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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亞太日報訊】2015年的中國經濟走勢開局不利。各種資料均指向經濟增速的進一步下滑，包括不及預期的零售資料以及意想不到的就業率下跌。在經歷過去35年的經濟起飛後，中國既往快速、依賴投資和出口驅動的增長模式無以為繼。這一切使得美國對中國領導層應對以更慢和更可持續的“新常態增長的能力存有疑惑。
我們過去兩年致力於對中國經濟決策模式的研究，以期幫助美國決策層更好理解中國經濟增長和改革的前景。我們的研究表明，中國經濟平穩過渡的可能性依然存在，但不利因素在增加。在美國看來，目前中國領導層面臨的諸多經濟挑戰不同於以往。中國正極力擺脫所謂的“中等收入陷阱，而從歷史來看，成功先例並不多。當下對經濟決策的需要，已經從單一的保增長目標迅速發展為包括清潔的環境、廉潔的政府以及更大的公平在內的綜合目標。此外，過去十年來，中國的政治經濟日益多元化，影響經濟決策的力量也日趨多元，從國有企業到環保活躍人群不一而足。所有這一切，使得同鄧小平1979年實施改革開放以來各個階段相比，當今的中國經濟改革同樣富有挑戰性和緊迫性。
令許多中國觀察者大跌眼鏡的是，習近平在其執政的頭一年改革力度相當大。2013年的十八屆三中全會通過了給予市場在資源配置領域起決定性作用的重大改革決定。這一表態，被研究中國的著名經濟學者巴里諾頓（編者注：加州大學聖地牙哥分校經濟學教授）稱作是“富有遠見的行動綱領。通過“全面深化改革領導小組和其他機制的設立，習近平重構了中國經濟決策機制，使其在這輪的經濟改革中處於核心地位，進而擺脫既往的改革阻力。同時，他還對執政黨從人事到宣傳在內的各個組成部分進行了及早和令人印象深刻的調整，展示了嫺熟的治理才能。
三中全會之後的一年多時間裡，中國經濟決策領域的“習近平風格正日益彰顯。相當大程度上得益於黨對經濟決策的把握以及自上而下的決策模式，當下的中國經濟決策更迅速，但也存在包括透明度在內的問題。過去在經濟政策中的國家主導性角色，如今正轉向執政黨，並在必要時在重點改革領域賦權於特定的部門（比如在財稅改革中）。決策層也更加依賴試驗區、漸進改革和重塑激勵機制來引導地方政府和外部壓力推動全面的經濟和治理改革。很多方面，當下的做法都可以令人回憶起上世紀末和本世紀初朱鎔基任總理時一系列成功的改革。
基於上述和其他領域的變化（詳盡內容參見我們的報告全文），我們的結論是，當下中國正在進行的改革提高了在2020年實現三中全會制定的重大改革目標的可能性，當然我們並不諱言這一過程需要克服包括既得利益團體抵制，以及官僚機構和地方政府在政策實施過程中所施加的諸多掣肘。
即便如此，我們相對樂觀的看法依然具有風險。中國經濟正步入長期下滑的區間，未來數年的經濟增速可能會更慢。如何在去杠杆的同時保持經濟中高速度的增幅，對中國乃至全球經濟而言都意義重大。當前權力集中、反腐敗以及對政策設計和實施更強有力控制的做法，可能會對中國經濟增長和改革產生短期的不利影響，因為導致一些地方官員實施市場化導向改革的熱情不高。
同諸多在美國的中國觀察者一樣，我們也看到當前中國改革議程的一些矛盾之處。比如在強調市場機制的決定性作用以及建設“創新型社會 過程中，對外企參與經濟和對大學課堂中辯論的限制增加，也對中國創新能力的構建、效率的提高、獨特智慧財產權的創造產生不利影響。這可能無助於保持中國經濟的長期增長潛力以及在高附加值行業進行競爭的能力，而這些都是幫助中國避免中等收入陷阱的重要條件。
當下中國正在進行的經濟改革，要求美國在與中國打交道的過程中提出新思維。在未來的幾十年間，對美國國家利益而言，沒有任何一個國家的影響力超過中國。中美兩國的經濟接觸對我們的整體關係有著重要的意義。一方面，美國需要繼續支援兩國利益交集領域的中國改革努力，比如支持推動中國經濟更平衡發展的金融體系改革。另一方面，美國政府也應該與中國展開坦誠的對話。更重要的是，美國應該繼續通過與中國的夥伴在諸如跨太平洋夥伴協定（TPP）方面的合作，推動中國在金融和經濟領域打造高標準的要求，最終打造通向亞太自貿區的道路。（財新網 特約作者 馬修·古德曼 大衛·派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