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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0年7月，李鴻章訪問香港，與時任香港總督Henry Blake合影留念。資料照片。
文| 亞太日報特約記者 張寧
歷史上的香港總督，是香港權力最大的個人。某位港督曾自誇：“總督的地位僅次於上帝。”
香港人並非主動選擇英國人的統治，但在被迫接受的統治下，他們依然有權臧否當權者。標準十分簡單：是否能貫徹“民之所好者好之，民之所惡者惡之”。人民心中自有一桿秤，他們是最好的史學家。
攜堅船利炮而來
英國統治香港的開端，是中國淪為半封建半殖民地社會的開端。早期的幾位港督，伴隨刺刀和槍炮的陰影。
鴉片戰爭後，第一任港督砵甸乍（Henry Pottinger）於1843年上任。他是軍人，曾在印度服役，在英國和阿富汗的戰爭中立過戰功。他強佔香港島，還曾參與攻打中國其他沿海城市。
他照搬英國制度，成立香港治安委員會，選定有名望和地位的名流，協助維持社會秩序，是為“太平紳士”（Justice of the Peace）。他實施保甲制度，實行半軍事化的宵禁制度，歧視華人。
砵甸乍的繼任者戴維斯（John Davis）稱得上是位中國通，能夠翻譯中國文學作品，卻因為課稅過度和實施人口登記制度而被後世香港媒體稱為“最不受歡迎的港督”。他1844年下令開工修建跑馬地，1848年建成。
第三任港督文鹹（Samuel Bonham）被英國上司稱為“擁有實事求是的常識”，似乎這便是足以擔任港督的條件。他曾面見洪秀全，聲稱在太平天國和清朝的戰爭中保持中立。
文咸的後任包令（John Bowring）參與挑起第二次鴉片戰爭。有西方記者指控他濫用職權。他還曾被市民告上法庭。
1890年，香港中環進行填海時的情景。圖中的堤岸，即如今的干諾道中。 資料照片。
第五任港督夏喬士·羅便臣（Hercules Robinson）興建港口，設立中文官校，開始起用港元。他的施政得到英國政府肯定。
1866年至1885年的19年間，在第六任至第九任四任香港總督治下，華人地位有所提升，民國要人伍廷芳成為香港首位華人議員、華人大律師和太平紳士。
其中的第六任港督麥當奴（Richard MacDonnell）開辦了東華醫院，實行免費醫療。他不按英國殖民地部的規矩出牌，《香港史》對他的評價是：“麥當奴屬於香港人欣賞的那類總督，堅忍不拔，坦白直率……認識到香港‘極為特殊’的處境，殖民地的老規矩在香港根本行不通。”
圖為1895年的皇后大道中。 資料照片。
第八任軒尼詩（John Hennessy）努力彌合香港華人和歐洲裔居民之間的隔閡，被當時輿論稱為“最無民族歧視的港督”。在他任內，香港開始安裝電話。
伴災患苦難叢生
十九世紀末至二十世紀中葉的香港，並無今日的經濟地位和繁華景象，倒是多災多難，飽經內憂外患。
第十一任港督威廉·羅便臣（William Robinson）於1891年至1898年任職。香港在其任中遭遇鼠疫考驗，死者眾多。孫中山在此期間求學於港，後來開始聯絡愛國志士，密謀反清。羅便臣應清廷所請，將孫中山驅逐出境。
中日甲午戰爭前後，英國人開始籌劃強佔新界。自1894年起，羅便臣向英國殖民地部發出多封郵件，鼓吹奪取新界。他在信中寫道：“50年後，也許20年後，中國可能成為軍事強國，掌握技術開發其自然資源。到那時，假使香港邊界如同現狀（局促於香港島），中國艦隊停泊在九龍灣，周圍山頂和島嶼為中國所有，我們躲向哪裡？靠人家大發慈悲？”
他還指出：“目前，大好時機稍縱即逝。不管日本（甲午戰爭）戰績如何，不管中國屈辱甚深，中華帝國資源豐富，潛力巨大，不會安於現狀。日本對華戰爭將激起全面抗戰，20年後的中國將崛起。因此，想做（奪取新界）就立刻去做，時不我待。”
1898年，清政府將九龍半島租與英國。圖為中英官員在邊界樹碑。資料照片。
百多年後，掩卷深思，不得不教人慨歎老牌殖民者的“遠見”與“危機感”！
1898年6月，英國取得新界99年租借權，將英國管轄的香港地區擴大十倍。第十二任香港總督卜力（Henry Blake）當年11月履新。轉年，新界錦田吉慶圍村民反抗港英當局在當地設置警署，卜力派兵鎮壓，以大炮轟擊，造成眾多村民死傷。事後，英軍還將吉慶圍鐵門拆卸後運去倫敦，作為戰利品。
卜力的繼任者彌敦（Matthew Nathan）口碑較好，在他1904年至1907年的三年任期中，港英政府發展中區，興建廣九鐵路，經濟情況好轉，商業穩定上升。這三年甚至被稱為“彌敦之治”
第十五任港督梅含理（Francis May）在港生活38個年頭，是歷任港督中居港時間最長的一位，著有《廣州方言入門》等書。第一次世界大戰後，日本在港勢力擴展。梅含理秉持英國政府當時的親日政策，在香港對中國居民採取高壓政策，規定凡集會遊行須得到華民政務司和警方許可，否則將被遞解出境。日本人則得到保護。
