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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观察者网专栏作者 宋鲁郑】
2020年3月20日 晴
今天法国又是难得的晴空万里，警察执行任务的压力又是不小。
相应的，警察禁止戴口罩的事件也越发成为热点。现在连消防员、货运界也提出同样的诉求：工作必须得有口罩。据媒体报道，法国一些地方的医护人员在没有口罩的情况下直接面对病人，风险非常大。
但由于物流的原因，政府配送的口罩经常不能及时送到。养老院甚至给卫生部长写信表示由于缺少口罩，将有10万老年人死亡；而在一所养老机构中，已经有12人死亡。民众的不满也在上升，要求就口罩短缺成立调查委员会。口罩，已经成为现在法国最大的焦点。
确实，一个如此发达的国家，还有一个多月的准备时间，怎么就连口罩都没有呢？目前法国有三百万医护人员，口罩库存只有一个亿，每周生产能力只有600万只，缺口巨大。有一个小细节，也显示欧洲口罩奇缺到什么程度。费加罗报一篇文章这样描述载着马云基金会捐赠口罩的飞机降落到比利时的情景：“受到的欢迎犹如上天派来的救世主”。
当然，光批评欧洲并不公平，美国这个超级大国，还需要台湾每周提供10万个口罩呢（现在台湾每人每周只能买三片口罩，民进党为了讨好美国，也只好牺牲百姓了）。如果这些国家找不到解决办法，随着疫情的蔓延，一个小小的口罩很有可能将引发政治危机和社会危机。
我在前面的日记里曾说过西方有一个多月的准备时间却什么也没做，因此疫情爆发实是人祸。有一些读者认为我言重了。今天欧洲执委会副主席、曾任欧洲议会议长的何塞·博雷利·丰特列斯对包括法新社在内的四家媒体说：“欧盟根本就没有准备面对新冠病毒”。再次如法国前卫生部长布赞一样捅出惊人真相。人命关天的事，欧盟丝毫都不在意，还能指望它做什么？这不是人祸是什么？现在，西方正日益面临着它的“切尔诺贝利时刻”。
不过，法国的疫情应对显示出来的治理能力和成本也很令人惊讶。让大家隔离在家居然要动用十万警察，这是什么成本啊？而且这十万人天天外出，实际上也等于增加了病毒传播的能量。
今天荷兰传来医护人员感染占全国感染人数四分之一的消息，我非常困惑。中国医护人护人员感染大都是在不了解病毒特性的初期，全国援助湖北的四万多名医护人员没有一例感染，怎么荷兰还会出现这样严重的问题呢？
今天最惊人的消息还是来自意大利：新增近六千例，新增死亡人数达到令人惊骇的627例。看来对新冠病毒的理解还要变化，中国湖北以外死亡率仅0.89%，基本上和流感差不多。看来医疗资源而不是病毒本身，更能决定死亡率的高低。但愿意大利能够唤醒那些还不以为然的国家和国民。
死亡人数过多，意大利紧急调用军车运送尸体
巴黎日记自3月15日刊出后，凭借观察者网的超强影响力迅速扩展到海内外。越来越多的读者和网友来信发表看法，当然也不乏质疑之声。其中一位网友是这样说的：宋先生，你在一线观察到的西方问题很有说服力，但是西方就没有值得中国学习的优点吗？
我的回答是当然有。这次危机，已经很淋漓尽致地体现了它的两个优点，而且都是事关一个制度长治久安的核心。
第一个就是它们对错误的容忍度远远高于中国。
英国提出不负责任的“群体免疫”、瑞典放弃检测、法国和德国放弃轻症、包括美国在内的各国决策前后一百八十度摇摆，都不会影响到体制。甚至即使西方各国最终抗疫失败，造成几十万人乃至上百万人死亡，都不会影响到体制的稳定和存续，顶多换人换党罢了。
今天英国卫生大臣宣布已经不可能遏制疫情了。现在其他比英国严重的国家还在积极努力，没有放弃，英国却敢这样宣示。这样的事情如果发生在中国，权力的合法性就没有了。
简而言之，西方政治制度的回旋余地是很强的，非常稳固，不怕出错。一个国家制度的长期稳定，不出现颠覆性倾覆，整体上看对国家和百姓当然是一件好事，也就是中国人所讲的长治久安。
当然具体到某一问题的解决则未必是好事。比如这次疫情，西方之所以表现的如此糟糕——说灾难性都不夸张，原因之一就在于它们不怕出错。国内许多人痛斥“群体免疫”、放弃检测是草菅人命，不错，西方民主制度就是连草菅人命都不怕的。
