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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想界』栏目是界面文化每周一推送的固定栏目，我们会选择上一周被热议的1至2个文化/思想话题，为大家展现聚焦于此的种种争论与观点冲突。本周的『思想界』，我们关注好莱坞首位亚裔金球奖影后奥卡菲娜和澳洲大火。
奥卡菲娜成首位亚裔金球奖影后：这是“西方审美霸权”还是亚裔文化的突破？
1月5日，奥卡菲娜（Awkwafina）成为好莱坞影史上首位亚裔金球奖影后——她凭借在电影《别告诉她》中的精湛演技获得了喜剧/音乐剧类电影最佳女主角，这也是该片在本届金球奖上的唯一斩获。在影片中，这位现年31岁的女演员扮演了一个出生在纽约的华裔女孩，在回到中国探望身患绝症的奶奶时面临着种种文化冲击和身份认同危机。
2019年1月，吴珊卓（Sandra Oh）凭借《杀死伊芙》获得第76届美国电视电影金球奖剧情类剧集最佳女主角，成为第一位获得金球奖电视类奖项的亚裔演员。同样在去年，在好莱坞活跃了30年的刘玉玲在星光大道上留名。再加上本届金球奖上奥卡菲娜的获奖，亚裔演员在北美演艺圈终于拥有了强烈的存在感。
然而在中文互联网领域，她们的成功引起的反应更多是质疑，其中最关键的质疑点是，这三位女演员都不够美。在B站上，奥卡菲娜的采访视频中密密麻麻的弹幕几乎清一色地说她“丑”“恶心”“没脖子”“大脸盘”。即使她获得了金球奖——一个表彰演技的奖项——她的成就依然被许多中国网友定义为好莱坞的“政治正确”，是“西方审美霸权”强迫亚裔观众接受圆饼脸、塌鼻梁、吊梢眼的亚裔刻板形象。
好莱坞确实长期存在亚裔角色稀少、边缘化、刻板印象化的问题，这是上述批评之所以出现的一个重要出发点。然而将个别活跃的亚裔演员挑出来，称好莱坞故意抬举“丑女”来丑化亚裔，也是非常不客观的。媒体人侯虹斌在
“腾讯·大家”
撰文指出，虽然好莱坞影视作品中亚裔女性角色不多，但审美也是非常多元的，不止有吴珊卓、奥卡菲娜这样不符合“中国人审美”的演员，也有章子怡、巩俐、杨紫琼、吴恬敏、嘉玛·陈、刘亦菲这样的大美女。
侯虹斌认为，这种对于刻板印象的指控，实际上反映的是中国人对年轻女性艺人外貌的极端苛刻和扭曲的审美标准。人们在评价葛优、黄渤等其貌不扬的男明星时，会强调他们是演技派，但当评价对象变成女明星时，她们的专业能力似乎就不如外貌重要了。她指出，中国的影视作品中几乎是没有“丑女”的存在空间的，下至几岁的女娃，上至四五十岁的男女主角的妈妈，都是标准的美人，但男性角色——除了主角和重要配角——就不受此限制，“大概是久久地沉浸于这种虚假美学当中，大家已经忘了真实的生活是怎么样子了。就像美图秀秀多了以后，很多人可能已经忘了自己长什么模样一样。”最重要的是，许多中国观众忘记了对于真正的演员来说，表现力和个性比外表更重要。
公众号“人物”在
《“永远不要因为自己的奇特之处而感到羞耻”》
一文中指出，中国观众之所以难以接受奥卡菲娜，很大程度上是长期浸淫在集体主义意识下对“被代表”的焦虑。我们总是想象有一双“看不见的手”在操纵着西方人的审美选择，奥卡菲娜获得金球奖，成为了一个对“亚裔种族颜值”的盖章。然而因为她“不够美”，是“不能代表我们的异类”，这个明明只是表彰个人的奖项瞬间被扭曲为对整个亚裔群体的羞辱。
奥卡菲娜创作了饶舌歌曲《My Vag》露骨地赞美女性的身体自主权
