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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观察者网专栏作者 赵丁琪】
2020年6月22日晚，华东师范大学ECNU-UBC现代中国与世界联合研究中心组织了许纪霖、刘擎、白彤东、吴冠军四位老师的线上对谈，围绕美国当前的反种族主义抗议运动展开了深入的讨论。
在这场讨论结束后，哥伦比亚大学政治学博士林垚在澎湃新闻连续发表了两篇文章，对这场讨论进行回应。在第一篇回应文章中，林垚博士围绕着“政治正确”问题，认为几位老师在讨论时陷入了 “（反）政治正确”的论述框架，而这个论述框架本身就是一个思维陷阱；在第二篇文章中，林垚博士围绕着身份政治问题，认为几位老师至少在三种不同意义上使用了“身份政治”这个概念，并一一对此进行了分析与回应。在林垚看来，不论论者的本意如何，对政治正确和身份政治的批评最后很可能会导向一种保守主义的结论，从而“拥抱现状、抗拒变革”。
身份政治是时下国际学术界讨论的热点问题，这与2016年以来以特朗普为代表的右翼民粹主义浪潮的兴起有关。在特朗普当选后，福山、马克·里拉等“老自由派”把右翼民粹主义的崛起归咎于身份政治，认为强调差异性的身份政治破坏了普遍性的公民国家认同，造成了族群的对立和社会的分裂，所以只有回归普遍性的公民政治话语，才能弥合社会的裂痕，重建自由民主制度。
林垚博士和许纪霖等几位老师的讨论，总体上还是聚焦在“公民政治”与“身份政治”二者之间的相互关系中。但在这种讨论中，左翼的“阶级政治”明显处于缺席状态。事实上，没有“阶级政治”的视野，就无法真正理解“身份政治”。
一
许纪霖老师在对谈中指出，从19世纪到现在，西方社会经历了一个从“公民政治”到“阶级政治”、再到“身份政治”的话语变迁。同样是面对白人警察“锁喉”黑人致死这样一个客观的“事实”，19世纪的“普遍知识分子”会说这是对人的生命和尊严的侮辱和侵犯；20世纪的马克思主义者会指责这是资产阶级的走狗对无产阶级底层民众的压迫；而在21世纪的“白左”那里，就变成了白人对黑人的种族霸凌。
作为一种政治运动形式，身份政治是在20世纪左翼运动的大脉络中发展起来的。或者说，它是左翼运动退潮的产物。在传统阶级政治的视野中，种族问题是阶级问题的一部分，对黑人的压迫是嵌入在资本主义不合理的经济和阶级结构中的。比如政治理论家塞德里克·罗宾逊（Cedric Robinson）把美国资本主义概括为一种“种族”资本主义，种族歧视与资本主义是紧密结合在一起的。因此，黑人的解放问题不是一个单纯的种族问题，而是一个阶级问题。它要反抗的对象不是白人，而是白人所代表的资本主义经济和政治秩序。
作为被压迫最深的群体，黑人群体曾经是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美国革命政治的主要参与者。以黑豹党为代表的一批黑人解放团体，曾经深受马克思主义的影响。他们并没有局限在种族意义上的“黑人/白人”的二元对立中，而是在马列毛主义的普遍革命的脉络中定位自己。他们不仅追求黑人的政治和法律权利，而且还要求实现在经济、教育、医保、住房等方面的普遍平等。黑豹党还曾经在英国、阿尔及利亚创建国际分支，到非洲积极开展促进泛非主义和社会主义的政治活动。
黑豹党所进行的这种斗争，是同时期发生在世界范围内的帝国主义与被压迫民族与人民的总体矛盾下的一部分，是一种跳出了黑人特殊主义的普遍主义斗争。这种斗争，对美国白人资产阶级的统治造成了非常现实的威胁，迫使白人资产阶级当局不得不向黑人做出了很多让步。当然，黑豹党的成员也因此遭到了监视、污蔑、逮捕甚至公开的暗杀，他们斗争所取得的成果也被以马丁路德·金所代表的温和民权运动所收割。在马丁路德·金被资产阶级当局封神的同时，黑豹党和它的成员一起被淹没在历史长河中。
