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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亞太日報訊】20多年前，隨著泡沫經濟的破滅，日本經濟進入了一個失去的時代，直至今日，日本經濟也沒能從泡沫破滅的噩夢中完全的蘇醒。究竟是什么，讓一個曾經盛極一時，風頭無兩的國家在二十余年的時間里經濟幾乎停滯不前？在危機發生后的應對上，日本的經驗和教訓又能給后來者以怎樣的啟示？

一、失去的十年：1992-2002

隨著 90 年代初泡沫的破滅，日本經濟陷入了長達10年的停滯期，雖然其間有所反復，但整體來看 1993-2002年的十年間GDP年均增長率僅為 0.8%，可以說是二戰結束后日本經歷的最長的衰退。之所以會經歷如此長時間的衰退，不僅僅因為泡沫破滅帶來了一系列負面效應，也與日本政府的政策失誤，國際環境動蕩，產業結構調整滯后，日本政治體制的落后等因素有密不可分的聯系。

（一）泡沫破滅之殤

1、資產價格嚴重縮水

泡沫經濟崩潰以后，最直接的影響就是資產價格的嚴重縮水。泡沫經濟崩潰后，日本的土地資產和股票資產約縮水1300萬億日元。從股票價格變化來看，1989年12月，東京證券交易所的日經225指數曾高達38915.87 點，股票的總市值高達630 萬億日元，大約相當于當年日本名義GNP總額的1.6倍。1990年泡沫破滅后，日經指數迅速跌破2萬點大關，跌幅幾乎達到50%，短短一年的時間里東京股票市場的總市值蒸發了270萬億日元。

然而股市的下跌還遠未結束，到1992年，日經指數跌至14309.41點，與1989年的最高點相比跌幅達到了60%。1998年，日經指數一路下跌并跌破 13000 點大關。到2003年，日經指數更是跌至7600點附近，總市值縮水至200萬億日元。

再從房地產的價格來看，1990年地價雖然繼續上升，但 1991 年也轉為了下降。1992 年以后，各大城市圈土地價格更是連年下降，1994 年，土地資產總值減少為 1824 萬億日元，回到了 1988 年的水平。之后，土地價格的下跌趨勢仍未停止，并貫穿了整個90年代。

2、個人和家庭收支惡化，造成逆資產效應

泡沫破滅后，日本個人和家庭收支狀況急劇惡化。在泡沫經濟期間，個人和家庭的資產膨脹速度也是驚人的。但由于購買資產的資金主要來源于借款而不是儲蓄，所以1986-1989年，在家庭和個人的資產總額大幅增加的同時，負債總額也在大幅增加。從資產的內容看，在金融資產中股票投資信托和用于住宅的不動產投資增長很快。然而隨著泡沫經濟的崩潰，家庭和個人擁有的資產大幅貶值，而負債額卻依然龐大。結果，大多數家庭和個人因資產貶值而陷入了困境，申請自我破產的件數迅速增加，僅1992年一年就多達4 萬件以上，破產件數之多前所未有。此外，消費者無法償還銀行消費貸款的信用事故 1992年也多達27萬件。在泡沫經濟期間突然膨脹起來的資產又迅速消失了，1990年，家庭和個人的股票資產由 237萬億日元減少為 163萬億日元，一下子減少了 74 萬億日元，大約相當于當年家庭和個人可支配收入的1/4。其后，家庭和個人所有的住宅和土地也大幅度貶值。由于家庭和個人由暴富到赤貧的變化，家庭和個人的消費觀念也隨之發生了很大的變化，由過去的大手大腳、追求高檔和奢侈消費，轉變為斤斤計較、精打細算了，家庭和個人的消費支出隨之減少。