所以我常讲，西方的官员远比中国官员幸福，他们哪有这些责任和压力？中国每年问责的官员多不胜数，西方这么多年来面对的危机一个接一个，但有多少官员被处理呢？比如巴黎多年来发生这么多严重的恐怖袭击，民众死伤惨重，国家形象受到严重损害。方方面面的失误多的是，可有一个人被问责？巴黎警察总部的工作人员都被策反成恐怖分子，对警察大开杀戒，可有一个官员承担责任？现在还没有结束的黄马甲运动一度在巴黎演变成大规模的暴力冲突，可有人为此负责呢？如果这事发生在中国，还不知道有多少官员要下台啊。
西方所谓的问责主要是四年或更长期时间之后的选举，有谁真正在乎？小布什任内错误的发动两场战争，爆发了百年一遇的经济危机，他照样八年做满，总统退休金照领，整个团队也没有人为此负责。
中国领导人自我要求高，民众也要求高（对比一下这次疫情东西方民众是如何要求政府的），传统政治文化对现实政治的要求也高，国际社会（也就是西方）对中国的要求更高，以致于体制对错误的容忍度很低。
所以中国和西方应对疫情完全不同：一个是不惜一切代价迅遏制，一个则是动辙就投降和放弃。尽管中国抗击疫情的表现远远好于西方，但中国仍有多名官员被免职、撤职。西方到现在可有一个？
今天看到这样一个消息，中国现在工作重点是加速复工复产，恢复正常生活。于是甘肃规定领导干部要带头下馆子（当然是自费），每周消费不低于200元。由此可见，中国的官员责任和担子之重，什么事情都要带头。
客观而言，中国几十年飞速的发展也得益于体制对错误的不宽容，促使政府不断改进、不断提升，以适应国家发展的需要。当然，中国常言：三人行，必有我师。虽然西方的做法中国不能学，但如何提高制度的回旋余地还是值得借鉴的。毕竟人非圣贤，谁能无错。更何况中国发展到今天已经到了无人区，前面已无榜样，需要大量的试错才能为自己和人类开辟出一条路来。
在这样的背景下，中国也要提升对错误的承受程度。疫情爆发后，我一方面固然对疫情十分担心，但另一方面更担心面对一个未知病毒，万一应对出现重大失误，在一个体制对错误容忍度很低的国家，是很危险的。疫情在欧美爆发后，西方之所以有不少人希望欧美的办法比中国更高效、成本更低，从而反过来可以否定中国的经验，利用中国体制容忍错误低的特点，达到冲击体制的目的。当然现在这个幻想已经破灭。
疫情发生后，我曾和很多朋友发生过辩论，面对各种激烈的质疑和批判，我只问一个问题：“21世纪以来，发生过多次疫情，可有哪一个国家在面对未知病毒的时候，做的比中国好？墨西哥、美国猪流感？非洲艾博拉？中东呼吸综合症？巴西寨卡病毒？”
中国是做的最好的，但却是被指责和批评最多的。即使是一些和我立场观点接近的朋友，这一次也是如此。除了对中国持有意识形态偏见的群体外，根本原因就在于，我们这个体制对错误容忍度太低了，优点就是进步快，犯的错误尽可能的少，但不足则是制度回旋余地小。
第二就是对媒体、信息等的管理达到炉火纯青的地步。它既可以对内对外都声称自己是新闻自由，是言论自由，但另一方面却又牢牢对媒体进行有效的控制和管理。
在法国二十年，我也交了不少媒体朋友，没有一个人认为法国有新闻自由。这样的例子数不胜数，我就举一个和中国有关的例子。
2004年中法建交四十周年，时任国家主席胡锦涛访问法国。当时由于法国牵头，和中国、俄罗斯、德国一起组成和平联盟，反对美国绕过联合国对伊拉克发动战争，中法关系处于高峰期。我们知道，每当有中国领导人去西方访问，总有一些反对势力组织抗议。结果这一次，当他们一从地铁里出来，警察就一拥而上，拳打脚踢，强行拖到警车上。全法没有一个媒体报道，要知道“自由之家”就在巴黎。事件发生一个月后，还是其他国家有了报道，才出口转内销。
从政治学的角度讲，我并不认为法国做的不对，治理国家，慈不掌兵嘛。我反对的是它的虚伪：既打着新闻自由的旗帜，还能做到滴水不漏的控制。
这次疫情，法国明明有一个多月的准备时间，却应对的极其混乱。在民众日益愤怒的情况下，前卫生部长布赞突然在《世界报》报料，她早在一月份就向总统和总理示警，并公开反对举行第一轮市长选举。