二
身份政治是20世纪60年代“新社会运动”的产物，也受到了同时期兴起的后现代思潮的影响。从强调差异和特殊性的后现代话语出发，身份政治否定了公民政治和阶级政治的合法性，而强调要尊重与性别、种族、性取向等相关的差异化身份，要求要对处于少数地位“他者”予以充分的尊重和承认。
在身份政治看来，自由主义所塑造出来的普遍主义公民身份（citizenship），无法把握各种社会群体之间的差异。公民在社会生活中并不是无差别的原子化个体，而是受到了其所属的群体身份的塑造和约束，群体身份的特殊性和差异性无法还原为公民身份的普遍性。对于妇女、黑人、少数民族、性少数群体而言，尽管他们都拥有共同的公民资格，但是仍然感到自己被主流社会所排斥。因此，忽视了群体差异和特殊性的普遍主义公民概念从根本上来说就是不正义的，它将具有差异性的不同群体强行纳入虚假的同质性模式之中，最终将会导致一种同一性霸权 。
在批评普遍主义的公民概念的同时，身份政治也对普遍主义的阶级概念提出了质疑。这集中表现在以拉克劳和墨菲为代表的“后马克思主义”思潮中。拉克劳和墨菲在否定了马克思主义所谓的“本质主义”和“经济还原论”倾向的同时，也否定了阶级的基础性地位。结构性的阶级差别不再是社会不平等的根本原因，而变成了和种族、性别、性取向等范畴处于同等地位的因素。在他们看来，同一性的资本主义时代已经过去了，我们生活在一个充满着差异和流动性的后现代世界中。在这样的一个世界中，原有的阶级同一性已经趋于解体，围绕着差异化身份的碎片化斗争取代了以阶级为中心的普遍主义斗争，成为社会运动的主轴。
20世纪八九十年代以后，伴随着左翼运动的历史性挫折，阶级政治逐渐退潮。身份政治逐渐替代了阶级政治，成为占据主导地位的左翼进步政治。在这个转向的过程中，普遍主义的左翼运动开始分化，“变异为各种差异性和特殊性的身份政治：女权运动、同性恋运动、族群平等运动等等”。那么，向身份政治的这种转向，对黑人反抗运动产生了什么样的影响？
从阶级政治向身份政治转向之后，普遍主义的阶级话语被消解了。在资本主义阶级结构中的“黑人/白人”矛盾，就变成了一个种族意义上的“黑人/白人”矛盾。比如白彤东老师在对谈中提到，所谓族群问题实际上是经济问题的一个错误符号，当“我们以黑人的种族认同来描述这个问题的时候，恰恰把这个问题的实质给掩盖住了，并且会导致人们用错误的方法来解决问题”。这样做的后果是，纵向的阶级对立就转化成了黑人/白人之间的横向对抗，结构性的经济不平等问题被转化成了民族国家内部不同群体之间的“文明的冲突”。
在身份政治主导下，黑人的反抗运动未能继承60年代黑豹党那种将普遍主义理论和黑人的特殊现实紧密结合在一起的革命精神，而是“退居到将特殊现实挂靠在特殊主义的理论上”。这造成黑人反抗运动的“少数化”和边缘化困境。 黑人的斗争不再是处于“多数”地位的被压迫人民反抗“少数”剥削者的斗争，而变成一种“少数”黑人对抗“多数”白人的特殊主义的斗争。 黑人的反抗运动并没有与其他群体的反抗运动形成有效连接，也不再能提出与资本主义国家相抗衡的替代性政治方案，形成一种对资本主义制度的整体性反抗。 在力量上处于绝对劣势以及丧失了整体性视野的情况下，黑人的反抗斗争不再是60年代那种有组织有计划的整体性斗争，而只能以周期性暴力骚乱的形式表现出来。
