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美國夢”遭遇“美國病”

［亞太日報訊］（記者蔣國鵬）兩百餘年來，美國社會圍繞美式價值體系意義及其實踐的爭吵一直不絕於耳，近年來，“美國夢”所依託的核心價值體系更是遇到了各種挑戰。

金錢之誘：變本加厲的權力遊戲

“人人生而平等，他們都從他們的造物主那裏被賦予某些不可讓渡的權利，包括生命權、自由權和追求幸福的權利。”美國開國元勳在獨立宣言中為這個國家確立的政治思想影響深遠，但如今這種理想卻在被金錢所腐蝕。

２０１６年，獨立宣言發表暨美國建國２４０年之際，美國迎來又一個大選年。站在歷史維度看，這次選舉不過是美國國家政治生活中又一次“例行公事”。站在現實維度看，這次選舉因“金錢政治”在這場四年一度的權力遊戲中扮演的重要“戲份”而備受矚目。

在美國政治文化中，“利益團體”“軟錢”“遊說”本就不是見不得人的事物。２０１０年，美國聯邦最高法院對“公民聯盟訴聯邦選舉委員會”“麥卡琴訴聯邦選舉委員會”兩案所作的裁決，更是令外部資金得以無限制地流入美國政治生活，也使今年大選鐵定成為美國有史以來最“燒錢”的選舉。滾滾金元中，美式民主的權力大戲漸入高潮。

２０１２年，美國總統和國會眾參兩院選舉的支出達到７３億美元。而彭博社預計，２０１６年的選舉支出將達到１００億美元！按照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公佈的報告，２０１５年，全球範圍內三成國家的國內生產總值不到１００億美元。

美國聯邦選舉委員會統計顯示，截至５月１０日，２０１６年總統和國會眾參兩院選舉競選人籌款金額已超過１６億美元：２５名總統競選人籌款７．２１億美元；１８７６名眾議員競選人籌款５．６８億美元；４０５名參議員競選人籌款３．２８億美元。

或許有人發出“美國人真有錢”的感嘆，而實際情況是，普通民眾掏錢助選雖然普遍，但是只有那些一擲千金的“大金主”才對競選人具有真正影響。變本加厲的“金錢政治”令國家政權被牢牢握在“大金主”及其代理人手中，廣大民眾的意願和訴求難以得到有效表達。

美國政治公益組織“公共公民”負責人阿基娜·弗裏蔡爾德直言，美國民主正在面臨危機，民眾感到被排除在民主進程之外，整個體制對“大金主”產生依賴，選舉成為“燒錢”的遊戲，絕大多數競選人因為競選開支超過對手而獲勝，而這正是催生美國政治腐敗的原因。

２０１５年８月，《紐約時報》報道說，籌款競賽已使多數競選人對一小部分最富美國人產生深度依賴，美國正在迅速退回“鍍金時代”（１９世紀７０年代至２０世紀初美國經濟發展快速的一段時期，伴隨嚴重的政治腐敗），草根政治正在萎縮，甚至死亡。

據倡導立法和行政部門財務狀況透明的美國無黨派組織“陽光基金會”統計，２００７年至２０１２年，熱衷於政治活動的２００家美國公司斥資５８億美元，用於聯邦遊說和競選活動政治獻金，而這些公司從政府項目和支持中獲得的回報是４．４萬億美元！

“當不受限制的政治賄賂成為獲得總統候選人提名或選舉總統的必要元素，美國已不再是一個民主政體，而淪為一個寡頭政體。”在美國前總統吉米·卡特看來，大肆滲透國家政治生活的“金錢政治”已嚴重腐蝕了“使美國成為偉大國家的政治體系”。

諷刺的是，連領跑２０１６年總統選舉共和黨總統候選人提名戰的唐納德·特朗普都承認“金錢政治”對政治體系的腐蝕。這位素來以“大金主”形象示人的地產大亨，在競選期間竟然變成“金錢政治”的揭批者。真不知這是痛徹懺悔，還是虛偽作秀？

民主之惑：愈演愈烈的黨派爭鬥

“黨爭可以妨礙行政管理，可以震撼社會，但它卻不能在憲法的形式下肆虐並掩飾其激烈的情況”。在《聯邦黨人文集》中，“美國憲法之父”詹姆斯·麥迪遜對“黨爭”給出這樣的闡釋。他相信一個實行代議制民主和分權的共和政體能夠防範“多數人暴政”。

麥迪遜顯然過高估計了憲法對黨爭的持久約束。今天，民主、共和兩黨“合法惡鬥”已至登峰造極地步。

以貝拉克·奧巴馬兩屆總統任期內情況為例，民主、共和兩黨相互拆臺幾乎成為美國國家政治生活的主旋律。兩黨在國會的對峙，嚴重掣肘了奧巴馬政府涉及國計民生的諸多改革努力，甚至一度導致政府被迫“關門”，險些引發一場災難性的主權債務違約。

從預算到移民，從醫改到控槍，要“大政府”還是要“小政府”……奧巴馬入主白宮七年多，政績乏善可陳，一定程度上要拜兩黨惡鬥所賜。“鬥爭經驗豐富”的政客們從所在選區打到華盛頓，從國會山打到聯邦最高法院，正是：有政客的地方就有爭鬥。

今年２月，聯邦最高法院保守派大法官安東寧·斯卡利亞去世，保守派同自由派“憲法守護者”的力量對比由５：４變成４：４。為了抓住這一“歷史性機遇”，確保黨派利益在大選年實現最大化，兩黨立即展開奪位之戰。

