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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哲学和笑话同根同源，都是为了混淆我们对事物的感知，颠覆我们的世界，找出背后隐藏的真相。”
作者简介：
托马斯·卡斯卡特&丹尼尔·克莱恩（Thomas Cathcart & Daniel Klein），美国畅销作家。两人从哈佛大学哲学系毕业后走上了不同的路。托马斯在芝加哥社区和神学院工作，出版哲学书；丹尼尔在纽约为电视脱口秀写脚本，还写悬疑小说。两人有一个梦想：用哲学拯救沉闷的生活。他们用幽默段子和丰富知识，写出了《柏拉图和鸭嘴兽一起去酒吧》，结果一炮而红。他们目前都和家人生活在新英格兰地区。
书籍摘录：
什么是哲谑？
如果你找不到无穷后退的终点在哪里，或许可以考虑虚无创造论这个学说，即从虚无中创造实体。或者，用约翰·列侬的话来说：“在猫王之前什么都没有。”尽管他说这句话的时候，我们讨论的问题稍稍有所不同。
不过还是让我们再仔细听一下老塔索的那句话吧：“乌龟们层层叠叠，数不胜数！”这个回答不但发人深省，而且包袱抖得恰到好处。插科打诨一般妙趣横生！
这没什么好惊讶的。笑话和哲学概念的结构与效果相差无几。两者激发我们思考的方式如出一辙。因为哲学概念和笑话同根同源：都是为了混淆我们对事物的感知，颠覆我们的世界，从而找出生命隐藏的真相，而这些真相时常会让人感到不快。哲学家所谓的洞见，对讲笑话的人来说就是包袱。
举个例子，试着思考下面这则经典笑话。表面上看，这个笑话听起来傻里傻气，但仔细玩味就能发现，这则笑话直指英国经验主义哲学的核心—世界上，哪一类信息是可靠的。
莫迪回到家，发现老婆和他最好的朋友阿鲁赤身裸体地躺在床上。莫迪还没说话，阿鲁就从床上跳下来对他说：“老兄，在你开口前请先想想，你打算相信我还是相信你的眼睛？”
阿鲁这句话向感官经验权威发起了挑战，同时引出了一个问题—什么样的信息是确定无疑的？凭什么说这种信息确定无疑？通过某种方式（比如用眼睛看）收集到的有关这个世界的事实是否比通过其他方式（如不假思索地相信阿鲁对真相的描述）收集到的事实更为可靠？
此外，还有一个哲学笑话可以拿来举例。这则笑话提出了基于类比推理的论点—如果两个结果类似，那么其原因也必然相近。
一个 90 岁的老头去看病，对医生说：“我 18 岁的妻子怀孕了。”
医生回答：“我讲个故事给你听吧。有个人去打猎，他本来要拿枪的，但是拿错了，拿成了雨伞。到了森林，突然有一头熊冲向他，他连忙抓起雨伞把熊射杀了。”
老人说：“这不可能。射杀那头熊的一定另有其人。”
医生回答：“没错，我想说的就是这个道理。”
上面的例子极好地阐释了什么叫作类比推理。如今人们将这种哲学思维方法运用（其实是误用）于智慧设计论中作为论据。所谓智慧设计论，即如果存在眼球这一物体，那天上必然存在一位眼球的设计者。
用笑话阐释哲理的例子不胜枚举—事实上，我们的确会这么做，从不可知论讨论到禅学，从解释学讨论到永恒。我们将向你展示如何通过笑话阐释哲学概念，以及有多少笑话本身就蕴
含着精辟的哲理。等一下，这两句话不是在讲一个意思吗？我们待会儿再来回答这个问题。
学生们走进哲学课堂，通常希望能通过这门课学到一些关于世间万物的见解。然而，他们看到一个家伙，身穿一套又皱又不合身的粗花呢西装踱到讲台边，开始大讲特讲“意义”的
意义。他说，首先，在回答任何问题之前，不管问题是大是小，我们得先理解问题本身意味着什么。我们硬着头皮听下去，很快发现这家伙讲的东西虽然不太正常，但妙趣横生。
哲学和哲学家就是这样。从一些问题引出另一些问题，这些问题又引出新的问题，就此引出了一连串问题。问题层层叠叠，数不胜数！
托马斯·卡斯卡特
“以先后为因果”的谬误
首先谈谈该术语的社交用途：在某些圈子里，如果你一本正经地讲出这句话，就能在派对上交好运。有趣的是，一旦你用大白话说出这个词组，就会得到完全相反的效果：“在这之后，所以因为这。”你可以去试试。
这个词组描述了一种错误逻辑，即因为第二件事紧随第一件事发生，就认为第二件事是由第一件事引起的。鉴于某些显而易见的原因，这种错误逻辑在社会政治演讲中十分普遍，比如“大多数海洛因成瘾的人都是从抽大麻开始的”。这句话没错，但其中更多的人是从喝牛奶开始的呢。
事后归因在某些文化里能给生活带来更多欢乐：“公鸡打鸣时太阳升起，因此肯定是公鸡的鸣叫才让太阳升起的。”谢啦，公鸡！或者拿我们的一位同事举例：
她每天早上都出门走到前廊那里大喊：“让这幢房子免受虎患吧！”然后回房。
后来我们问她：“你为什么要这么做呢？这儿方圆三千里内都没有老虎啊。”
她回答道：“看见了吧？我的喊话奏效了！”
事后归因类笑话的激增和人类错觉的增多成正比。
