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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2013年以来，日本对华投资持续下降，2016年已经不足2012年峰值的一半。然而，这一趋势或许已接近尽头，日本对华投资有望重现上升势头。
6月21日，中国日本商会在北京发布《中国经济与日本企业2017年白皮书》（以下简称“白皮书”）。白皮书援引日本贸易振兴机构（JETRO）2016年9月的一份问卷调查结果指出，未来1-2年，准备扩大业务和维持现状的在华日企分别占比40.1%和52.8%，而仅有7.2%的日企想要缩小规模或从中国撤出。
“虽然与2011年相比，回答‘扩大’的企业大幅下降，从原来的66.8%下滑至40.1%，但较去年增长了2.0个百分点。”日本贸易振兴机构北京代表处所长田端祥久（下称田端）对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说，“所以，2015年可能是触底回升的节点。”
从历史上看，田端指出，在华日资企业的业务发展意向与日本对华投资的实际情况有很强的正相关性，回答“扩大”的日企比例多年后重现增长，这意味着，“对于未来日本对华投资的情况，我们可以稍微乐观一些。”
JETRO今年3月展开的另一份问卷调查得出了类似的结论。日本贸易振兴机构副理事长赤星康在一场中日环保论坛上指出，未来10年，对于在海外扩大业务，在中国的日企态度是最积极的，占比达50%，排在第二、三位的是在泰国和越南的日本企业。
在华日企积极拓展中国内销市场
据统计，2016年，日本对华投资金额为31亿美元，同比减少3.1%，连续4年呈下降趋势。在对华投资的主要国家和地区中，日本的名次从2014年的第四、2015年的第五进一步降至第七。
对于日本对华投资连年下降的原因，田端认为，这一方面与当时有关，但另一方面，还与中国从“加工基地”向“内销市场”的转型有关，且后一个原因可能更加突出。
在2016年日本对华投资中，制造业同比下降10.2%，呈两位数减少；而非制造业同比增长4.2%，保持了持续增长的态势，这主要是由于租赁及商务服务业、批发及零售业、信息通信及计算机服务业等发展势头良好。
“过去，很多日本在华企业主要投资出口加工工厂，但现在，却把中国视为一个巨大的市场，要拓展内销。”中国日本商会会长、伊藤忠（中国）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上田明裕（下称上田）对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说，“我们已经强烈地意识到需要进行定位转换，比如，现在我们在中国生产的汽车主要销往中国国内。”
上述调查显示，从各行业回答“扩大”的比例来看，非制造业（47%）高于制造业（36.3%）。在制造业中，食品（53.6%）和运输机械设备（43.0%）等内销型产业相对较高；在非制造业中，批发和零售业（54.7%）等内销型产业相对较高。而主要用于出口的纺织业（19.1%）则是在华日企当中最没有扩张意愿的行业。
近期，中日政治关系出现了回暖迹象。除了多次派政商代表团来华示好，日本首相安倍晋三（下称安倍）一反常态，对中国提出的“一带一路”倡议表示了支持。6月5日晚，安倍在东京举行的公开活动中发表演讲，表示愿同中方围绕“一带一路”展开合作。
在田端看来，这是中日关系转圜的节点，政治关系的改善对民间企业的合作将有促进作用。“‘一带一路’将成为中日经济合作的关键词。”他透露，该商会在不久前专门成立了“一带一路”联络协调会。
尽管近年来日本对华投资疲软，但中日作为世界第二和第三大经济体，提振经济合作意义重大。在投资方面，截至2012年末，进驻中国的日资企业有23094家，占外资企业整体的7.9%，在各国在华企业数排名中位居榜首，直接或间接雇佣人数约超过1，000万人。
在贸易方面，2016年，日本在中国的各出口对象国中位居第二，金额为1292亿美元，进口亦位居第二，金额为1456亿美元。白皮书称，中国主要从日本进口零部件以及机械等设备，经过国内加工后，再向全世界出口。尤其值得一提的是，中国进口的核心部件以及机床等主要来自日本。
上田对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强调，中国经济的重点正在从第二产业向第三产业迈进，日本企业希望抓住机遇，更多地拓展中国的第三产业，而不仅仅是在第二产业进行转型。
“在第三产业的内销市场，如果没有先进的技术，日本企业将很难跟中国企业竞争。”上田指出，“中国市场现在需要的是整体解决方案。以食品产业为例，在中国内销的话，需要冷链在内的物流和运输，这些环节将被纳入一个整体来考虑。”
希望中国完善外资撤出机制
白皮书征集了8852家日本在华企业的意见，共收录了471条建议。围绕“确保公平性”的理念，白皮书提出的建议主要包含三个要素：健全现代市场体系，深化行政管理体制改革，以及健全对外开放新体制。
上田指出，根据“十三五”规划，中国政府进一步强调以“创新”求发展的重要性，同时提出要在“简政放权”“放管结合”等方面深化改革。2017年版白皮书建议的主要诉求是“确保公平性”，“这与中国政府深化改革的内容是一致的，所以我们坚信我们的方向是正确的。”
在健全现代市场体系方面，田端举例道，“在市场经济发展进程中，随着竞争的不断加剧，自然会出现不得不进行事业重组的企业。希望有关部门能够完善制度，减轻企业在包括撤出在内的事业重组中所承受的时间及费用方面的负担。”
他说，去年有很多媒体报道称，日资企业要撤离中国，这并不是事实。对于白皮书为何建议要完善撤出机制，他指出，“如果撤离的障碍太多，企业进入市场时的顾虑就会多。反之，如果程序简单透明，那么企业就会更乐观，避免过度谨慎。”
在健全对外开放新体制方面，田端举例称，希望放宽对于特殊行业的外资限制。例如，目前，在汽车生产企业中，外资出资比例不能超过50％。即使是50％以内的出资比例，变更出资比例时也需要取得国家发改委、工信部、商务部等相关部门的许可。“《汽车产业中长期发展规划》中已对有序放开合资企业股份比例限制进行了方向性的规定，希望能明确其具体方案。”
（来源：21世纪经济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