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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亞太日報訊】常州的官府系統可能自己都沒想到，常州外國語學校會在這一周發生如此的驚動舉國之事。原本學校北面的常隆、常宇、華達地塊在今年2月中旬已經完成了修復，而去年12月中所盛傳的刺鼻臭味都已經消失了，但如今隨著學生體檢報告的回收，身體異常的人數越滾越大。
連日來，常州外國語學校500在校生疑似因化工廠污染地塊中毒一事引發社會廣泛關注
本來，常州市衛計委發布的數據源自8家醫院彙總的體檢報告，稱“597人中133人檢查指標異常”，但4月20日，家長自發統計數據，收到的683份體檢報告中，數據有異常的是561人。到底標准有何異，哪方可取信，目前來說不明真相的圍觀者仍然一頭霧水。常州市政府在突發事件前也陷入集體失語，我嘗試聯系過市環保局、教育局、規劃局，都表示目前統一歸口到市政府了。在新北區萬達廣場邊上恢宏的“雙子塔”政府樓下，市委宣傳部一位官員跟我在電話裡說:“目前我們也是被調查對像，在國家調查組還沒發聲的情況下，我們不適合再說什麼。”
教育部和環保部已經組成聯合調查組派駐常州。這幾天，我去到的事發學校“常外”、它的上屬單位江蘇省常州高級中學，和項目環評單位常州市環境科學研究院，都是無人坐鎮狀態，最高領導都去市府報道了。一座地級市，在六天來被一個學校攪得滿城風雨，連氣候也紊亂了，如黃梅天般一會兒驕陽炙烤，一會兒悶濕下雨。
常州外國語學校校門口
在“常外”的校門口，除了半裡長的車隊長龍，裡邊坐著的等待放學的家長，還多了各路記者，警察、協管，和來路不明的人……有的家長在簇集議論著，這幾天來“探子”好多，所以不敢過於聲張，而之前媒體也有報道，家長被威脅不准接受采訪。多疑的烏雲籠罩在嶄新的學校上空，但走出來的孩子都是青春期朝氣蓬勃的樣子，也許他們並不知道體檢指標的異常意味著什麼，因為那並不直接體現為對身體的困擾，就像一位家長告訴我“青春期發育階段，激素不穩定也是有的，有些敏感的就不舒服;不敏感的就自己也不知道……”
那塊污染場到底是不是造成體質異常的直接源頭，目前也眾說紛紜，校門口的“不明真相群眾”都在說，600個樣本裡如果133個有異常，那未必是直接跟污染地塊有相關性，但如果超過了這個數字呢，是不是就能說明什麼?再如果全校2800個學生都作為總樣本，檢查結果又會如何?在天花亂墜的疑慮裡，他們得到的學校答復是，國家調查組會很快給結果的。
據環境影響報告顯示，毒地地皮的三廠原址，地下水出現氯苯、四氯化碳等有機污染物，最嚴重樣本中，氯苯超標逾9.4萬倍，土壤氯苯亦超標7.8萬倍，汞、鉛、鎘等重金屬亦嚴重超標。
這所准精英初中搬遷到這個劣等地段來，才“偶然”打開了這個潘多拉的盒子。畢竟，與常隆化工廠，以及它的前身常州農藥廠為伴了幾十年的周邊農民，他們早已習慣了捂著鼻子。地塊東邊的一處居民點上，一位原本是農民的居民這樣跟我解釋:“那些家長都有權勢啊，如果我們來鬧哪裡會有作用?”去年九月，學校搬遷至此的時候，那兩千多個家庭必須告別老市區，為了孩子每天在這片政府要大力開發的城市北部新區穿梭。氣味不會騙人，當去年年底，該地塊在修復的過程中因操作不慎而引發刺鼻氣味時，敏感的家長立即拉橫幅示威，並在惶恐中自發帶孩子去體檢。
未知的永遠是最惶恐的。因為這次你不知道具體污染源以及傳播方式，不像之前的農田土壤污染，我們會像關心日本水俁病一樣關心農民，當城市化向污染場地靠近時，健康風險就像是埋在地底的定時炸彈。記得三年前，也是暮春，湖南“鎘大米”事件沸沸揚揚，同時，江蘇省地調院也“漏出”一份報告稱蘇錫常地區土壤和農作物重金屬污染加劇，有的超標幾十倍。