一位年长的犹太绅士娶了一位年轻小姐为妻，两人十分相爱。然而，就算丈夫在床上使出浑身解数，妻子依然无法达到高潮。由于任何一名犹太妻子都有权享受云雨之乐，所以两人决定向拉比请教。拉比听了他们的事之后，轻抚胡须，提出了以下建议：
“雇个高大魁梧的年轻男子，你们行房的时候让他在你们上方挥舞毛巾。这样会有助于妻子进入幻想，从而达到高潮。”他们回家后遵循了拉比的建议，雇了一位帅小伙，让他在两人行房时挥舞毛巾。然而这个建议并没有什么用，妻子依然没有得到满足。
夫妻俩困惑不解，又回去找拉比。拉比对丈夫说：“好吧，这次换着来。让那个年轻人和你妻子行房，你在他俩上方挥舞毛巾。”夫妻俩再次遵循了拉比的建议。
那位小伙和妻子同床，而丈夫则负责挥舞毛巾。小伙以极大的热情投入工作，很快妻子就大声尖叫着来了一次地动山摇的高潮。
丈夫微微一笑，看着年轻人，得意地说：“傻了吧，毛巾应该这么挥才对！”
好了，关于事后归因类，我再讲最后一个笑话。我保证是最后一个。
疗养院里，一位八旬老人走到一位穿着桃红色紧身裤的老太太面前，说：“今天是我的生日！”
老太太答道：“好呀，我打赌我能分毫不差地说出你的年龄。”
“真的？你要怎么做？”
老太太说：“很简单。把裤子脱了。”
老头把裤子脱了下来。
老太太继续说：“不错，现在把你的内裤也脱了。”
老头照做了。那位老太太抚摸了他片刻，说道：“你今年 84 岁了！”
老头问：“你怎么知道的？”
老太太回答：“你昨天告诉过我了。”
这位老人被书中提到的一种老掉牙的把戏给骗了，即以先后为因果的谬误—她猜中年龄，是在摸了他的下体之后，因此她之所以能猜中他的年龄，是因为摸了他的下体……也正是这里提到的“因”，每次都能把你搞糊涂。
总而言之，我们之所以会误信以先后为因果的谬误，是因为我们没能注意到还有另一个原因在起作用。
丹尼尔·克莱恩
理性vs.启示
如果我们确实能够了解事物，那我们是如何做到这一点的呢？
在中世纪时，这一问题被简化为人类认识的源泉究竟是神的启示还是人的理性。
一男子失足跌入一口深井，他足足下坠了 30 米，才好不容易抓住一条细细的树根止住了坠落。然而他手上的力气正不断流失，他绝望地大喊：“上面有人吗？”
男子抬头望向井口，只能看到一小块圆形的天空。突然，云开雾散，一束明亮的光照在他身上。一个低沉的嗓音如雷声轰鸣：“我是耶和华，我就在这里。放开那条树根吧，我会救你的。”
男子思考片刻，继续喊道：“上面还有别人吗？”
人们挂在一条树根上的时候，内心会更倾向于理性。
17 世纪，勒内·笛卡儿认为认识来源于理性而非神示。这就是后来为人所知的“认识来源于笛卡儿”。笛卡儿大概希望自己从没说过“我思故我在”这句话，因为现在人们但凡想到他，就只记得这一句话，以及他是坐在面包炉里说的这句话。仿佛这一切还不够糟似的，这句话里的“我思”长期被误解，人们以为笛卡儿觉得思考是人类的本质特征。好吧，事实上他确实这么认为，但这和“我思故我在”这句话一点关系都没有。笛卡儿是通过一场质疑一切的实验达成“我思”的，该实验的目的在于探索世界上是否存在他可以确信的事，换句话说就是他无法质疑的事。笛卡儿从质疑外部世界的存在性开始。他很容易就做到了，也许他当时在做梦或者陷入了幻觉。接下来他试着质疑自己的存在。但在他质疑的过程中，一切观点都与存在质疑者这一事实相矛盾。而质疑者必然是他自己！他无法质疑自己的质疑。如果笛卡儿把那句话改成“我疑故我在”的话，就能让自己少受许多误解了。
每位美国刑事审判庭的法官都会要求陪审团模仿笛卡儿寻求确定性的过程，他们遵循一条与笛卡儿的标准一样高的标准来检验被告是否有罪。陪审团面对的问题和笛卡儿的不同。法官也不会询问他们对被告的罪行是否有任何怀疑，他只会问他们是否有合理怀疑。即使这个标准比笛卡儿的标准要低，仍然需要陪审团进行一项与笛卡儿做的实验十分类似而且几乎同样激进的心理实验。
一名被告因谋杀罪出庭受审。虽然有有力证据表明他是有罪的，但并未找到尸体。在总结陈述中，被告律师耍了个花招，他说：“陪审团的各位女士们、先生们，我为你们准备了一个惊喜—已经被推定死亡的受害人会在一分钟内走进法庭。”
他看向法庭大门。震惊的陪审团成员们也都急切地朝大门张望着。一分钟过去了，什么都没有发生。最后，那位律师说：“事实上，刚刚那个受害人走进法庭的事是我编造的。但你们全都满怀期待地看向了大门。因此我认为在本案中，关于是否有人被害存在合理怀疑，我必须坚决要求你们给出‘无罪’裁决。”
陪审团退出法庭进行商议。几分钟后，他们回到法庭，宣布给出“有罪”裁决。
律师大吼：“你们怎么能这么做？你们心中肯定抱有怀疑。我看到你们刚刚全都盯着法庭大门。”
陪审团团长答道：“嗯，我们都看了，但你的委托人没看。”
（来源：好奇心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