3、不良債權增加，銀行大量破產

在泡沫經濟期間，銀行向房地產公司、建筑公司和非銀行金融機構提供了大量的貸款，泡沫經濟繁榮時，房地產公司盲目上了寫字樓、娛樂場、高爾夫球場、度假村等許多建設周期長的大項目。泡沫經濟崩潰后，這些項目有的建成后由于市場需求的變化，利用效率十分低下；有的項目還沒有完工，不得不中途停止或另做他用，造成巨大的資金浪費和損失。此外，不少大企業也因持有的股票和土地虧損背上了沉重的債務負擔。眾多中小企業則由于受大企業加工定貨減少以及市場需求下降等影響，無力償還銀行貸款而不得不倒閉破產。而部分銀行等金融機構，因家庭和企業拖欠貸款，陷入不良債權的深淵。根據日本大藏省 1995 年 6 月公布的數字，日本金融機構的不良債權為40萬億日元。到1998年1月，包括城市銀行和地方銀行等在內的全國 46家銀行自查的不良債權總金額高達 76.7萬億日元，約占貸款總額的12%。截止 1999 年3月底，日本所有金融機構的不良債權總額為 80.6 萬億日元。

在巨額的不良債權的壓力下，發生了多家信用社、銀行和證券公司倒閉的事件，打破了“銀行不破產”的神話。1994-1995 年，東京協和信用社、安全信用社、宇宙信用社相繼倒閉，其中宇宙信用社是日本最大的信貸聯盟信用合作社。1997-1998 年，歷史悠久的北海道拓殖銀行、日本債券信用銀行、日本長期信用銀行以及四大債券公司之一的山一證券也相繼倒閉了。由此，日本金融出現了前所未有的危機，日本經濟也陷入了戰后以來最為嚴重的危機。

4、“三過剩”嚴重

（1）設備過剩

1987-1989 年，日本的經濟增長很快， GDP 和工業生產在主要發達國家中遙遙領先，加之大量過剩資本的存在，日本企業設備投資連續 3 年以兩位數的速度迅速增加，1990 年設備投資額高達 88.7 萬億日元，比 1986 年增加了58.6%，占GNP的19.5%。這一時期，設備投資連年超過美國，這里邊雖然有日元升值的因素，但設備投資過熱也是勿庸置疑的事實。受泡沫經濟虛假繁榮的影響，日本企業利用金融寬松的條件，建廠房和高檔設施，大型生產線等項目也紛紛上馬。迅速增加的設備投資雖然推動了平成景氣發展，但卻導致了嚴重的設備過剩。1991 年，制造業開工率下降了 1.5%，1992 年又驟然下降了 7.7%。結果，1992 年末，制造業開工率就下降到了 1975 年以來的最低水平。直到 1998 年，企業中的過剩設備仍然大量存在。據日本企劃廳試算，1998 年 7-9 月，全國企業總的過剩設備按金額計算高達 85.9 萬億日元。其中，主要產業的過剩生產能力：汽車工業 300 萬臺；鋼鐵工業 2400 萬噸；石油化學工業 70 萬噸。

（2）房地產過剩

1991年，全國公寓發售戶數為 84951 戶，比上年減少了 41.3%，是1977 年以來的最低水平，其中，觀光旅游區別墅的發售戶數為 9319 戶，比上年減少了 42.7%。由于大量建造的公寓特別是豪華別墅賣不出去，再加上辦公樓的空室率提高，休閑游樂設施利用率下降，房地產就嚴重過剩了。房地產嚴重過剩不僅使地價進一步下跌，而且還直接影響到新的房地產投資。1991年，新開工建設的住宅為 137 萬戶，比上年減少19.7%，是1986 年以來的最低水平。

（3）雇傭過剩

在泡沫經濟期間，由于企業經營規模和事業領域的擴大，企業雇傭規模也隨之擴大了。泡沫經濟崩潰以后，因市場萎縮和銀行惜貸，導致企業資金周轉不靈、利潤下降等情況出現，最終導致大量企業倒閉。1997年，企業破產多達16464 家，其中包括一些大企業特別是一些知名上市企業。大企業破產不僅破產負債額大，而且還影響到與其關聯的子公司和交易對象企業，這些企業也發生了連鎖的破產。而那些未倒閉的企業，也受到了市場萎縮和銀行惜貸的影響，不得不縮小經營規模和事業領域。由此，企業就出現了人員過剩的局面，紛紛裁員。1990 年 6-12 月，僅證券業就裁減了 14000多人。1992 年，全國企業的過剩人員已達80-100萬人，失業率也直線上升。