虽然很多人批评奥卡菲娜强化了西方人对亚裔的刻板印象，但若我们去了解她的成长经历，会发现她的所作所为均是在反抗西方主流社会对亚裔的偏见。19岁时，奥卡菲娜创作了饶舌歌曲《My Vag》，歌词露骨地赞美女性的身体自主权，反击饶舌歌手Mickey Avalon的作品《My Dick》。这首歌曲在YouTube上播放了超过400万次，虽然奥卡菲娜因为这首歌的走红失去了出版公司公关助理的工作，却引起了好莱坞制作人的注意，相继出演了《邻居大战2》《瞒天过海：美人计》《摘金奇缘》。在这几部电影中，她并没有走亚裔女星惯常的“性感花瓶”路线，而是充分彰显了她张扬精怪的个性。她曾拒绝一位选角导演“说话带点亚洲口音”的要求，“到目前为止，我出演的很多角色，都是真实的角色。亚洲人身份并不是故事情节的一部分。我不同意有人为了特意突出亚洲人的特征而写亚洲人的故事。”
2019年11月，奥卡菲娜作为“未来最具影响力的100人之一”登上了《时代》周刊的封面；她被Variety选为“2019年度女性力量”，登上了《好莱坞报道》的女演员特刊封面，站在了劳拉·邓恩、斯嘉丽·约翰逊等一线女演员的中间。因为她的努力，好莱坞正在向越来越多的亚裔演员敞开大门。奥卡菲娜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她虽然不想代表亚裔，但很高兴能够为亚裔年轻人带来更多的被平等对待的机会：“我看到很多剧本没有了种族，没有了大人物和小角色，没有故意的对性的描述，这太棒了，这个行业在向一个好的方向发展，大家开始意识到，亚洲人可以做任何事。”
《好莱坞报道》内页
1月10日，《别告诉她》在国内上映。2019年，这部中小成本电影在北美上映时，意外地超过《复仇者联盟4》，刷新了去年的北美平均单场票房纪录。该片导演、美籍华人王子逸在参加《好莱坞报道》的圆桌访谈时表示，在很长一段时间里这个剧本在美国和中国都吸引不到投资人，她甚至一度考虑彻底退出电影行业。直到她带着这个脱胎于她个人经历的故事上了广播节目《美国生活》（This American Life）并取得良好反响后，一切才峰回路转。
《别告诉她》的走红，不仅反映了亚裔群体在美国电影市场日益增长的话语权，也意味着美国主流社会开始看到少数族裔的故事，也可以是跨越文化藩篱，取得普世性共鸣的好故事。
《三联生活周刊》
评论指出，如果说《摘金奇缘》是对“疯狂亚洲富豪”做了失真的呈现和幼稚想象，那么《别告诉她》就更进一步，对中国家庭关系进行了一次真诚的描述。在影片中，远在长春的奶奶被诊断出绝症，定居海外的后辈以假婚礼为借口回国探望奶奶，向奶奶隐瞒病情。这个“中国式谎言”背后是中国人对爱和亲情的理解，它当然和美国个人主义价值观格格不入，但它也能引导人们在面对文化冲击时跳脱出下意识反应进行换位思考。从这个角度来说，奥卡菲娜和《别告诉她》无疑是亚裔文化的突破。
澳洲大火：森林大火经久不息，是反对砍树的环保分子的错吗？
自2019年9月以来，澳大利亚新南威尔士州和维多利亚州的森林大火愈演愈烈，燃烧面积已经超过7.2万平方千米，至今造成至少25人死亡，数百万公顷的森林被毁，5亿动物丧生，其破坏性远远超过了2018年加州森林大火、2019年亚马逊森林大火和2019年西伯利亚大火。
在过去一周，中文互联网也出现了许多澳洲大火的相关讨论，其中一种声量不小的观点称，澳洲大火迟迟不灭是“极端环保分子的错”。古生物学者、科普作家邢立达在微博上表示：“终于有媒体敢说，这是绿党（媒体应该指的是极端环保，而不是特指这个只有几个席位的具体党，补注）不尊重自然规律，过度保护林木的祸，实在太蠢了……”截至日前，这条微博有2万多次转发，表达支持者众多。
澳洲大火
“果壳网”刊文
《澳洲大火蔓延，这是环保分子的锅吗？》
反驳了上述观点。文章指出，“环保分子不让砍树”其实是多个谣言的混合体。首先，绝大部分的商业伐木不仅不能阻止火，反而会加剧火。商业看法的首要目标是大树，大树砍倒后，原先被遮盖的林地长出的小树耐火能力较差，且大树被砍伐后剩下的树桩也会变成易燃物。许多研究表明，商业砍伐反而增加了易燃性。而且，澳洲的商业砍伐模式是在一个区域内彻底砍光所有的树，然后清理现场，种上新树苗，形成整齐的人工林。这种模式能降低砍伐公司的管理成本，但与森林防火的诉求是相矛盾的。