我曾於那時前往無錫和南京，按照報告所示的地理位置找到了那個村子，並意外碰到一位農民，他家的房頂上裝上了傘狀的瑩白色收塵器，他的兩三畝地裡被灑了各種各樣的修復劑，那是南大環境學院“委托”他做的實驗。南大師生在那兩年都會上門問他索要稻米樣本，雖然這位農民並不知道那麼做是為了什麼，他不知什麼是鎘米，更不知自己就耕作在污染土壤之上。
4月19日，常州外國語學校對面空地上，園林工人正在種樹
我找到南大環境學院領頭土壤修復的王曉蓉教授，當時她已73歲高齡，低調並迂回地跟我談起這個敏感話題。他們像南京當地的環保部門、國土部門一樣，也在實驗著各種土壤修復法，並期待有天可以推廣下去，挽救“蘇錫常”這個重災區。說到土壤重金屬污染的監測，她提到一些技術無法覆蓋的空白，比如我們現在都是用“布點法”把土壤劃分為網格而進行檢測，但一塊區域裡真實的污染狀況卻存在變遷性和流動性.這就是為什麼你無法給一塊污染地真正科學的結論。
“原本的土壤質量環境標准是按照農村環境生態效益制定的，沒有引進環境健康風險評估，後者是近幾年才參照美國標准建立模型的。”南京環境科學院創始人，88歲的夏家淇教授這樣對我說，他是1995年第一版土壤環境質量標准的制定者，研究了40年土壤污染，他對我說。“我國的土壤污染研究起步比較晚，很多技術標准還不成熟。”
我相信，這也是新中國後土壤研究的老專家們始料未及的新興現像。他們必須要重新解釋，當農地變為工業、商業、居住等用途後，標准如何重立?而對於環境健康風險的評估，又會是一個新課題。這也是為什麼環保部要在2014年連續發文規定，“化工企業遷離後要對原址場地進行土壤毒性評估和修復”，“場地使用權人等責任人要委托專業機構開展場地的環境調查和風險評估”……
當一個精英學校來到一片化工搬遷後的未修復之地，矛盾就一發不可收拾，問題也逐一冒出來，遠遠不止土壤污染那麼簡單，裡邊牽扯到的利益相關方盤根錯節。你會問，為何學校遠在毒場修復完畢前就開工建設?新建校址環評是怎樣參考污染場地修復環評的?如何確定有毒土壤通過環境介質影響人體，還是有別的傳播介質?
由於施工時所用的地下水水源受嚴重污染，導致學校課室、宿舍、圖書館等多處，出現丙硐、苯、甲苯、二氯甲烷等有毒化學品含量超標。
但一切技術性問題的背後是不容脫責的人為力量。比如，是誰要常外開到現址上來的?再比如，為何一個地級市的中學校址間要騰挪互換不止?據媒體所說，常外原址上將遷來常州三中，而三中原址將遷來常州實驗初中，後者的校址將被用作商業開發......
從技術層面來說它的問題是顯而易見的。但學校遷址背後的利益架構恰是更潛在的驅動因素。從近些年的舉國轟動的公害類事件，你都能捋出一條相差無幾的邏輯線，那就是利益驅動下的城市要開發，而原本的環境潛在威脅都“來不及”去研究透徹。這件事中，一方面是環保要求還未提上日程時企業的亂排亂放;另一方面是迫不及待的新區開發、城市包圍農村;當中夾雜著尚未理清，或是還不成熟的環評技術要求。
當“土壤污染”慢慢體現為更多的“場地污染”案例，我們才發現這是城市“退二進三”的縮影。更多的農地開始轉換性質時，它的“污染成本”才有人會發現並治理。而污染場地修復就是在“城市化擴散”的時代條件下倒逼而產生。就像一位農民的說法啟發了我，“如果不是那麼好的學校開到這裡來，誰會關心土壤污染?”在蘇錫常這樣的江蘇省老化工基地，經過了與化工“相鄰相親”的蜜月，再摒棄轉型的漫長歷史過程，它所要承擔的環境代價潛藏在幾十年的新中國工業化既定軌道裡，也許正慢慢向城市人逼近。
（三聯生活周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