（二）政府決策失當

20 世紀 90 年代初期，由于日本政府對泡沫經濟和泡沫經濟崩潰蕭條的嚴重性認識不足，雖然也實施了景氣對策，但是景氣政策滯后，力度和規模也太小；當經濟出現改善的跡象后，又對經濟前景過于樂觀，采取緊縮政策。結果不僅未能使日本經濟及時擺脫泡沫經濟后遺癥的嚴重影響，快速走向經濟恢復的軌道，反而使景氣越來越惡化，整個90年代一直處于長期低迷的狀態。

1991年7月起，日本銀行雖然連續采取金融緩和政策，把法定貼現率由1990年的6%降低到1992年7月的3.25%，隨后又進一步降低至0.5%的歷史新低，但為時已晚。

在貨幣供給方面，1992年的貨幣供給量不僅沒有增加，反而比1991年減少了近9000億日元。結果，泡沫經濟崩潰后，地價和股價大幅度、長時間地下跌，加劇了經濟蕭條。

針對當時的地價和股價暴跌和銀行的不良債權問題，日本政府 1992 年發表了《金融行政運營方針》，并開始采取一系列綜合經濟對策和刺激需求對策，試圖靠擴大公共投資的擴張性財政政策來刺激有效需求。自 1992 年 3月至1998 年12 月，日本政府先后推出了 11次刺激經濟回升的對策，多次追加補充預算，財政支出規模高達107.37萬億日元。如果加上 1997 年后為應對亞洲金融危機，穩定金融秩序而投入的公共資金，總額將近 190 萬億日元，刺激力度不可謂不大，但收效甚微。

持續巨額的財政支出，不僅沒有使經濟出現顯著好轉，反而積累了巨大的債務負擔。到 2000 年底，中央政府長期債務余額高達 365萬億日元，加上地方長期債，總額達642萬億日元，占GDP的135.3%。自1996 年起，日本財政赤字占 GDP 的比重達到8%左右，遠遠高于3%的國際公認警戒線。債務依存度也明顯偏高，1998 年起國債收入占政府支出的比重維持在 40%左右，遠遠高于 15-20%的合理水平。巨大的財政風險，迫使日本政府即使在經濟不景氣的情況下，也不得不把防止財政破產放在重要議事日程。經濟增長過分依賴財政，既犧牲了效率，也影響了財政政策的可持續性。

當時，人們普遍認為資產價格下降是過激的金融緊縮政策所造成的臨時現象，只要采取大規模的經濟刺激政策來刺激和支撐需求，經濟馬上就會恢復。由于輕信地價、股價在不久的將來肯定還會上升，只要地價、股價重新上漲，不良債權就會自動減少。這種認識上的錯誤造也成了政策失誤，致使20世紀 90 年代前期金融政策實際上未能進行根本性的調整，對不良債權沒有進行徹底的處理。自1992 年起，日本的銀行雖然處理了超過72萬億日元的不良債權，但不良債權的余額仍在增加。據日本銀行當時的統計，2000 年日本全部金融機構的不良債權為 43.4 萬億日元，不良貸款率約為 6%，但民間估計潛在不良債權還有約 100 萬億日元，由于經濟衰退、企業破產，不良債權持續增加。

除此之外，1996 年日本經濟景氣狀況終于有所回升，但當時的政府沒有能夠及時抓住這一時機，刺激景氣繼續擴大，而是為了緩解財政壓力采取了增稅措施，將當時 3%的消費稅提高到 5%，給稍有起色的經濟潑了一盆冷水。再加上 1997年爆發的亞洲金融危機的負面影響，日本經濟再次陷入蕭條，1998-1999年日本經濟連續兩年負增長。

（三）國際環境動蕩

2000 年日本對外貿易依存度達 18%，其中出口依存度達到 10%，出口下滑對日本經濟影響顯著。1995-1996年日本經濟已出現復蘇跡象，但受1997 年亞洲金融危機影響，1998年出口下滑1.3%，1999年進一步下降6.1%，導致GDP 連續兩年出現負增長。2000 年后受美國互聯網泡沫破滅影響，日本出口再次出現負增長，GDP 增速也隨之下滑。因此90年代國際環境的劇烈動蕩，也是導致日本經濟 10年停滯的重要原因。

