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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 星星
“我都不敢用微信，不敢用微信发东西，也不敢用电话，怕被录音，有啥话就当面说，大家在一起的时候还得看对方手机有没有录音，自己有没有被偷拍。”一位艺人对制片人坦露了自己最近的焦虑状态。
自2021开年以来，从郑爽到吴亦凡再到张哲瀚，因艺人劣迹行为引发的震荡一轮比一轮凶猛，而身处风暴中心的艺人也变得越来越谨慎。
艺人的劣迹行为正在传导到每一环中，最先受到冲击的便是他们主演的项目被加班加点剪辑补救或者无限期搁置。
吴亦凡连累了腾讯视频的S级古装大剧《青簪行》无法播出，事件发酵期间，一位制片人在朋友圈里就感受到了平台的一片哀嚎，“人人都在讨论吴亦凡，平台真的也很难”。一位综艺行业的资深人士表示，因张哲瀚导致无法播出的综艺项目，给片方带来的损失无法估计。
吴亦凡事件使腾讯视频的S级古装大剧《青簪行》无法播出
而如果我们将视角从“惊弓之鸟”的艺人个体事件转移到影视圈的业态环境上，这一面的故事则显得更加暗流汹涌：一方面，行业内外部对于作品内容导向问题都变得更加重视，“红线绝不能踩”成为所有人的共识，而有关钱、规则及话语权的变化位移同样能第一时间拨动从业者们敏感的神经。
在影视行业持续变化和动荡的这几年时间里，曾经的“热钱”、“爆款”和“流量”等关键词现在显得无比梦幻，“规则”、“防雷”和“谨慎”，取而代之成为当下面貌的一种概括。
这似乎还是一个有关“破与立”的命题，却已然来到了新的解题阶段。面对变化，尚没有人能给出完美的解题思路，但这更是每个从业者必须鼓起勇气、打起精神面对的一场考验。
惊弓之鸟与认栽
艺人舆论风险这把悬在艺人自身、片方、平台和品牌方头上的达摩克利斯之剑，现在一旦掉落，几乎是一剑封喉。
据那位资深综艺人士透露，即便近两年因艺人不当行为，节目组也懂得了分批付给艺人片酬，但这并起不了多大作用，“如果是平台、广告主特别青睐的艺人，一旦对方要求全部支付，节目组还是会遵从。”如今张哲瀚参加的几档综艺节目尚未播出，这位资深人士认为，最终可能就是双方协商退一点钱，减少一点损失，但毕竟艺人参加了，“不可能全退”。而且艺人与节目组签订的是劳务合同，维权成本高，因此大多数制作方就只能认栽。
自从由范冰冰引发的偷税漏税事件被严查开始，片方在选择艺人时就变得十分谨慎，背调必不可少。圈内人间有一张类似于黑名单的表，里面包含了不少艺人比较明显的问题、争议，甚至不良历史。这位业内人士说，“这张表格真的挺准的，有了它他们心里也有些谱了，选演员的时候表格上的人就尽量别碰。”他还表示，在吴亦凡事件出来前，圈内的人其实都知道这个人“爱玩”。
张哲瀚主演的电视剧《梦回朝歌》也播出无望
可即便手握这张表，也没有办法确认这位艺人完全安全。“在没爆出之前，这些信息都捂得特别严，想要查清一个人并不容易。”一位制片人坦露出了无奈。
郑小强也在过往的真刀真枪中感受到，此类事件引发的违约或者赔偿等纠纷，很多都是私下协商解决，真正引发诉讼仲裁的很少。即使有个别纠纷诉诸司法诉讼，“因为受理案件、庭审排期、审理及判决等时间及程序原因，尚未查到相关司法文书”。这位北京天驰君泰律师事务所高级合伙人、天泽娱乐法创始人如是说。
客观来说，被“捂住”的雷点和一旦被曝光就引发舆论大地震的艺人失德违法行为，一般难以让受损的多方得到妥善解决赔偿，这中间的尖锐矛盾也导致滥用律师函的现象正在愈演愈烈。
