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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过去的几周里，新冠病毒关闭了美国的文化阀门，体育活动暂停，博物馆闭馆，电影延期上映。
但是这种病毒并没有阻碍鲍勃·迪伦，他在3月26日晚发布了一首长达17分钟的歌曲《最无耻的谋杀》（Murder Most Foul），其内容与肯尼迪遇刺有关。
许多人都在研究这一时间点。我也是。我是一名研究肯尼迪的学者，正在写一本书，内容是电视台如何在一个令人痛苦的长达四天的 “黑色周末”里，处理肯尼迪遇刺的报道。我还探讨了美国人是如何以一位广受欢迎且十分上镜的总统的遇害，来应对国家生活的突然颠覆。
美国全国广播公司的新闻节目主持人大卫·布林克利在事故当晚说，肯尼迪的死亡“实在太重大、太丑陋、太迅速了”。新冠病毒危机似乎也太重大、太丑陋了，尽管它的发展要慢得多。虽然全球大流行病肯定不同于政治暗杀，但我想知道迪伦是否感觉到了这两个事件之间的某种共鸣。
迪伦的作品一如既往地难以理解，他也不太可能出面解释。然而，人们很难忽视，美国人对每一场悲剧的反应方式具有深刻的相似之处。
困居家中
在当前的危机中，当美国人躲在家里的时候，他们可能会认为，在其他危机时刻，人们会聚集在与他人共享的公共空间里来得到安慰。
但在肯尼迪遇刺后，并不是这样。周五中午，达拉斯枪击事件的消息传出后，大多数企业和学校在下午突然停工停课。周一被宣布为哀悼日，肯尼迪在华盛顿举行国葬。在那个漫长的周末，大多数美国人无事可做。
他们做了什么？他们坐在家里不间断地看电视报道。根据AC·尼尔森公司的统计，超过90%的美国人平均一天在电视机前停留8到10个小时，其中六分之一家庭的电视机使用时间更长。社会学者指出，电视不仅适合那些需要独自应对创伤的人，也适合那些希望与家人和朋友在一起的人。
紧盯新闻
观众从长时间的观看中获得了什么？除了偶尔的真实新闻，他们大多找到的是安慰。在关于暗杀的报道播出之后，数百封信寄到了NBC，观众一遍又一遍地描述他们与新闻工作者的情感联系，他们视新闻工作者为与自己一同哀悼的伙伴。
“在这个悲痛的时刻，”一位来自德克萨斯州卢伯克的观众在给全国广播公司主持人切特·亨特利的信中这样写道，“我作为一个老朋友来找你，寻找问题的答案，解释，甚至是安慰。我没有失望。”
许多美国人感到与新闻主播切特·亨特利（左）和大卫·布林克利有着深厚的情感联系 图片来源：Hulton Archive via Getty Images
1963年11月24日，一封加州来信的作者把节目主持人描述为“在我们这个快速变化的世界里，随时聊聊天和讨论国家大事的友好邻居”， 今天的电视观众可能不会这样认为。但最近几周，他们转向了美国全国广播公司、哥伦比亚广播公司和美国广播公司的晚间新闻，观众数量创下纪录。据《纽约时报》报道，在当前充满不确定性的生活中，传统的晚间网络新闻节目——而不是24小时轮播的有线新闻——似乎能提供安慰。该报援引全国广播公司主持人莱斯特·赫特的发言，后者把网络晚间新闻比作安慰食品——“记忆中伴随你成长、与父母一起观看的一个广播节目。”
肯尼迪遇刺后，美国人整天呆在家里，就像我们在今天一样，做些烤面包之类的琐事。
1963年，一名自称是“堪萨斯城里的一名家庭主妇”的女性写信给大卫·布林克利和切特·亨特利，告诉他们，她无法离开电视去杂货店购物。所以她最终只是烤了自己的面包，“我承担了烤黑麦面包而不是去商店的任务，尽管我需要面包，但我真的不想离开家。”
还有人被源源不断的新闻和更新淹没了。“我在街区走来走去，因为我觉得如果我不走走，我就要尖叫了，”一名明尼阿波利斯的男子告诉上述二人，“我以为我可以暂时远离（电视），但它就像一块磁铁。”
1963年的美国人也用电视做了今天人们用Zoom（一款多人云视频会议软件）所做的事情：从远处虚拟地参与。96%的美国人观看了电视网对肯尼迪国葬的仪式报道，写信来的观众对自己“身临其境”的感觉感到惊讶。
“我家住辛辛那提，我通过电视来到了现场，”一名高中生写信给大卫·布林克利，“我出席了他的葬礼现场。我和肯尼迪夫人以及著名的显要人物一起走进了大教堂。”
恢复正常？
在暗杀发生后的几周内，社会科学家自信地断言，这个国家将会恢复稳定和快速的社会复苏。传播研究领域的创始人之一威尔伯·施拉姆宣称，“这场危机是综合性的，而不是分裂性的。”
当然，他们错了。
迪伦将暗杀称为“埃尔姆街噩梦”——埃尔姆正是肯尼迪遇刺的街道名称，这场噩梦继续困扰着许多婴儿潮一代（指1946—1964年间出生的美国人）。奥利弗·斯通1991年的电影《刺杀肯尼迪》和斯蒂芬·金2011年的小说《11/22/63》都把它描绘成一个引起国家灾难、衰落和梦想破灭的转折点。
我们不可能知道眼前的危机会有怎样的社会、文化和政治遗产。一些官员，包括现任白宫官员，认为我们会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强劲地重新振作。他们说，一切都会恢复正常——不管在这个已经动荡不安的时代“恢复正常”究竟意味着什么。
但此时，迪伦对肯尼迪遇刺的追思暗示了更为不祥的事情。在歌曲的中间，他唱道:
我们只能希望，迪伦不是这个正徐徐展开的全新时代的先知。
本文作者Aniko Bodroghkozy是弗吉尼亚大学媒体研究学教授。
（翻译：鲜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