（四）產業結構調整滯后

20世紀 90年代，以信息技術為主導的高新技術產業成為經濟發展的重要引擎，但日本沒有及時調整產業結構，將高新產業作為新的經濟增長點，使其喪失了持續增長的機遇。90年代日本產業升級緩慢，最重要的表現是在以信息技術為代表的高技術競爭中完全喪失主導權。日本企業在信息技術的競爭中落后于美國，是美日兩國經濟在 90 年代形成鮮明反差的主要原因。由于日本產業升級緩慢，而傳統產業又受到亞洲新興經濟體的強有力競爭，日本產業競爭力不斷下降，這對依賴出口推動經濟增長的日本來說打擊是非常沉重的。

（五）經濟體制落后

在追趕階段，日本的政府主導型經濟體制由于資源配置上的優勢發揮了巨大的作用，為日本經濟奇跡的誕生創造了條件。但隨著日本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強國，政府主導型體制的弊端也逐漸顯現。

首先，在“政府主導型”體制下，逐漸形成了政(國會議員等政治家)、官(政府官員)、財(財界和企業界人士)的“鐵三角”，三者相互勾結、互相作用，形成了“金權政治”和尋租行為的土壤。政治家和官僚向財界、企業界索要錢財，謀取自身利益，獲得巨額政治資金；財界依仗政治家和官僚的庇護，獲得各種優惠和關照，謀取超額利潤。這種體制不僅使尋租活動日益猖獗，而且使官廳總攬一切，法律形同虛設，使政界世襲現象和裙帶關系日益突出。

其次，在“政府主導型”體制下，形成了政府對經濟生活過分和過濫的干預。其中包括政府規制、行政指導和官員“下凡”多種渠道。在日本，政府每年都以“規制”的形式對企業和居民行為進行干預。所謂“規制”，就是國家和地方政府為實現特定的政策目的，對企業和居民的活動進行干預和介入，實施的方式多種多樣，包括許可、特許、承認、確認、決定、證明、公認、指定等等。政府規制一般還有章可循，而行政指導就具有較大的隨意性。所謂行政指導，就是行政機構為了貫徹自己的意圖，以獎懲性的經濟手段為后盾，以協商、勸告的形式，對民間企業進行干預。它是政府常用的沒有法律依據的行為。所謂官員“下凡”，就是離職、退休的政府官員到相關的大企業擔任高級職務，利用原有的政治關系和影響為企業疏通關系，提供情報，這是以隱蔽的形式實現政府與企業的勾結。毫無疑問，在現代市場經濟條件下，政府對經濟的干預是必要的，但干預如此寬泛和不規范，勢必使市場機制的作用受到破壞、抑制和扭曲，造成經濟秩序的混亂。

第三，“政府主導型”體制在完成追趕任務后，不適應經濟進一步發展的需要，走向它的反面。如對民間企業實行“護送艦隊”式超保護，結果既束縛了民間的活力，又弱化了競爭能力；過度依賴國債的傳統財政體制，導致國家債臺高筑，幾乎喪失對經濟的調控能力；以主力銀行制為代表的金融中介體系和企業集團的縱向結合和相互持股，既保護了壟斷，造成效率低下，不利于競爭，又導致“內部人控制”，侵害股東利益；傳統的流通體制有著很強封閉性、排他性，導致交易內部化，效率低、價格高；終身雇傭制、年功序列制等，更是不適應經濟進一步發展的需要，不利于人力資源的流動和創新人才的脫穎而出；傳統的以模仿改良實用技術為主的科技體制，在本國經濟高度發展后，沒有了基礎和后勁，不能培植出創新力，經濟失去了新的增長點。總之，這些體制因素都從積極走向反面，在相當程度上壓抑了企業和個人的活力，弱化了市場功能，限制了競爭，阻礙技術進步和新興產業的成長，成為經濟調整和進一步發展的障礙。

二、低速增長期：2003-2015

2003年后，隨著日本經濟逐漸從失去的十年中走出，日本開始進入一個低速增長階段，這一階段又可以分為復蘇期、危機期和后危機期三個小階段。

（一）復蘇期：2003-2007

日本經濟進入復蘇期，是以日本不良債權的基本解決為標志的。泡沫破滅后，由于資產價格的暴跌，居民和企業的資產大幅縮水，但負債卻仍然存在，這就導致了大量居民和企業無力償還貸款，銀行不良債權飆升。而在相當長的一段時間里，日本央行和政府均未意識到不良債權問題的嚴重性，有的銀行甚至想方設法掩蓋其不良資產的數額，金融當局對此也諱莫如深，一再拖延對該問題的處理。 1994年后，政府陸續出臺了一些解決方案，但力度不夠。