随着郑爽、吴亦凡、张哲瀚等艺人事件频出，艺人的公信力在大众舆论场的审视下产生了断崖式下跌，其中一个负面影响就是原来停留在捕风捉影阶段的小道消息进一步被大范围传播，扑面而来的舆论压力让一些可能原本没有过错的艺人们变得更加焦灼，因此选择公开发律师函或者律师声明来降低自己的舆论风险。
的确，“以法律文书的形式向公众说明案件情况，又能对侵权行为人起到一定的震慑力”，郑小强表示这种方式简单、快捷，但与此同时它也逐渐落为“狼来了”的行为。
“有的艺人发了律师函后，也未再进行下一步的维权行动。侵权行为人不仅没有停止自己的行为，甚至还更肆无忌惮地公开挑战。”在郑小强看来，这无疑是对律师函效力的无视，也体现出网民对艺人发律师函行为的一种无所谓的态度。而吴亦凡之前力争自己清白维权律师函也被网友诟病，律师函背后的法律公信力也在减弱。
吴亦凡被曝光后曾发微博回应
对于“报警”这一自证清白的手段，郑小强则认为，除非给艺人造成严重损害损失，触犯了刑法，比如确实构成了诽谤罪等，否则很难通过公安机关追究责任，“而且无论是发律师函还是报警都是一种维权手段、是法律赋予的权利，但这并不意味着可以随便使用，并非严重到需要报警的情况，也会占用公权力机关的时间和资源，会影响其对涉及公民重大人身利益和财产权利案件的处理。”
行业变动前夜的动荡
伴随着影视寒冬与大规模整改以及疫情影响，这个圈子的新旧乱象同时被剥开。今年影视类案件的总数量比去年又多了，这是郑小强的直观感受。而行业形态的转变让侵权类案件的形式变得越来越多样。
一般来说，影视行业的不规范表现在发生的纠纷主要集中在侵权与合同纠纷上。
根据《2020年中国影视行业法治发展年度报告》显示，2020年影视行业案件中知识产权与竞争纠纷类占总案例的92.25%，其中最常见的是抄袭纠纷，如《锦绣未央》融梗、抄袭200多部小说，《宫锁连城》抄袭《梅花烙》等。还有一种比较常见的则是侵犯署名权以及作品信息网络传播权，如将小说改编成电视剧时并未对编剧进行任何形式的署名。
以及现在，长视频平台起诉抖音、快手、B站等平台这类侵犯作品信网权的案子比比皆是。郑小强表示，未经权利人许可擅自提供作品的在线播放服务、服务提供商未经授权提供作品的“回看”等也常被认定为是侵犯信息网络传播权的行为。
而合同纠纷则虽然不及侵权数量多，但却贯穿影视制作的各个过程。投资人、制片人都表示现在一个项目从筹备到播出，每一步都是一个坎。
“片方不断追加成本，最终这部剧的投入达到4.96亿。我们理解提价，但哪能提高这么多？”投资人杜颖聪没少遇到中途片方加价的情况，很多时候他们都忍了，但有时候加的太多，他们没有办法只好选择用法律途径解决。虽然这场官司胜诉了，但她觉得以这种方式拿回钱太心累了。
去年受疫情影响，很多影视作品在上映、上线、播出受到影响，不少合同因为这一因素被延误履行，导致影视案件数量激增，郑小强就受理了很多关于影视投资、影视开发相关的合同纠纷。
纠纷数量增加，让这个圈子的问题被源源不断地暴露出来。无可避免地，触碰高压线的影视圈正在经历一轮轮整改，近两年，从上至下，一系列规范动作一个接一个。
2017年出台的《关于电视剧网络剧制作成本配置比例的意见》规定，“全部演员的总片酬不超过制作总成本的40%，主要演员不超过总片酬的70%；去年，相关部门正式成立中国视协电视界职业道德建设委员会；今年2月《演出行业演艺人员从业自律管理办法》则进一步细化惩罚措施，要求“劣迹艺人”将受到协会会员单位1年期限至永久期限的联合抵制......