另外，文章指出所谓的“澳洲绿党”其实从未执政过，环保组织对商业砍伐的抗议也效果甚微。此次澳洲大火发展至今，“已经不再是燃料主导，而是进入天气主导状态了。”
“地球知识局”
刊文分析了澳洲大火难以熄灭、愈演愈烈的原因。其中最重要的因素是极端天气。2019年是澳大利亚有史以来最热的一年。根据澳洲气象局的数据，2019年春季是澳大利亚120年降雨记录中最干旱的季节——以往11月平均降雨量约为100毫升，2019年仅为18毫升，这不仅导致该国重要农业产区受灾，也对山火肆虐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降水量稀少、气候干燥也决定了人工降雨熄灭森林大火的方法不适用于澳洲：只有当云中包含极冷的（-5℃到10℃）但无法转化为冰的水滴且无法自己降水落下时才能施行人工降雨，但澳大利亚不具备这样的条件。
与此同时，猛烈的森林大火也会触发恶性循环。大火产生的烟雾与热量能够与大气相互作用，吸收其中的湿气形成巨大的“火云”，引发雷暴闪电等天气现象，形成自己的“小型天气区”。强风会带着这些“小型天气区”继续通过火星散布火势，形成新的着火点，这种现象也被称为“余烬攻击”（ember attack）。
另外，澳大利亚地广人稀，参与救火行动的人员不足，政府未能在第一时间采取行动也是大火未能得到有效控制的原因。“地球知识局”指出，新南威尔士州严重依赖志愿者进行消防工作，消防主力是7.4万名志愿消防员，而全州的总人口也不过740万。1月4日，澳大利大政府终于宣布部署军事资源帮助火灾救援，派出3000名陆军预备役人员、军舰和飞机协助撤离和灭火，还额外租赁了四架水上轰炸机，据称这是澳大利亚历史上最大规模的和平时期海上救援行动。然而值得注意的是，澳大利亚军队既没有接受过专业的救火训练也没有专业的灭火装备，他们参与直接灭火行动的有效性存疑。
澳洲大火再度掀起气候变化和环境保护的相关讨论，某种程度上来说，上述关于“极端环保分子是澳洲大火罪魁祸首”的谣言是右翼保守主义阵营的最新话术。加拿大社会活动家、记者、作家娜奥米·克莱恩（Naomi Klein）在接受
《赫芬顿邮报》
采访时指出，“人们的怒火需要找到某个出口，有一部分人很善于将怒火导向那些我们当中最脆弱的群体，以此保护那些最有权势、最应为后果负责的群体。”
克莱恩认为，长久以来左翼认为社会在环保问题上的分裂是因为右翼拒绝相信气候变化这一科学事实，但问题的实质其实不是右翼不懂科学，而是他们拒绝承担科学事实背后的政治含义——对于拥抱新自由主义市场逻辑的右翼来说，承认气候变化意味着承认政府监管的必要性，而这和新自由主义意识形态一直以来宣扬的自由市场、私有化和减少政府干预是相抵触的。
某种程度上来说，当下许多民众对环保心存抵触也正是因为当下许多环境政策是在新自由主义的框架内设计出来的，它们将环保的成本转嫁给了普通民众，让他们承担越来越高的生活成本，这也让环保变成了一件和民众利益相矛盾的事。比如说法国总统马克龙提出征收汽油税，直接引发了“黄背心运动”；智利皮涅拉政府在联合国气候峰会前大量采购电动公交车，并以提高公共交通费用的形式来弥补这部分的公共支出，导致了智利国内的大范围抗议行动。
克莱因认为，真正有效的环保行动必须和扭转新自由主义意识形态并行：“我们需要前所未有的，涉及社会方方面面的变革：能源、交通、农业、建筑环境。我们需要加大对公共领域的投资，需要监管企业，需要从某些渠道获取资金，这通常意味着向富豪征税。而且如果你想以民主的方式行事，你需要找到一种公平的方式。这意味着创造许多薪资合理的工作机会，提高公共服务水平，而不是给普通人的日常生活加大负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