同时， 失去了阶级视野之后，身份政治放弃了社会经济议题，而把话语和文化权利作为其斗争的主要目标。 身份政治对于话语和文化权利的过分强调，最后走向了一种对“政治正确”的极端化追求。这种围绕着政治正确所进行的斗争，在90年代以后逐渐为精英阶层所吸收，沦为了一种仅仅具有抗争性姿态、却已经丧失了实质性内容的表演政治和虚假斗争。它无助于从根本上改变黑人现实的经济和政治地位，而只是在话语中遮蔽了对黑人的歧视，就像是在一杯浓浓的苦咖啡中涂上一层甜蜜的奶油——政治正确的话语霸权与现实中无处不在的种族歧视并行不悖，就是一个很明显的证明。
在这种转向完成之后，丧失了对资本主义根本性威胁的身份政治逐渐被民主党所驯化和收编，成为民主党的主流意识形态。黑人等少数族群、性少数群体，成为民主党的主要群众基础。 身份问题取代了经济议题，成为西方左右翼政党竞争的主轴。正如福山所指出的，“规定当今政治的与其说是经济或意识形态问题，不如说是身份问题”。
在身份政治主导下的黑人平权运动，虽然也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但其真正的受益者“是黑人的中上产阶级、乃至比较富裕的阶层”。 比如在教育、就业等领域面向黑人等少数族裔的正向平权政策，主要受益者是拥有良好的教育条件的黑人中上层。类似于奥巴马这样的黑人精英，也得以成功跻身于社会上层甚至当选总统，被纳入了美国主流体制。但是这并无助于改变黑人整体地位低下的现实，“一小部分黑人精英获益了，并且背叛了他们的社区”。
三
回顾林垚博士和许纪霖等四位老师的讨论，可以很明显的看出双方之间的讨论聚焦在“身份政治VS公民政治”的二元框架内，普遍主义与特殊主义的关系是二者论争的主轴。双方的共同目标，是应对特朗普式的右翼民粹主义的威胁和挑战。
但不同之处在于，许纪霖、刘擎两位老师认为过分强调特殊性和差异的身份政治造成了族群撕裂与对抗，所以他们认为身份政治应该以同一性的政治文化为基础。这事实上是要求回归普遍主义的公民政治话语，用同一性的公民国家认同来替代或补充差异性的身份认同。而林垚博士则是在为强调差异性和特殊性的身份政治和政治正确做辩护，指出了同一性的普遍主义话语的局限性。这是双方争论的底层框架和逻辑。
对于这两种话语，笔者都不认同。自由主义局限于“国家/公民”的二元框架中，只强调公民所享有的无差别的政治和法律权利，而无视了不同群体在西方社会所面临的现实结构性不平等。在这种公民政治的语境中，资本主义社会中现实存在的种族、性别、阶级不平等，都在“机会均等”的词句中被合理化了。它与其说是要解决问题，不如说是在遮蔽问题。
比如刘擎老师在论述过程中，虽然承认美国仍然存在着严重的种族歧视，但是他也引用了学者休斯（Coleman Hughes）的文章，对此次“黑命攸关”运动的前提产生了质疑，即“BLM运动的口号，依据对警察对黑人草菅人命的假设，但这个假设可能并不像运动参与者认定的那么可靠。”
刘擎老师背后指向的观点是明确的，即这次运动不应该被赋予太多的种族色彩，而应该成为一场以普遍主义的公民身份为基础来反抗警察和国家暴力的斗争。他引用休斯的话说：“美国本来可以发起一场针对警察滥杀行为的抗议运动，但因为这种不可靠的假设，运动被过度赋予了种族元素，加剧了族群间的矛盾。”
由黑人弗洛伊斯之死引发的全美抗议，再次揭开这个国家的伤疤（摄影：JULIO CORTEZ，美联社）
同时，当自由主义者提出要以公民国家认同来替代身份认同的时候，一个不容回避的问题是，这种公民国家认同的内核是什么？许纪霖老师提出：“身份政治需要一个必要的自我限制，那就是以不破坏政治文化的同一性为限度。”那么，这个同一性的政治文化是什么？谁来定义？在许纪霖老师的论述里，我们可以看到他所讲的同一性政治文化就是美国自立国以来就形成的所谓“盎格鲁--新教文化”，即“盎格鲁·萨克逊独特的新教文化传统，铸造了美国的立国精神，构成了以宪法为核心的政治文化”。这种所谓的“盎格鲁--新教”文化，并没有把美国多元的移民文化或其他文化包含其中，事实上仍然是一种以白人民族主义为基础的排他性价值观。可以看出，自由主义所鼓吹的公民国家认同，是一种高度排他和虚伪的意识形态。它和特朗普式的“白人至上主义”并没有实质的差别，只是相比于后者更加精致而已。
