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话“中国机长”：我们只是执行了一次“普通”航班

(抗击新冠肺炎)对话“中国机长”：我们只是执行了一次“普通”航班

中新社北京2月8日电 题：对话“中国机长”：我们只是执行了一次“普通”航班

中新社记者 吴旭 陈悦 吕少威

2月5日凌晨两点，执飞从新加坡接湖北旅客返汉的东航机长杨韬早早起床，再次检查前一晚已经准备好的飞行证件。3点45分，在东航浦东机组基地的集合大厅，乘务长黄军见到杨韬的第一句话是“哎呦，又再次合作了”。曾执行维和部队、埃博拉疫情航线重要保障航班的这对搭档再次重逢。

“飞行过程没太多情绪”

“我把想到的方方面面都做了提醒，还有哪些没想到的大家可以补充，有一些彼此间要确定的事情一定要拿出来说。”在4日晚紧急召开的机组会上，杨韬反复强调着。

现在当地旅客情况怎么样，飞行过程中控制饮食和饮水，纸尿裤是否配备妥当，出现紧急情况戴着口罩穿着防护服应怎么应对，滑行阶段有哪些不一样的感受要说出来，通讯过程比平时要差一些，联系中需要调整自己说话分贝和语速以免造成大家误会……除了平时日常的飞行程序，机组成员相互提醒，开始了“万无一失”的准备。

2月5日，东方航空包机前往新加坡接湖北旅客返回武汉。图为东方航空包机机组成员。中新社记者 陈悦 摄

当地时间5日13点32分，载着147名湖北乘客的包机从新加坡起飞，直飞目的地武汉。对于这趟有些特别的航班，杨韬称“自己飞行过程中并没太多情绪波动”。

“飞行中要更多关注飞行本身，没想别的。一直在想过程中假设遇到波动、天气情况不好我们要怎么应对，我们到了哪一个管制区了，飞行高度是不是要进行改变，周围有什么飞机，会不会和我们有什么冲突等等。”杨韬说，“对于机组来说保证航班的飞行安全是最高职责。”

与专注飞行的杨韬相比，乘务长黄军更熟悉客舱内乘客的状态。“有乘客没用餐，听到我们介绍说是经过检测过的才开始吃，可以看出他们还是有些紧张的。”黄军说，但大部分乘客的喜悦还是溢于言表。“有一位乘客下飞机急得把平板电脑都扔下了，我们赶紧追了过去。”

机组返回浦东已是6日凌晨2点，被问到结束任务后第一件事想做什么，杨韬说：“洗澡，因为穿着防护服和纸尿裤好久了。”

“最大的困难是不能上厕所”

“我以为自己听错了目的地。”正在家里陪孩子的厦航机长毕健强1月31日上午接到当天执飞马来西亚哥打基纳巴卢的航务电话，说当日临时增加了一班武汉的航班。“公司已停航武汉多日，我又赶紧证实了一下，说是临时包机接同胞回国。”

1月31日，应中国外交部要求，中国民航局包机前往曼谷和哥打基纳巴卢接回当地滞留武汉籍旅客返武汉。资料图为执飞前往哥打基纳巴卢包机的厦航机长毕健强(右)和同事在驾驶舱。中新社记者 陈悦 摄

毕健强放下电话马上穿制服检查飞行箱。“出发前没对家里人说飞武汉，尤其老人听了肯定又惦记，我说飞马来西亚运输一点医疗物资回国内，我妈说这是做福报的事情，出门前还特意往我飞行箱里塞了俩一次性口罩。”毕健强告诉记者，他知道这次任务结束后会隔离观察14天，所以出门前还是抱了抱儿子，让女儿在脸上亲一口，跟赶来过年的父母嘱咐晚饭不用等自己。

“说实话，飞机拉起来的时候心里想了一下，同胞们我们来接你们了。签派同事特地给多带了额外燃油，所以我是一路最大速度飞过去的。”毕健强说。

从哥打落地开始，机组成员就穿上防护服、戴上护目镜和手套，一套特殊装备让毕健强对飞行有些不一样的感受。“操纵不一样，比如橡胶手套摩擦阻力大，握杆以及使用电子飞行包的触屏查阅资料时有些困难。另外防护服的材料又太光滑，坐在织布的座椅上会随飞机的运动滑动，我们都用安全带紧紧地把自己绑在座位上。帽子还限制转头的角度，滑行转弯就像睡觉落枕一样身体要和头一起转，所以要慢还需要副驾驶和二机长的正常喊话和提示，另外就是即使口罩戴得很严，护目镜多少还是会有些起雾。”毕健强说，考虑到这些风险，所以起降都是由他来操纵。

“但最大的困难其实是上厕所。”毕健强说，公司给每位组员配备了两套一次性防护服，但考虑到目前国内这些物资太紧张，他们十个多小时不吃不喝，不能上厕所，每人省下来了一套防护装备。

“在哥打，旅客登机时我坐在驾驶舱看到廊桥上有旅客跟我招手，还有人朝我们竖着大拇指，虽然没法交流，但让我感觉一切努力都值得。”毕健强说，乘务长还告诉他，旅客下机时向乘务组比赞和鞠躬，说乘务组虽然戴着口罩看不到面容，但从眼睛能看出每人真诚的微笑。

“我们只是执行了一次普通的航班，却收到这么多点赞。”毕健强说，“我现在最大的愿望就是14天快点过，好能再去一线，去飞行，帮助更多人。”

“可以不说全名吗”

“我很愿意谈谈感受，但可以不说全名吗？”采访开始前，执飞春秋航空包机任务的王机长对记者这样说。“家中双亲年迈，老人可能不太了解隔离程序，怕他们误以为我被感染，增加不必要的担心。”他补充说。

“我接到公司电话，说此次飞行任务是要去东京接滞留的湖北同胞回家，问是否愿意去。我当时也没多想，就提了一个要求，要给机组人员做好必要的防护措施。”王机长说。

与同事汇合后，他得知此次特殊的包机任务挑选了经验丰富的5名空乘人员及包括他在内的两名飞行员，上海市卫健委还委派了两名医生随行，防护用品一应齐全。“这样的‘高配’应该不会有什么问题。”更加安心的王机长宽慰同事们说。

谈到这次飞行，他觉得十分顺利，尤其想感谢日方的协助，保证了飞机的尽快起飞以及空管人员给予了很多直飞航路点，缩短航程。“顺利抵达武汉天河机场后，我也舒了一口气，有些疲惫，在机舱内闭眼休息了会儿。”

完成任务后，王机长和执飞的其他同事都在进行为期两周的隔离观察，每天量三次体温。当记者问到隔离结束后最想做的事时，他说，“等疫情消散了，想回家好好陪父母，工作原因春节也没回家，想好好补偿他们。”(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