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为娱乐圈的对赌买单？

作者丨栗子酒

编辑丨于华东

近日，“冯小刚已向华谊兄弟支付1.68亿业绩补偿”引发诸多讨论，而这只是深交所对其2020年年报问询的关注点之一。随后，华谊兄弟也对问询函中的“19连问”予以回复，涉及到诸多上亿级别的交易往来。

但是，这些都只是娱乐行业的“冰山一角”。据镜像娱乐不完全统计，周星驰、杨幂、吴奇隆、刘诗诗、张国立、李晨、Angelababy、杨超越等诸多艺人都曾走上“对赌”的谈判桌。

从上表可以直观看到，无论对赌双方是谁，投资额和承诺业绩几乎都以亿元为单位。诚然，这样的“豪赌”确实存在很高的门槛，既称之为“赌”，也有不确定和冒险的成分，但是，对于“对赌”双方来说，最终能否完成这场“豪赌”或许从一开始便不重要，他们更看重的还是过程中的各取所需。

“赌桌”之上，只谈交易

以资本为筹码的“对赌”只是一场交易，从这个角度看问题，双方牵扯的利益关系会更清晰。

对比业内20起对赌案例后不难发现，投资方所给出的投资额，往往大于艺人或公司最终实现的承诺业绩，这也是让网友感到“世界参差”的一个重要原因。

以冯小刚的对赌协议为例，华谊为冯小刚的空壳公司东阳美拉支付10.5亿投资额，在对赌期内，冯小刚两次未完成对赌累计补偿2.35亿，最终直接入账8.15亿。换句话说，即便艺人在“对赌”期内零收入，对艺人而言，这也是一笔稳赚不赔的买卖。

同样，对投资方来说，他们将巨额资本押注相关艺人的未来成长价值，通过资本绑定建立强连接，将明星声量转化为二级市场信赖值，一来提振股价，二来在一段时间内建立与该艺人稳定的合作关系。投资方固然会在资本上面临一定风险，但相较于市值、曝光度，以及基于相关艺人打开的项目投资空间，投资方也能从其他地方“找补”回来。

尽管双方各取所需，但之于“豪赌”，向来都是“上赌桌容易下赌桌难”。

一方面，“对赌”既为一场交易，结束后便不再有关联，没了业绩承诺，业绩“变脸”便是大概率事件。

2014年，当代东方以11亿收购盟将威100%股权，并增资5亿用于盟将威补充影视剧业务。对赌于2016年结束后，盟将威实控人徐佳暄出走，与之关系紧密的吴秀波身陷“泥潭”。2017年，盟将威净利润同比大跌51%。

同理，成龙的耀莱影城之于文投控股，与娄晓曦、王京花关联紧密的世纪伙伴之于北京文化，对赌结束后都出现了超6亿的亏损。利益关系破裂之后，对赌双方“撕破脸”也是常事。

就在世纪伙伴造成巨额亏损后不久，北京文化欲作价4800万出售世纪伙伴100%的股权，尚不及当初13.5亿收购额的一个零头。此次“贱卖”似乎也成为后续事件的导火索，世纪伙伴一纸公告举报北京文化实控人宋歌财务造假，引发后来北京文化一连串的“爆雷”事件。

另一方面，任何人走进资本场都很难不受影响，将已经落入口袋的钞票“吐回去“也是一件难事。很多艺人在接受“对赌”后会背上偿债的无形压力，甚至影响到自己的职业规划。

张国立曾公开说过：“有了对赌协议后，我就变得不从容了，拍戏不像以前那样，等一个我喜欢的剧本、等一个我喜欢的角色。过去如果活动、广告不好，多少钱都不接。但后来这一切变得都没有门槛了。”

人如此，公司亦如此。曾创作出《士兵突击》《我的团长我的团》等高口碑作品的天意影视，已经很久没有出现让人惊艳的作品了。这家公司曾在2014年-2019年，两次与鹿港文化 “对赌”。但是，第二次对赌未能完成，天意影视需补偿2.34亿元。让人意想不到的是，鹿港文化随后拟以4亿元出售天意影视47%的股权，但这一动作很快招致上交所11连问。后来双方达成和解，对赌期延长至2025年，但天意影视需额外完成1.5亿业绩。

资本驱使之下，娱乐行业迅速“内卷”，对流量、对IP、对资本的“迷信”很难说是业内哪一方的过错，但创作者们似乎总是被其他力量左右，又或者，总觉得能借着什么“公式”造出一个爆款。

回想影视剧版权费疯涨的那段时间，由马天宇、钟汉良等主演的《凉生，我们可不可以不忧伤》首轮发行收入达到10亿以上。资本还是要资本去买单，慈文传媒后来在回复深交所的年报问询函中披露，这部剧的发行费用便达到1.26亿，堪比春节档最具竞争力的电影。但最终，《凉生》还是“糊”了，而娱乐圈似乎没有人在意。

