文字有感觉作为后盾，有其内在的张力（“黏性”）。即便李白这样的大诗人，也难免有洒狗血的时候。汪曾祺在一篇文章中说：“（与杜甫的”岱宗夫如何，齐鲁青未了“）相比之下，李白的‘天门一长啸，万里清风来’，就有点洒狗血，李白写了很多好诗，很有气势，但有时底气不足，便只好洒狗血，装疯。他写泰山的几首诗都让人有底气不足之感。”即便是周作人这样的散文大家，也难免有着力太过的地方。他有一段写废名的话很有名：“（废名的文字）好像是一道流水……凡有什么汊港弯曲，总得灌注潆洄一番，有什么岩石水草，总要披拂抚弄一下子，再往前走去。”但还是汪曾祺，很中肯地指出：“周作人的序言有几句写得比较吃力，不像他的别的文章随便自然，‘灌注潆洄’、‘披拂抚弄’，都有点着力太过。”
回到翻译上来。译文要求准确、传神，落脚点还是感觉。举例来说，《追寻逝去的时光》第一卷末尾处有一段描写布洛涅树林景色的文字。其中有一句我译成：“风吹皱大湖的水面漾起涟漪，它这就有了湖的风致；大鸟振翅掠过树林，它这就有了树林的况味；……”（异体字的“大湖”是布洛涅树林中一个湖的名称，“树林”则指布洛涅树林）。原文是le vent ridait le Grand Lac de petites vaguelettes, comme un lac ; de gros oiseaux parcouraient rapidement le Bois, comme un bois, ... “有了……的风致”、“有了……的况味”从字面上看是原文所没有的，但从意蕴上看确确实实又是有的。
但找准感觉并不一定是“做加法”。《情人》一开头，有句为不少读者所激赏的译文：“太晚了，太晚了，在我这一生中，这未免来得太早，也过于匆匆。”语调低回而伤感。但在原文中，这是一个语气相当短促、色调相当枯冷的句子。（Très vite dans ma vie il a été trop tard.）译文的感觉与原文出入较大，也许不妨改译作：“一切都来得很仓促，一开始就已经太晚了。”这样译，有点“以短促还其短促，以枯冷还其枯冷”的意思。
感觉不同，用词的色彩自会不同。《包法利夫人》中写到elle s'enflammait à l'idée de cette taille si robuste et si élégante...，我没有译作“她淫心荡漾，按捺不住地想到另一个男子”，我觉得那种译法强烈的贬义色彩，是原文所没有的（按照福楼拜的创作原则，他也不会那么写）。依据我所感觉到的作者的意思，我把这个句子译作“她心里像烧着团火，如饥似渴地思念着[……]那副又健壮又优雅的身材”。有的词很简单，感觉却未必简单。比如，福楼拜写到爱玛被罗多尔夫抛弃后，大病一场。养病期间，每天下午坐在窗前凝神发呆，这时“菜市场顶篷上的积雪，把一抹反光射进屋里，白晃晃的，immobile，……”最后那个词，有译成“雅静”的（“一片雅静的白光”），也有译成“茫茫”的（“一片茫茫的白光”），但在我看来，那样的译法，似都仅与光线的状态有关，而与爱玛的心态无涉。在我的感觉中，那是一种“以外写内”（即以外在的动作、状态，来描写人物的心理）的手法，所以我把immobile译作“凝然不动”。这是我对光线的感觉，也是我对爱玛心态的感觉。
拉拉杂杂说了这么多，最后想用拙著《译边草》中的一段话，来结束这个名为“我心目中的翻译”的漫谈：“里尔克曾在给一个青年诗人的信中写道：‘你要爱你的寂寞。’我觉得这话就像是对今天的译者说的。翻译，寂寞而清苦；但是，能把职业当作事业，能使技术成为艺术，能在工作中找到乐趣，能从苦中尝到甜的滋味，又何尝不是人生的一种幸福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