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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久前，北约宣布其战役级联合作战指挥机构——诺福克联合部队司令部，正式具备初始运行能力，标志着北约新一轮作战指挥体制改革已全面步入纵深阶段。这是冷战后北约第4次指挥体制重塑，折射出北约对其自身安全环境的新考量和军事手段运用的新设计，也势必对本就紧张的国际局势产生一系列冲击和影响。
扩充各层级联合指挥机构
冷战结束以来，北约对其指挥体制先后进行了3次大幅调整，不仅将各级司令部数量由冷战结束时的33个逐步精简为7个，指挥机构人员由2.2万余人大幅裁减为7000余人，而且还取消了基于地域划分的多层级体制，确立了以职能任务为主的“战略—战役—战术”三级指挥体制。
但2014年的克里米亚事件给北约指挥体制持续“瘦身”的趋势踩下刹车。2017年11月，北约理事会决定，在保持既有指挥机构稳定的基础上，进一步调整优化作战指挥体制，由此拉开了北约新一轮指挥体制改革的序幕，而扩容成为此次改革的显著特征。
一是扩充作战指挥机构数量。战略指挥层，北约在现行唯一的战略级作战指挥机构——盟军作战司令部内增设了网络空间作战中心；战役指挥层，新设诺福克联合部队司令部；战术指挥层，在德国乌尔姆成立联合支援与赋能司令部。另外，北约近年来还在东欧增设了3个师级陆上司令部，并在8个东部成员国各建立了一个前进指挥所，重点加强东部前沿地带的陆上指挥。
二是扩大指挥机构人员编制。本轮改革，北约计划增加1200余名指挥与参谋人员。除新设指挥机构的人员外，北约还正在对原有的战略、战役、战术三级司令部进行人员充实。由于本轮改革新增指挥机构大多部署于欧洲，因此指挥与参谋人员也多由欧洲国家派出，这对北约内部美欧力量平衡有着特殊的意义。
兼顾各方诉求，提升指挥效能
在北约的发展问题上，欧洲盟国与美国的观点并不一致。欧洲多数盟国更希望将联盟防务重心置于集体安全防卫，并欲借北约资源发展欧洲独立防务；美国则执意将北约打造成全球性军事组织，作为其维护全球霸权的工具。
在各方裂隙日深的背景下，扩容指挥体制兼顾了各方诉求，不仅能增强集体防御的能力和信心，缓解欧洲各国的“恐俄症”，还能加大对俄罗斯的正面牵制，从而勉力维持联盟凝聚力。
在满足各方利益诉求的同时，北约推动指挥体制改革还意在提升联盟军事行动能力。
一方面，提高战备组织水平，强化快速部署。2014年后，北约制定并多次修订战备方案，不仅加强了在东欧的前沿部署，还要求快速反应部队在2至7天内分批部署到位，后续增援力量在30天内能再部署30个机械化营、30个空军中队、30艘作战舰艇。这对盟军兵力投送的组织与协调提出了极高要求。而新设各级指挥机构，目的之一就是有效组织跨境兵力投送和进行前沿协调接应，保证盟军主力在战时迅速部署和投入交战。
另一方面，增强指挥控制效能，密切作战协同。诺福克司令部主要职责就是维护大西洋海上通道安全，并抵御北大西洋高纬度区域的海上威胁；乌尔姆司令部负责保障欧洲陆上通道的畅通，兼顾中欧、西欧的后方防卫行动。二者与既有的布林瑟姆、那不勒斯两个战役司令部有力配合，形成海上与陆上、前沿与后方的多方向作战协同。而网络空间作战中心既可担负起网络空间攻防及态势感知等任务，又能提升盟军在多个作战域战术行动的协同水平，为盟军的跨国、跨军种精确协同增添网络赋能。
加剧地区与国际紧张局势
随着指挥体制改革的持续深入推进，北约下一步可能还将增设太空作战中心等新指挥机构。可以预见的是，北约在重塑自身的过程中，对欧洲乃至全球的安全形势也必将产生深刻影响。
一方面，将进一步激化北约与俄罗斯之间的矛盾，导致双方博弈较量持续升级。克里米亚事件后，北约进一步加大对俄军事压力，俄罗斯也针锋相对强硬回应。相对于此前的对抗举动来说，北约指挥体制改革具有战略性和深层次的作用，对俄形成持续性威慑。俄罗斯自然不会忍气吞声，为避免处于被动，可能会有所回应。
另一方面，可能滋长北约域外军事干预行动的倾向，助长美国军事冒险的可能。北约进行指挥体制改革看似意在强化集体防御，却并不意味着会将军事资源和注意力只集中于欧洲。近年来，印太地区逐渐进入北约视野。这固然因为欧洲国家依赖从波斯湾到地中海的能源供应，对西印度洋的安全形势格外关注，更主要的原因则是美国不遗余力地鼓吹印太战略，鼓动北约成员国和伙伴国更多地参与印太安全事务，强行推动联盟向东迈进。
因此，北约指挥体制改革在慑止俄罗斯西进的同时，也可能对欧洲之外的地区产生影响。一旦合适的借口出现，北约当年插手利比亚战争的模式很有可能会复制——部分成员国和伙伴国打着北约的旗号，借助北约的指挥机构组织实施域外军事干预行动。国际社会对北约此次指挥体制改革，还是应加以警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