谁为娱乐圈的“梦想”买单？

一直以来，对赌协议作为资本手段的一种，确实在很大程度上加速了娱乐行业资本化的进程。业内越来越注重投资、收益、回报等本身无可厚非，但是，投资额往往与商人期待的回报额挂钩，过度追捧商业利益已然加剧了行业发展道路的畸形，越来越高的投资、天价片酬、巨额版权费“一涨俱涨”。娱乐圈这样的发展局面，也在持续拉宽“世界的参差”。

据镜像娱乐不完全统计，当下的影视剧市场，头部剧中的大多数项目，单集版权费基本维持在400-800万的区间。但是，单集破千万的现象仍然存在。

据华策影视公告披露，2020年，《鹿鼎记》《有翡》《平凡的荣耀》《锦绣长歌》《你的时代，我的时代》五部剧累计确认收入21.71亿元，平均单集达到1014万。另外，在慈文传媒的公告中，仅《风暴舞》一部剧集的首轮发行收入便达到5.9亿，平均单集达到1372万，在年度内影视业务收入中占比过半。

基于这样的收入规模，明星作为项目影响力的一个重要变量，必然有资本愿意为其“天价收入”买单。从镜像娱乐统计的数据可以看到，明星从一部剧集中取得千万乃至上亿级别的收入确实有据可考。

另外，从部分公司的艺人经纪收入来看，2018-2020年，华策影视来自艺人经纪的收入累计达到5.33亿元，欢瑞世纪的收入规模也在4.3亿。过亿级别的艺人经纪收入，也从一个侧面折射出艺人身上所承载的价值。如今，“1爽=208万日薪”虽是调侃，但这样的收入规模在娱乐圈确实存在。也正是由于未来可预见的收入规模，明星及其背后的公司才愿意走上“赌桌”。

不过，这样的现象也在出现一些变化。

就上市公司而言，其来自艺人经纪的收入正逐年降低。一方面，受制于“影视寒冬”的影响，娱乐圈在2018年之后步入调整期，另一方面，经过“范冰冰事件”引发的行业地震，艺人收入正在变成一个越来越敏感的话题。

尤其是在郑爽1.6亿“阴阳合同”被爆出之后，至少说明两种问题至今仍然存在。其一：艺人收入存在很多不透明，即便是上市公司与艺人之间的财务往来，也在近几年的财务披露中加以规避。并且，表面的收入回落并不代表真正的理性回归，市场规则之下，更多“暗箱操作”也在滋长。

其二：业内提出的5000万片酬上限并不具备很强的约束力，从当下的行业发展环境而言，艺人所能够驱动的流量规模决定了他们的商业价值，只要流量还有“号召力”，资本便愿意“迁就迎合”。

艾媒咨询数据显示，2020年，中国艺人经纪市场规模已经达到千亿级别，未来五年年均增长率为30%，增长空间依旧可观。但经过明星资本化的低谷期之后，艺人的成长道路正变得越来越谨慎，加之近几年艺人经纪行业快速发展，更专注于艺人经纪赛道的公司随之进入大众视野。

据镜像娱乐统计，泰洋川禾、嘉行传媒、乐华娱乐、喜天影视、丝芭传媒等在近几年都已拿到融资。其中，手握Angelababy、周冬雨、陈赫、尹正等50多位艺人经纪约的泰洋川禾，据传估值一度飙升到50亿，与此前快速成长的嘉行传媒持平。

但更值得注意的是，更多艺人经纪公司目前尚未融资，或处在融资的早期轮次。其背后的原因除了大环境的影响之外，还在于艺人经纪行业的成长性特点。

即便是TFboys、时代少年团背后的时代峰峻；赵薇、苏有朋、张哲瀚背后的普林赛斯；李冰冰、赵丽颖背后的和颂传媒；陈坤、周迅背后的东申未来等，至今也没有或少有融资。它们的共性在于，长期的个人发展积累使他们不需要过高的成本投入，即可获得不错的业内资源，保证相对稳定的收益和成长空间。同时，在没有资本的束缚之下，他们的收益也不需要与投资方共享。

回过头看，前几天，“冯小刚已向华谊支付1.68亿业绩补偿”的话题引发热议，相关微博话题阅读量迅速攀升至3.7亿以上。人们惊讶于不知从何时起，娱乐圈以亿为计价单位逐渐成为普遍现象，似乎在娱乐圈的物价感知和工资标准，与每月四、五位数收入的大多数人完全不在同一个世界。

“圈内”的畸形成长与“圈外”的大众现实一次次激烈对撞之时，有人觉得讽刺、有人暗自苦笑，但对更多人来说，这也不过是“世界参差”的一个笑谈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