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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太日报周玲娜】日前，有消息指出天津力争北方第一个自贸区。国内国外，自贸区已成一剂“万能贴。此番“自贸热，其意义远不仅是促进市场开放，区域经济发展。全球贸易体系新一轮重组的背景下，自贸区建设成为引领规则制定、处理区域及世界问题的新方式，并倒逼中国经济市场进一步开放，迎来发展第二波。
自贸区热原因几何？
从国际范围看，全球贸易体系正经历自1994年乌拉圭回合谈判以来最大的一轮重组，其发展并不局限于经贸及投资领域，而在很大程度上发展为引领规则制定、处理区域乃至世界问题的新方式。自贸协定的功能正由传统的互惠贸易安排和关税减让，向规范所有与贸易有关的政策拓展。自贸区构建的市场导向和资源导向的规律在弱化，战略导向和规则导向的主导地位愈加凸显。
2013年9月，上海自贸区挂牌成立；
2014年11月，北京APEC峰会将“亚太自贸区写入首脑宣言；
2014年12月5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就自贸区建设进行第十九次集体学习，欲建立“面向全球的自由贸易区网络。
经济参考网此前的一篇报道称，地方政府将争取自贸区当作摆脱经济下行压力的机遇，并由此加快申报自贸区的步伐。
如，12月5日，甘肃省以兰州新区为基础申报自贸区。宁夏、河南等省及一些地级市，如江西赣州、湖北襄阳也陆续传出自贸区建设消息。
2013年12月，近160个成员国在12年的谈判后达成了严重缩水版“巴厘岛一揽子协定。之后区域主义盛行，目前全球已有超过1200个FTA协定，其中约80%是近十几年达成。
而全球经济疲软，倒逼国内国外FTA整合程度加深，标准提高。传统的区域协定主要涉及关税减免等贸易自由及市场开放，而当今世界的FTA不仅在贸易方面超越关税减让清单，还包括标准、保障措施、海关管理、服务贸易等款项，投资、竞争、劳工、环境、政府采购及知识产权等议题。
国际范围内，自贸协定的地缘政治因素不断加强。对于谈判数十年未果，但今年先后完成的中韩、中澳自贸协定，安邦集团创始人陈功在接受《亚太日报》记者采访时称，中国急于构建亚太经济新秩序，以对抗美国占主导地位的TPP及TIPP协议。
尽管今年4月，美国宣称欢迎中国在一定前提下加入TPP，但我国在政府管制、知识产权、货币兑换及劳工标准上仍无法满足TPP要求。
中国自贸协定水平“偏low
正如陈功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所称，中国尚不能加入TPP或TIPP的主要原因是无法在协议中占主导地位。这固然与地缘政治因素有关，更多的是中国当前谈判或建设中的自贸协定普遍水平较低，大都以关税减让、降低敏感行业准入条件为主。而只有在中国与新西兰、瑞士等部分国家的自贸协定中，才涉及知识产权、竞争政策等非传统议题。对中国而言，被TPP或TIPP等世界经贸制度构建边缘化成为新常态。
例如，TPP中的所有成员国在加入时，便有90%的关税立刻免除的要求。此外，在原产地规则方面，TPP成员国享受零关税优惠的出口产品附加值须超过总价额的45%，而中国在亚太地区签署的FTA的附加标准在40%左右。上海财经大学自由贸易区研究院院长赵晓雷在接受《亚太日报》记者采访时表示：“中国要习惯低关税甚至零关税贸易，以适应经济全球化新形势。
经济上闭门造车，其本质是国内体制和经济结构的制约。前海欲打造中国改革开放的“桥头堡，一大亮点在其制度的整合革新。头顶“前海管理局之帽，前海为采用任何公务员制度。其官方发言人明确表示“争取在后年，管理局的财政状况达到一定收益后，不需要财政拨款。
入世“12年来，国内利益集团一再阻扰，国内市场的进一步开放显得吃力。随着最初入世的经济红利消耗殆尽，中国的出口贸易持续疲软。上世纪80年代以劳工密集为主的制造业出口模式亟待转型，中国的经济发展已然到了第二波。
中韩协定成韩国吸金利器
历经14轮谈判的中韩自贸协定划上句号，赵晓雷院长表示：中日韩或中韩FTA中，货物贸易的关键在于关税减免，服务贸易的关键在于市场准入、国民待遇、本土化、最惠国待遇等条款。
中国一直是全球货物贸易大国，其服务贸易发展相对落后。中韩FTA协定达成的关键是中国在货物贸易方面作出较大让步，从服务贸易方获取相应回报。
而从韩国方面看，急于签署FTA，显然是此协议给韩方带来了众多政治经济益处。香港中文大学商学院李兆波教授告诉本报记者，“政治上，韩国可从中韩稳定的关系中获得政治庇佑，以减少来自朝鲜核武器的威胁。经济上，中韩均可从高、中、低端的产品合作中受益，如影视、音乐、漫画、游戏、出版、广告等“韩流文化逐渐成为韩国力推的“吸金利器。
据悉，中国目前正在商建的自贸区有6个，中国与海湾合作委员会、挪威、斯里兰卡、中日韩自贸区，以及中国东盟自贸协定升级版和区域全面经济合作伙伴关系（RCEP）。从亚太自贸区到丝路基金，中国在经济上主导亚太地区游戏规则的意图日益凸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