直到1995 年金融危機后，日本政府才真正開始處理不良債權問題。大藏省在 1995年 9 月提出了處理不良債權的基本方針。1996 年4-6 月，先后頒布了三項有關處理不良債權問題的法律(簡稱“金融法”)。這一階段還集中精力處理了“住專” （即住房金融專門公司，主要向個人提供住房貸款，并面向不動產公司提供房地產抵押貸款等）問題，主要是解散了7 家存在嚴重不良債權的“住專”，大藏省成立“住專”金融債權管理機構接管其債務，投入 6850 億日元的政府資金，井要求曾給“住專”提供資金的銀行和其他金融機構放棄對“住專”的債權。同時，還依據“金融三法”處理銀行及其他金融機構的不良債權。

1997年11 月以后，開始以政府為主導痛下決心解決不良債權問題。這時，日本政府“穩定金融體系緊急對策”的指導思想也從自由競爭發展為“保大放小”，即確保大銀行的穩定，讓大量中小銀行在競爭中優勝劣汰。一是從法律建設入手，制定了一系列政策、法規和措施。二是實施有條件的政府注資。這一階段，日本政府動用了占 GDP12%的60萬億日元的公共資金來穩定金融體系，其中的 8 萬億日元用于保護健全的債務人；17 萬億用于解決存款保險機構財務狀況惡化的局面，保護存款人；25 萬億日元被用于增強金融機構的資本，以解決銀行惜貸問題。三是進行金融業的合并重組。

用政府注資等方式解決不良債權，有助于迅速穩定金融環境和恢復市場信心。到 2003 年 3 月，日本銀行和金融業的“風險管理不良債權”終于減少至 35.3萬億日元，比上年同期減少了18.3%，其中大型金融機構減幅更高達27.1%。從1999 年后出現的日元升值以及股票價格的不斷攀升和企業收益的收轉，也可以看出包括政府注資在內的一系列刺激政策已取得成效。

為了配合不良債權的解決，在將基準利率降低至近 0 水平后，自 2001 年起，日本央行開始實行 QE 政策，并持續至 2006 年，在財政政策空間受制于債務率的情況下，對不良債權的妥善解決和日本經濟的恢復增長營造了寬松的貨幣環境，發揮了重要的作用。

隨著不良債權問題得到妥善解決，日本銀行業惜貸的現象得到有效緩解，寬松的貨幣政策得以順暢的支持實體企業，實體經濟融資成本顯著回落，實體經濟得到恢復和發展。加之全球經濟在此期間呈現出快速增長的態勢，外需的持續改善有利于日本出口的增長，在此期間日本出口維持了 10%以上的年均增長。2003-2007年間，日本GDP年均增速接近2%。

（二）危機期：2008-2009

2007年8 月由美國爆發的次貸危機通過次級抵押貸款市場逐漸傳導至全球金融市場，引發全球金融市場的流動性危機。從 2008 年起，信貸緊縮效應開始沖擊全球實體經濟，日本自然也難以獨善其身。受次貸危機影響，2008年日本 GDP萎縮1%，2009 年萎縮幅度擴大到 5.5%。

（三）后危機期：2010至今

次貸危機爆發后，各國都采取了寬松的貨幣政策和財政政策，日本也不例外。2010 年由于日本政府加大財政支出力度，增大基礎貨幣供應量，日本經濟出現了V型反彈。但由于債務壓力巨大，財政政策空間有限且持續性不足，經濟復蘇只是曇花一現，很快又出現衰退的跡象。因此，在財政政策無計可施，基準利率降無可降的背景下，日本央行在 2010年10月再次開始實施 QE，并持續加碼，直至現在。目前日本央行還維持著每年 80萬億日元的基礎貨幣投放規模。

然而在日本央行的持續寬松下，日本經濟在短暫的回升后再次下滑，2014 年上調消費稅進一步將日本經濟推入衰退的懸崖邊。為何美聯儲的量化寬松能夠推動美國經濟走出次貸危機的陰影，日本經濟卻依然死氣沉沉呢？我們認為主要有以下幾個方面的原因：