在规范性文件和行业协会自律规范的制约下，近两年影视行业阴阳合同、高价片酬、偷税漏税的乱象有所好转。“偷税漏税不敢了，相对好了很多。”这是在采访中大家趋于一致的观点。
但沉疴难去，还尚未达到清零的状态。
一位业内人士坦言，“不止阴阳合同，这里面的利益关系很复杂，就像早前电视台会拿返点，艺人表面收入与他实际拿到手钱还是差不少的，一些‘关系近’的艺人，一般也都会做日常关系的维护。”不仅如此，艺人也会“看人定价”，“一般来讲，艺人给纯平台自制节目的报价会低于有投资方或其他金主的节目，当然他们也会考虑长效合作的机会，再次合作时，艺人往往给的就相当于半批发价。”这位业内人士说。
一个个顶流艺人的落马，背后反映的也是影视圈高速发展下的沉疴痼疾和兴衰浮沉。
大抱团下的“回暖”？
福祸相依，今年行业不全是灰色阴霾，一些好声音开始出现。比如横店迎来开机热，上半年接待剧组210个，同比增长93.48%。根据天眼查、企查查数据显示，截止至五月底，我国影视相关企业的注册量新增15.7万家，而2016年-2020年，我国影视相关企业注册量分别为8.1万、10万、12.4万、13.7万、11.6万。今年前五个月影视相关企业的注册量远超历年全年数据。
横店上半年接待剧组210个，同比增长93.48%
这些数字直接让“影视行业开始回暖”的论调为人所认可。
“还是有些回暖的，但这个回暖很有意思。”投资人曹海涛感受到的是，现在各方都在跨界抱团。
影视寒冬后，各大影视公司之间、平台与影视公司，乃至平台与平台都开始抱团，但如今，这种抱团的范围更大了，延伸到跨行。曹海涛投资的一家影视公司便和一家服装公司合资成立了一家新公司，将直播电商、内容植入更紧密地结合在一起，他表示，疫情之后，大家合作需求比较强烈，这也相当于双赢。
但在看似可喜的开机、注册量面前，大家同时也在保持冷静甚至怀疑：行业并没有真正回暖，这是不是像是一场存在于纸面上的热闹？
去年上半年受疫情影响各地剧组几乎都处于停滞状态，横店接待剧组同比增长的93.48%是在行业最低点时计算出来的数字，而且不能够简单地看量，更多的是集中在质上，如开机的大剧有多少。“其实上半年各大平台、公司超过一定体量的剧目开机的并不多，反而大家更日趋谨慎。”制片人孙雯姬说。
影视公司注册增长的热闹背后，除跨行抱团取暖外，大家也都认为海南等地出现的新税收优惠政策也进一步刺激了影视公司注册量的上涨。
而注册量的热闹，并不能完全代表这个行业的业态在恢复繁荣，相反，影视公司的处境大不如前。
一位制片人对骨朵表示，如今平台定制剧数量越来越多，但它的利润非常低，大约在10%-15%之间，因此大家会找各种合理避税的方法。“现在是海南，当时是霍尔果斯，各地的优惠政策也并非恒定不变，一般三年就会发生变化，像霍尔果斯没几年就爆雷了，但自家的业务还要一直运作，这时候大家就要去重新开公司。”这位制片人评价。
受影视寒冬和疫情接连不断的影响，一部分影视公司陷入巨额亏损，此刻他们需要借助一个新的干净的壳儿推进其他项目。“受到银行账户冻结、法律官司以及大股东影响，这些被负面消息缠身的影视公司需要重新建立一个新的、干净的、具有防火墙性质的主体开展业务。”这样的事情曹海涛见过不少。
杜颖聪告诉骨朵，影视项目出现亏损太正常不过。在她看来，行业内80%的项目都处在亏损状态，而很多公司在资不抵债时就会申请破产。“如果一家公司欠了1000万，但公司注册资本仅100万，该公司只要拿注册资本100万还钱就可以了，在申请破产后，剩下的900万是不用还的。”
“这种情况存在于各大行业中，但影视行业更多。”杜颖聪表示。纵观行业内的很多中小型影视公司，注册资本大多在10万、100万、500万，但他们却撬动着一两个亿的项目。习惯以小博大的影视行业在近两年经历一轮轮打击时，他们迅速会停止那些已经翻不过身的项目和公司，转身再从新的地点、以新的身份继续卷入行业里谋生。