因此，在林垚博士两篇文章中，对许纪霖、白擎两位老师的批评是有道理的。我们需要面对黑人在当下所面临的现实的结构性困境，而不是在反思身份政治的名义下解构黑人抗争的合理性。但与此同时，这并不意味着不可以对身份政治提出反思。在特殊主义主导下的身份政治只会加剧不同族群之间的撕裂，把嵌入在一定社会经济政治结构中的种族问题扭曲为单纯的种族问题，从而陷入无休止的种族内战中，在身份政治/反向身份政治的泥潭中挣扎。
在对身份政治这种特殊主义的反思中，真正需要回归的不是普遍主义的公民话语，而是阶级话语。对黑人的压迫是嵌入在资本主义的不合理的经济和政治结构中的，因此黑人的反抗运动也应该跳出身份政治的视野，和其他反资本主义运动有机地联合起来，与其他一切被压迫群体联合起来，提出普遍主义的经济/政治诉求，成为全球反资本主义运动的有机组成部分。这样黑人的反抗就不再是一个“少数”族群的运动，而是一个处于“多数”地位的被压迫人民反抗“少数”剥削者的运动。这将会从根本上逆转双方的力量对比。
当然，我们今天所面对的是一个“去革命化”和“去政治化”的世界，和革命浪潮风起云涌的60年代完全不可同日而语。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我们不能有太多不切实际的变革幻想。正如林垚博士所提到的，当下美国黑人确实面临着很多白人社会及其他族群难以想象的生存困境。对于黑人来说，首先是要面对与挣脱黑人所面临的“特殊”困境。但是，一旦黑人走上反抗斗争的道路，就会发现自己所面临的每一个障碍，都是嵌入在资本主义整体性的政治与经济结构中的，它无法在身份政治那种特殊主义的话语框架中得以解决——比如在这次“弗洛伊德骚乱”中提出的废除警察制度的要求。黑人从自身“特殊”地位提出的诉求，只有转化为对资本主义的普遍主义反抗，才能真正得以实现。
在近几年的黑人反抗运动中，我们已经见证了很多把反种族主义的斗争与反资本主义的斗争有机结合在一起的行动。比如“黑命攸关”运动就展现出了一种激进姿态，它不仅将种族主义批判建构在对美国制度的整体性批判之上，而且“强调黑人社区的自主性，试图为全球社会变革提供更进步的替代性方案”。他们不仅把黑人的特殊问题作为分析和行动的切入点，而且提出了很多普遍主义的目标与诉求，例如实行真实的全民医疗保险，实现工人在公立和私营机构的组织权，建立住房、食品等合作社，结束自然资源的私有化以及警察的去军事化等。这样的一些诉求，有可能会激发出白人底层群体的共鸣，实现被压迫人民的普遍主义连接。
当然，长期盛行的身份政治话语对黑人反抗运动仍然有很深的影响。民主党人也一直试图以身份政治话语来实现对黑人反抗运动的驯服与收编，使这种反抗运动既可以为民主党的竞选目标服务，又不超出资本主义所能容忍的范围。正因为如此，支持黑人反抗运动，不代表不可以批评身份政治的话语逻辑。如果说右翼民粹主义是黑人反抗运动的外部威胁的话，那么身份政治则代表着对这种运动的内部侵蚀。对身份政治的批评，并不一定像林垚博士所认为的那样，会走向一个保守主义的方向；相反，只有跳出身份政治的逻辑，黑人反抗运动才能有真正的出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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