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劳动节的周末（美国劳动节为9月的第一个周一）过去了，那对准父母并没有等来他们期待的爆红。
在南加州的一场性别预测派对上，一台“烟雾制造装置”本应当着围观者的面，简单地展示颜色——粉色代表女孩，蓝色代表男孩。
然而，它却喷出了火花，烧焦了超过10000公顷的土地。
作为一位研究社交媒体是如何被运用于引导性别、身份以及生活转变的社会学家，过去数十年来，我一直在见证性别测试聚会成为自身迷你产业的过程。
在追求独特、病毒式噱头的推动下，越来越多的奢侈派对反映了父母们在“注意力经济”中所面临的一些新的怪异压力。
猜测让位于确定
对未出生的孩子进行性别检测是20世纪的一个独特现象，但这并不意味着准父母从未尝试过预测。几个世纪以来，有些人一直在关注民间传说。“低胎位”——即靠近骨盆的地方有胎儿的隆起——预示着这名母亲很有可能会生个儿子。如果母亲发现自己变得嗜糖，那么这就是女宝宝的征兆。婴儿的性别在出生之时方获正式宣告，而性别预测则出现在明信片、教堂公告或当地报纸的登记栏中。
1958年，一支苏格兰内科医生团队进行了（据说是）史上首次胎儿超声检查。但是直到1970年代，通过超声检查性别并没有在美国的医院中广泛应用。到那时，技术的进步才使得高画质婴儿影像变为可能。到了1990年代，标志性的、带有身体部位标记的灰度图像才成为一种常态。充满期待的父母把超声波图像贴在冰箱上，打电话通知亲朋好友，但大规模的性别检测依然尚未成风。
1957年，兰辛州纪事报上的出生公告。图片来源：newspapers.com
数字时代的为人父母之道
直到社交媒体平台激增，以揭露婴儿性别为主题的派对才变得司空见惯。
2008年，博主詹娜·卡文纳狄斯在派对上和家人一起切了个蛋糕。蛋糕的里面是粉色的糖霜，它告诉屋子里的所有人，詹娜会生个女儿。她写那次聚会的博文后来爆红。现代性别揭示从此诞生。
这种派对通常都有家人和朋友参与，他们很有把握地在最后揭晓时刻之前给出他们的预测。准父母会切定制蛋糕，扎破内含碎花纸的气球，或者放一个能亮粉色或蓝色的闪光弹（性别刻板印象非常明显）。宾客觥筹交错，夫妇热情拥吻，摄影机则拍下所有。
随着2010年Pinterest和Instagram等图片分享平台的推出，社交媒体推动了性别信息披露的上升。这些平台激发了家长的“晒娃欲”——他们发布孩子的照片和故事，并将社交媒体用作指导手册，帮助自己应对育儿所面临的挑战。
曾经只存在于与最爱之人的亲密仪式中的，如今被公开展示给朋友以及陌生人。但是，仅仅十年时间，性别揭示怎么就从蛋糕里的粉色糖霜转变到烟花和火苗了？
如何在注意力经济中取胜
在社交媒体上，图片越是独特、荒唐、引人注目或者有趣，它就越有可能会火。每天，只要有人发现怎么戳中算法的点，都可以成为微网红，而婴儿甚至在出生前，就能吸引大众的目光，成为“小微网红”。很多父母给尚未出生的孩子们定制话题标签。有人甚至给他们开了专属的社交账号。
这是为了赶上有利可图的注意力经济，它以浏览量、分享和点赞将生活经验货币化。仅仅只是有个孩子，对互联网来说并不足够刺激，孩子需要被震惊和惊叹围绕着而来。
是个男孩：迪拜的性别揭示灯光秀。图片来源：Tshepang Nare/Twitter
就性别揭示的噱头来说，有父母用鳄鱼（英国一鳄鱼农场主强迫饲养的鳄鱼咬碎西瓜来揭示宝宝性别）来猜性别，有的踢爆（填充有彩色粉末的）橄榄球，有的射空中靶子，甚至还有的用飞机跳伞来测——这些仪式，比起孩子来，往往更多地反映了父母的身份、爱好和网络品牌。
最终，越来越多稀奇古怪的性别揭示，和“永远跟上潮流”的消费文化完美契合，后者永远在滑屏，以寻找下一个亮眼内容。
性别揭示资本主义的崛起
与此同时，一个促进、鼓励性别揭示的蓬勃发展的行业已经出现。
定制蛋糕、主题派对用品、彩纸炮、烟雾弹和T恤，一切都被设计来晒出完美的Instagram照片。网红和意见领袖的性别揭示是品牌赞助、产品植入和媒体报道的载体。市场甚至以提供“是个女孩”口罩，“是个男孩”消毒洗手液，以及揭示性别的虚拟游戏，适应了疫情。
父母，特别是母亲，已经在面临着被仔细审视的，符合文化期待的“理想母亲”标准，不管是母乳喂养的决定，“自然分娩”还是返回工作岗位。是否要做性别揭示，已经成为准父母们必须做出的另一个“选择”。
甚至决定不做性别揭示，也成为了社交媒体的流量。比如，社交媒体意见领袖伊斯科拉·劳伦斯宣布，她不会去做性别揭示——并在推文中加入了某个服装品牌的赞助链接。
性别揭示有时因为强化性别二元、鼓励奢侈浪费以及带来切实的安全隐患而被嘲笑。但是，将“性别揭示”浓缩为准父母的愚蠢选择，忽视了影响这些决定的文化和经济力量。我们因个人的育儿决定而嘲弄他们，却忽视了对刺激这类行为的注意力经济的批判。
我们的资本主义过于发达，拜它所赐，美国西部肆虐的大火，因急剧变化的气候而变得形势更糟。
一场由性别揭示派对引发的大火，还能有别的东西来助燃吗？
本文作者Jenna Drenten系芝加哥洛约拉大学营销学副教授。
（翻译：马元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