此刻新一轮的洗牌已经开始，但至于影视行业回暖的判断还为时尚早。
新一轮集中，观念正在重塑
从业者都知道，一些玩法已经更新，甚至彻底变了。
近两年煤老板、房地产等圈外热钱纷纷离开，电视台话语权式微并被视频平台取代，越来越多人感受到原本这个更多依赖人脉、金钱的圈子正逐渐被视频平台掌控，从规则制定到内容输出，都在向它聚拢。
“现在稍微大体量的剧都是平台投资。”一位资深制片人对此有些无奈。
视频平台从参与出品到主控，业务涉及范围从剧集到网络电影、院线电影......一位投资人表示现在出版公司、网文公司、影视公司都要有平台这个“干爹”才能被资本市场看好，而且最好是股东，这样的关系更稳定。
视频平台间的战火也从未停息，去年B站与短视频平台发展势头迅猛，并进入到长内容的争夺战中，给这场原本属于爱优腾芒的竞争也带来了巨大的多变性和不确定性。近期B站日活跃用户突破6500万，这个数字已经威胁到了长视频平台前三甲。
如今各大视频平台正在大规模招募制作人成立工作室，一批制片人正从影视公司离开直接与平台捆绑。孙雯姬坦言，如今精英人才和项目把控权越来越集中在平台手上。
平台通过工业化生产工具，像生产线一样主控剧目制作、评级，这种能够有效改善影视圈的江湖气和作坊式生产，降低内容成本，但也有声音觉得影视内容很难标准化。就像导演不能拿一张表格勾出今天拍了多少镜头，计算镜头的完成率和废品率，用一张绩效考核表来给剧组和主创发工资，而且剧本也不能完全用数据指导创作，更多只能是参考。
“这个行业好玩的地方就在于想象空间巨大，它是一个很抽象的事，无法用各种标准和理念去制约。我们可以学习借鉴好莱坞的工业化生产，但更多的是需要人为干预和主导。”孙雯姬表示。
而一位综艺编剧觉得此刻他们正处在无序的状态中。“平台拥有绝对权力把控内容，内容公司会尽量满足平台要求，但他们又不可能亲自下场指导，结果就造成了干预过多但又不能面面俱到的现象，最后出来的就是一档档70、80分的节目。”
一位综艺编剧告诉骨朵，现在“PPT嘉宾”的做法仍然吃香，像黄晓明、邓超、黄渤，孙红雷就是项目策划PPT上的常客，特别是同一档期播出的节目，几乎每个项目都会写这几个人，等金主问起来就会说已经在跟他们接触了，而落实下来后，就用该嘉宾没有档期为由替换其他人。这位综艺编剧虽然觉得这样做很不厚道，但他表示大家都这么干，客户最看重的就是这个。一位综艺资深人士也对现在商务导演权利高于内容导演的现状十分不满。
大体上，内容不自由、越来越商业导向是很多人共有的感触，“很多广告商觉得自己花了钱，就会干预节目大大小小的内容，哪怕此形式可能与节目不匹配，但是他就要这样的形式。”
在与骨朵的采访交流中，不止一位业内人士都表现出“用数据说话让内容陷入了不自由”的感慨和无奈，但另一方面也都觉得这是大势所趋，“工业化现在肯定有很多缺点，也还在逐渐摸索和完善的过程中，可能需要5年、10年甚至20年才能规范合理起来，但这是未来发展的方向。”
上半年的新闻除被疫情笼罩外，焦点几乎都集中在了影视圈，而在骨朵与行业内不同从业者对当下影视行业层出不穷的事件进行沟通时，他们虽有抱怨和不满，但更多是理解与等待。
郑小强感受到侵犯著作权的刑事打击力度已经有所提升，2020年地方各级人民法院新收侵犯知识产权刑事一审案件5544件，侵犯著作权类刑事案件达288件，同比上升37.14%，占全部侵犯知识产权刑事一审案件5.19%。而影视工作室开始大规模取消核定征收，转为查账征收，不仅遏制高收入明星工作室偷税漏税，也使得明星工作室很难再成为逃税的避风港。
如今，在影视圈这个充满江湖气、并在资本之火下被迅速催熟的行业里，动荡也意味着希望，只有问题层出不穷暴露出来，旧有规则才能被打破，新的秩序才能被建立完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