当时我第一反应就是这下法国再厉害也捂不住了，这矛头可是直接总统和总理啊，将引发无法想像的政治大爆炸。民意汹汹之下，媒体也好不容易打开缺口，轰动效应可期，岂能放手？早就跃跃欲试的反对党更是见猎心喜，必然要大作文章。
可谁也想不到，第二天就一切烟消云散！仿佛这件事从来就没有发生过。我的反应不是愤怒，不是失望，而是佩服的五体投地！我不知道法国政府是怎么做到的，一夜之间就举重若轻的把危机抹平了！
如果对西方作一个通俗的总结，其厉害之处在于：既能讲好自己的坏故事，还能讲坏别人的好故事。
以这次中国抗击疫情为例，中国能够扭转国际舆论的不利处境，并不是我们讲的多么好，而是干的实在好，好的谁也没有办法否认。
在疫情之初，西方成功的把中国污名化为不透明，数据不真实。其实反驳起来也不难。疫情数据的真实发布前提条件是要有检测试剂。1月16号中国研发的检测试剂送至武汉——这也是全球第一个。现在大家都一致认同，没有检测就没有病例。初期的美国，一直以来的日本以及现在英国、法国、德国、瑞典都是如此。
而且当时中国最早研发出来的试剂，检测出结果的时间还很长，来回基本需要两天（现在只需二十五分钟），准确度也没有现在高。可是中国政府在1月20日，也就是检测试剂问世仅仅四天之后就下令总动员抗疫，也就是从这一天，国家卫健委开始每天发布确诊和疑似数据。如果有人认为中国公布数据太晚，除非大家说政府不需要检测就能公布数据。
相对于西方这个能力，中国起步就晚。直到2013年才提出讲好中国故事，确实不具备西方讲坏别人故事的能力。比如这一次法国前卫生部长爆料被一夜间和谐，国内都没有报道。其实出于中法关系大局，我们不炒作，那么报道一下让国人了解了解也很好啊。
中国不具备西方讲坏别人故事的能力，原因很多。一是中华文明非常注重道德，对于小人之举不屑一顾。二是中华文明过于善良，在别人有难的时候非常反对落进下石。只是在中国崛起越来越接近完成的时候，我们还是要和西方一样具备这个能力。中国可以不用，但如果有人来攻击，得有能力反击。
今天世卫组织再次向全球表示，面对疫情，武汉模式是世界的“希望”。此时，曾经最严重的武汉已经实现新增零，武汉医护人员激动相拥庆祝的镜头在全球迅速传播。
3月18日，武汉新增确诊、新增疑似、现有疑似病例实现三清零，市民阳台自发齐唱国歌，高喊武汉加油
早在西方疫情爆发之前，世卫组织已经郑重推荐：唯一证明有效的是中国经验。可是为什么西方就不接受呢？科学和理性一向是西方的强项，怎么到今天都不见了呢？顽固的德国，在确诊病例超过伊朗的严峻情况下，今天终于也有两个区宣布采用中国式隔离。西班牙疫情更严重，所以醒悟的更彻底：宣布为抗击疫情，国有化所有私人医院。只是为什么非要等到付出这么惨重的生命代价，才能回归常识？
相较于欧洲，美国的理性还没有回归。就在特朗普宣布国家紧急状态时，原美国国土安全部负责科学技术的副部长塔拉·奥图尔还说:“我们不应该做中国所做的事情，这是美国。我们不会禁止人们进出城市，禁止他们旅行，而且这通常也不起作用。”就在美国一日增长近4000例时，乔治城大学法学院全球健康法研究中心主任拉里·高斯廷还对CNN说：“大多数的民主国家将人权和自由看得很重，我们不可能实现像中国那样的管控程度”。
这样的话，我们此前在欧洲都听过很多次。就连搞出“群体免疫”的英国，现在不也是宣布关闭了所有娱乐餐饮场所吗？在西班牙违反隔离令不仅要罚款600欧还要判刑一年，其严苛程度早就超过中国了。可叹美国，还需要多少宝贵的美国百姓的生命，才能让政治人物从价值观的围城中走向常识呢？
我还记得，1997年香港迎战金融危机，果断采取政府干预手段。当时西方一片指责，认为违反了自由市场规则。后来2008年西方发生经济危机，它们一点都没有犹豫就照搬了香港的做法。何以面对资本的时候，理性迅速回归，面对人的生命的时候，理性却迟迟在路上？说西方资本高于人的生命，还真不是委屈了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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