亞洲為何沒有“特朗普”或“桑德斯”？

【亞太日報訊】聯合早報2日發表新加坡國立大學李光耀公共政策學院院長馬凱碩撰寫的題為《亞洲為何沒有“特朗普”或“桑德斯”》的文章。文章說，特朗普和桑德斯在美國政壇崛起，讓世界震驚。美國給世人的形象，一直是個政治可預測和穩定的國家。極端主義或邊緣運動可能在其他國家出現，佔據美國政界的卻一般是明智的中間派人士如杰布·布什和希拉裡·克林頓。讓人驚訝的是，前者已經退出美國總統選舉，后者的前景也不明朗。

到底怎麼了？這只是另一個短暫的政治現象？還是反映了美國政治的結構性轉變？把這個情況和亞洲做個比較，或者可以凸顯一些影響政治走向的結構性課題。簡單的說，悲觀的政治為邊緣政客的生存提供了肥沃的土壤。法國國民陣線黨魁馬琳·勒龐的崛起也是如此。向來主導美國政治的樂觀政治情緒已經轉移到亞洲，其結果是亞洲明智的中間派人士紛紛在選舉中勝出，比如印度總理莫迪（2014年5月）、印度尼西亞總統佐科（2014年7月）和新加坡總理李顯龍（2015年9月）。

為什麼亞洲社會會轉向中間政治，美國和歐洲部分地方卻走向邊緣呢？簡單地說，期待有更好未來的社會，選擇把命運交給可以托付的人如莫迪、佐科和李顯龍﹔對未來感到恐懼的人，卻把希望寄托在邊緣人士身上。

文章指，特朗普和桑德斯的崛起清楚地顯示，美國人對他們政治體系失去了信心。理論上，美國人有一個由人民選出和為人民服務的政府。事實上，由人民選出來的政府是為特別利益團體而不是普羅大眾服務的。美國政策被利益團體騎劫的觀點，在2008年至2009年金融危機期間進一步強化。美國銀行家幾乎摧毀了美國經濟，但鋃鐺入獄的大銀行家隻有1個。當桑德斯表示：“美聯儲並不監管華爾街，而是被華爾街監管，這是讓人遺憾的事實。我們必須讓銀行為經濟生產和所有美國人服務，而不是一小撮富有的投機者”時，可以說是很好地反映了美國人的憤怒。他指出：“如果國會沒有辦法管制華爾街，那我們隻有一個選擇，把大到不能倒的銀行拆開，讓它們再也不能摧毀美國人的工作、家庭和畢生儲蓄。”

不平等性和長期失業讓情況雪上加霜。桑德斯還表示，美國頂尖0.1%富人擁有的財富，是底層90%人口擁有的財富的總和。沒有幾個白人中等收入家庭相信，自己的孩子會有比他們更美好的未來。結果，還在加劇的普遍憤怒情緒引發了極端政治。

相比之下，好些亞洲社會（不是全部）都對民粹主義敬而遠之，採取了經濟上必要但不討好的措施。莫迪果斷地取消了繳稅收入超過1萬4600美元的消費者的燃油津貼。佐科也同樣廢除燃油津貼，僅保留為柴油提供的0.07美元少量津貼。李顯龍誠然遵照其父李光耀的教誨，不實行國家財政預算不能承擔的津貼。就連面對政治困境的馬來西亞首相納吉，也推行了讓許多人怨聲載道的消費稅。

這些不討人喜歡的政策無可避免的引起一些不滿。但這些領導人都沒有改弦易轍。他們堅持“正確”的措施，因為這可以確保更美好的未來。

許多亞洲領導人受到李光耀的啟發。李光耀曾說：“我一直設法做得正確，但不是政治正確”。他相信應該讓人民明白一些“硬道理”，而不是採取權宜之計。

在美國和歐洲目前悲觀情緒籠罩的政治環境，說實話的從政者會被選民懲罰。德國總理默克爾表示，除了人道主義原因，對老齡化的德國來說，敘利亞難民也是一種人口紅利。然而，她卻因此受到懲罰。

更讓人吃驚的是，向來明智的瑞士人可能公投修憲，把犯下謀殺罪或在10年內犯下兩項輕罪（如超速駕駛）的外籍人士驅逐出境。把外籍人士描繪成害群之馬的政治海報也出現了。

西方的民粹主義可以被消除嗎？答案是肯定的。不過，媒體一面倒的負面報道，必須有正面報道的平衡。一般西方人相信，世界正脫離正確軌道，而媒體也只是如此報道。但客觀來說，情況並沒有這麼糟。長期來看，軍事沖突呈減少趨勢。貧窮率也下降。中產階級在世界各地出現，新興市場也冒起。度過目前的衰退，未來會更好。簡而言之，有了適當的領導人，西方國家也可以和其他國家一樣，對未來充滿希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