澳大利亚《悉尼先驱晨报》12月3日文章,原题:我们如何更好地恢复与中国的关系? 随着我们与中国关系的破裂,分道扬镳不是明智的选择,因为我们互相需要。我们如何找到更好的出发点,走上与中国恢复关系的道路呢?
我们从未真正理解或承认中国的价值观和动机。这是澳大利亚对中国态度的一个重大失误。例如,中国的人权概念不是关于个人权利和自由,而是分享经济和社会进步的集体权利。虽然我们可能不喜欢这样,但我们无法改变它——关键是我们至少要认识到这一点。
2008年参加北京奥运会期间,笔者逛书店时看到一个促销牌子,大吃一惊。上面写着:“会说普通话却不懂中国的澳大利亚总理。”当时,我们的总理是陆克文,他会讲普通话。几年后,即将离任的驻华大使杰夫·拉比强调了这一点:“会说中文不等于懂中国。”当时担任外交部长的陆克文也同意一种观点,即许多中国以外的人会中文,但不知道这个国家是如何运作的。
而且,我们政府的声明和战略没有考虑到中国经济崛起的重要性。从历史标准来看,中国的经济崛起非同寻常,因为它是在没有行使军事力量的情况下实现的。我们从中受益匪浅,最明显的是资源出口行业的繁荣。
当前,中国经济正从以投资为基础向以消费和服务为基础进行重大转型。我们可以在老年护理、气候和环保以及反腐方面帮助中国。联合基础设施项目也可以服务于两国。
但笔者没有听说我们的领导人认识到了中国最近召开的(中共十九届)五中全会制定的未来框架,以及到2025年的五年规划的重要性。这些规划聚焦于从“一国两制”到“双循环”等,重要的变化包括从依靠贸易到自给自足,科技独立自主以及加强与大国的外交。
笔者不是说我们应该赞同或接受中国的立场,重要的是要认识到这些立场,并将其纳入有效的对华战略。
中国有明确的国家长远利益意识。不像我们的政治体制只注重短期利益(赢得眼前的舆论,或许最长远的打算就是赢得下次选举),中国的规划和运作是以几十年为时间单位的。
我们尚未明确我们的国家利益。我们喃喃自语地谈论着我们的价值观和对“基于规则的秩序”的承诺。我们发出了相互矛盾的信号,允许中国租赁达尔文港,收购大型电力公司和电力网络,但随后却阻挠中国参与5G建设,并匆忙通过冒犯北京的反外国干涉法。
而在应对新冠疫情方面,中国看到了我们故作姿态——要求调查特朗普口中的“武汉病毒”的来源,我们还挑战中国的“发展中国家”贸易地位,这都是为了讨好美国。
本周,莫里森呼吁议员们不要扩大紧张局势。或许他开始与中国重启关系的唯一希望在于:发表声明,呼吁确立界限,以真正承认中国的不同价值观为基础,同时也明确我们的界限以及我们的谈判“禁区”。他还可以邀请中国领导人一起,开展更细致、不那么哗众取宠的外交。(作者为澳大利亚国立大学教授、澳自由党前党首约翰·休森,乔恒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