民主黨總統奧巴馬提名哥倫比亞特區上訴法院自由派大法官梅裏克·加蘭接任聯邦最高法院大法官。對此，參議院多數黨領袖、共和黨人米奇·麥康奈爾明確表示，參議院絕不會就奧巴馬的提名舉行聽證並予表決，新一任大法官必須由下一任總統提名。

作為美國政治體系的司法支柱，聯邦最高法院在國家政治生活中發揮著重要作用，也因此被民主、共和兩大政黨視為權力必爭之地。斯卡利亞身後之爭，表面看與三權分立無甚關係，實質上卻是代議制民主、分權理念與“金錢政治”結合而作用於國家政治生活的一種極致表現，暴露出藏匿於憲政民主下政治利益至上的“小”來。

愈演愈烈的黨爭加劇了美國民眾對華盛頓政治圈的憤怒與失望。這一點，在２０１６年美國總統選舉初選階段已得到充分體現。在很多人看來，特朗普的崛起，既是最大的偶然，也是最大的必然。也有輿論指出，美國的代議制民主已不可避免地陷入危機。

儘管任期還未結束，但是本屆國會已被普遍認為是１９４７年以來最低效的國會。蓋洛普公司４月６日至８日所做民調顯示，國會支持率僅為１７％。

美國政治學者弗朗西斯·福山認為，運行兩百多年的美國政治體系已出現“機能性障礙”：立法和司法部門對行政部門影響力加大，導致行政成本高企且效率低下；利益集團、遊說團體影響力加大，扭曲了民主進程；政治兩極分化，使制衡制淪為“否決制”。

平權之難：根深蒂固的種族歧視

“我們雖然遭受種種困難與挫折，我仍然懷有一個夢想。這個夢想深深紮根於美國夢之中。”１９６３年８月，美國黑人民權運動領袖馬丁·路德·金在首都華盛頓林肯紀念堂前發表著名的《我有一個夢》演說，奏響了反對種族歧視、爭取平等權利的時代強音。

半個世紀以來，經過美國各界不懈努力抗爭，種族主義言行被廣泛禁止，少數族裔在政治、經濟和社會領域處境有所改善。不過，作為陳年頑疾，種族歧視在美國社會依然“系統性存在”，平權之夢遠未完全實現。

據調查，２０１５年，有６１％的美國人認為美國種族關係糟糕，執法司法領域依然是種族歧視重災區，６８％的非洲裔美國人認為美國刑事司法體系存在種族歧視。有評論認為，美國種族矛盾尖銳，種族關係處於近２０年來最差時期。

２０１４年８月，美國中部密蘇裏州聖路易斯縣弗格森市白人警察達倫·威爾遜槍殺黑人青年邁克爾·布朗，激起眾怒。而後，聖路易斯地區大陪審團根據既有證據材料，決定不起訴威爾遜。弗格森民眾對大陪審團的決定極為不滿，走上街頭舉行抗議示威。

怒火，迅速從“風暴眼”弗格森蔓延至東西海岸，愈燒愈烈。數以萬計的民眾加入到抗議種族歧視和警察暴力執法的隊伍。“黑人的命也是命”“雙手已舉起，請別開槍”等標語極其醒目。種族歧視，這塊舊傷疤再次被狠狠揭開。人們質問：應許的平等何在？

弗格森之亂在種族歧視、司法不公等表像下折射出非洲裔美國人經濟發展和社會保障陷入困境的現實。有媒體感嘆“美國夢”已終結，認為日益擴大的貧富差距和社會不平等令越來越多處於社會底層的非洲裔美國人，喪失為實現“美國夢”而奮鬥的動力，選擇自暴自棄。

的確，就個體而言，“美國夢”的實現不僅取決於自身奮鬥，也取決於外部條件。當本該提供公正、鼓勵向善的制度出現問題時，僅靠個體努力並不足以實現夢想。而明知病灶所在，美國現行政治體系卻似乎仍迷信“美國夢”對社會的自我療傷，不得不說這是個遺憾。

弗格森之亂也是繼２０１１年“佔領華爾街”之後又一次典型的“後金融危機時代”群體性抗議活動。對比兩者，不難看出，雖然參與者訴求不同，但是普遍對自己的生存狀況以及這個國家日益嚴重的經濟社會不平等不滿，對曾經努力追尋的“美國夢”感到失望。

事實上，這種失望甚至憤怒的社會心態也在“反作用”於這個社會。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美國哥倫比亞大學教授約瑟夫·施蒂格利茨警告說，貧富差距日益擴大造成社會階層向上流動性減弱，令美國底層人群處於相當危險的境地，美國已步入“脆弱的時代”。

從“佔領華爾街”到弗格森之亂，再到特朗普崛起，看似無甚關聯，實則都是“金錢政治”腐化政治體系的必然結果。１％的人口控制著４０％的國家財富，不平等情況更是近９０年來最為嚴重。難怪有人套用亞伯拉罕·林肯的話指出，美國民主已成為“富人有、富人治和富人享”的民主。

當“美國夢”遭遇“美國病”，是夢想照亮現實，還是現實破滅夢想？“鞋子合不合腳，自己穿了才知道。一個國家的發展道路合不合適，只有這個國家的人民才最有發言權。”誠哉斯言！每個國家的民主政治制度歸根結底還是要由這個國家的人民來決定和建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