司徒拔任上經歷了“省港大罷工”和“香港海員大罷工”。 資料照片。
繼任梅督的司徒拔（Reginald Stubbs）1919年至1925年在任，經歷“省港大罷工”和“香港海員大罷工”。司徒拔站在資方立場，鎮壓罷工，導致“沙田慘案”發生，英國軍警開槍射擊罷工工人，死傷者眾。
第十七任港督金文泰（Cecil Clementi）收拾司徒拔留下的殘局，改善港府與民眾之間的關係，首次委任華人為行政局非官守議員。在此之前，占香港人口98%的華人，被拒之於行政局之外。1927年，他下令香港大學設立中文系，並撥款資助該系。他取消侵害新界居民利益的民田建屋補價增稅政策。1926年，他51歲生日時，新界鄉議局奉上《金文泰制軍五一賀壽序文》，並在報章刊載。
歷任港督中獲得民間團體祝壽者唯此一人，難怪金文泰1930年離港時悲傷地說：“對於我們（夫婦）二人，離開一直很愉快的香港十分痛苦……我寧願快樂留居於此，不想去其他任何地方。”
圖為日軍佔領香港後再皇后大道中舉行入城式。 資料照片。
1930年至1947年的香港，四任港督均在動盪和戰爭的陰影下和香港一道艱難度日。其中，第二十一任港督楊慕琦向日本舉起降旗，自己成為戰俘，先後被關押于台灣和瀋陽等地的集中營。這或許是他個人乃至香港歷史上最慘痛的一頁。
歎流水落花謝幕
1947年至1957年任職的第二十二任港督葛量洪（Alexander Grantham）和香港一起迎來輝煌。
香港經濟於1950年代開始起飛。政府採取自由貿易主義的不干預政策，內地勞動力、經營管理人才和資金的湧入，是重要因素。
輿論認為，葛量洪較為妥善地處理香港和中國政府、台灣當局以及美國的關係。他在1955年10月偕夫人訪京，受邀與周恩來總理共進午餐。這是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港督首次進京。
在葛氏和繼任者柏立基（Robert Black）、戴麟趾（David Crosbie Trench）任內，香港由轉口貿易港升級為出口導向的國際製造中心。
和葛量洪一樣，第二十五任港督麥理浩（Murray MacLehose）任期長達十載，對香港發展貢獻較大，被不少港人認為是較好的領導者。
第二十五任港督麥理浩（右）。 資料照片。
麥氏和繼任者尤德（Edward Youde）、衛奕信（David Wilson）一樣，出身外交官，與過去港督多數來自軍隊和殖民地部不同，外交系統官員更擅長處理國際關係。這似乎也標識着英國治港方針的調整。
1970年代，中英關係正常化後，麥理浩先後到訪北京、廣州、深圳。他面見鄧小平，提出“經濟合作，雙方受益”主張，亦代鄧小平傳話回香港叫投資者放心。
麥理浩任內，香港經濟增速繼續提升，工業生產從勞動密集型向技術密集型過渡。在他治下，成立廉政公署，推出“十年建屋計劃”。
尤德於1982年至1986年擔任港督，伴隨中英談判進程，斡旋於兩國之間，見證1984年中英聯合聲明的簽訂。他是唯一在任內去世的港督。
接棒尤德的衛奕信，處於1987年至1992年的動盪期。他堅持中英聯合聲明，力圖確保香港穩定和繁榮，卻被英國首相府突然宣佈“退休”。外界解讀是：英國調整對港政策，由合作轉向對抗。
衛奕信的接任者、末代港督彭定康（Christopher Patten）或許是歷任港督中最“大牌”的一位，有着擔任保守黨主席和內閣大臣的履歷，自稱是撒切爾夫人的好友，又深得時任英國首相梅傑的信任。
他頗具“使命感”地頻頻現身媒體，訪貧撫弱，獲得“肥彭”的親民雅號。
然而，彭定康不時製造麻煩。他在新機場建設問題上討價還價，更在1992年，未經與中方磋商，單方面拋出政改方案，破壞中英聯合聲明和《基本法》。他的真實目的是，讓更多親英人士進入1997年後的立法會，保障英國在香港回歸後的影響力。
彭的舉動不僅引發中方反對，連其前任麥理浩和衛奕信也公開批評，說他正在損害香港利益。
1997年6月30日午夜至7月1日淩晨，中英兩國政府香港政權交接儀式在香港會議展覽中心舉行。資料照片。
1997年6月30日，彭定康卸任香港總督前夕，於香港總督府接過香港總督旗。 資料照片。
1997年，彭定康在雨中離去，人們記住了電視鏡頭上他似乎眼角含淚的傷感。這一幕，或許倒是28任港督謝幕的合適演出。他們“使命”終結，香港回歸祖國，歷史翻開新的一頁。
一些媒體的喧囂，有時並不反映實情；少數的所謂“意見領袖”更代表不了主流民意。多數港人，對於英國統治，並無特殊好感。留戀也好，感歎也罷，英治香港已成往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