首先，全球經濟復蘇力度較弱，仍然未能從次貸危機的泥潭中走出。相對于美國，日本經濟對外需的依賴程度更高，全球經濟的低迷對日本經濟的拖累也較美國更大。

其次，泡沫經濟破滅帶來的逆資產效應仍未過去，日本國內消費意愿低迷，經濟增長的低迷導致的收入增長停滯更進一步加劇了消費的不景氣。

第三，進入21世紀以來，日本人口呈現出加速老齡化的跡象，勞動力人口出現了快速的減少，勞動力的減少既拉低了經濟的潛在增長水平，也進一步削弱了居民的消費意愿。

第四，日本呈現產業結構空心化和固化的趨勢，經濟缺乏新的增長點。目前來看，制約日本經濟增長的因素短期內都很難有明顯的改觀，單純依靠貨幣政策寬松已經被證明無法有效推動日本經濟增長，日本經濟的低增長狀態或將長期維持。

三、后泡沫時代日本經濟的教訓和啟示

（一）后泡沫時代日本經濟的教訓

1、對衰退的深重程度認識不足，政策缺乏預見性

日本政府對“泡沫經濟”的崩潰及呆壞賬所產生的嚴重影響認識不足。日本政府在 1991年度的《經濟白皮書》中認為，“‘泡沫經濟’的崩潰對個人消費的負面影響是輕微的，對設備投資的影響也不嚴重”。又說“這種影響在1993年以后就會消失，1993 年下半年開始景氣就會出現復蘇的跡象”。泡沫經濟崩潰后，對嚴重危及金融體系安全的巨額不良債權問題，日本政府遲遲沒有拿出實質性對策，只是“頭痛醫頭、腳痛醫腳”。據推算，在1992年時，不良資產大致為 20萬億日元，這時政府和銀行完全有能力處理不良資產，但都不愿意立即著手解決問題。采取拖延的辦法，期望經濟不久就會恢復，地價和股票價格一旦上漲，不良資產問題就可以隨之迎刃而解。結果事與愿違，地價和股票價格持續下跌，銀行不良資產越積越多。直到 1997 年秋爆發金融危機，出現大規模的金融機構破產以后，才開始意識到問題的嚴重性。可是日本政府又在用什么手段處理不良債權，是否動用政府資金上產生猶豫，再次坐失良機，以致“泡沫經濟”的后遺癥進一步惡化，一直延續到今天。

2、宏觀調控缺乏大手筆，政策與經濟形勢相背離或滯后

日本經濟 1992 年來也出現過幾次復蘇的苗頭，但都如曇花一現，很快便又消失。每一次出現復蘇跡象或重陷衰退，直接原因不盡相同，在深層原因上，則與日本政府在宏觀戰略上的一些失誤有莫大關系。首先，宏觀調控不力。以金融為例，長期以來日本政府對銀行實行“護送船隊”式的保護。泡沫經濟破滅后，日本國內呼吁改革的輿論此起彼伏，但金融體制改革實際動作遲緩，收效不大。財政政策方面，由于日本基礎設施建設水平已經很高，日本政府通過財政支出刺激景氣的政策效果甚微，很多是無用之功。雖然它有利于降低失業率，但這“一瞬間效果”付出的代價卻是政府債務不斷攀升，國家財政瀕臨危機。

其次，表現在日本政府對1996年經濟形勢做出錯誤的判斷。 1995-1996 年，日本經濟出現了 3%左右的增長率。這實際上是因為阪神大地震公共投資擴大，以及 1997 年 4 月起提高消費稅率引致的提前消費等特殊因素造成的。可當時的橋本內閣以為景氣己經走上自律性回升軌道，采取了“優先財政重建”的政策。為此，決定從 1997 年 4月 1 日起將消費稅率由 3%提升到 5%，使國民稅負增加 9 萬億日元左右，結果造成占日本 GDP60%以上的個人消費立刻出現疲軟，成為景氣惡化的導火索。這樣，政府的景氣對策出現嚴重錯誤，打斷了復蘇的步伐，使日本經濟在 1997 年 4 月以后陷入新一輪更加嚴重的蕭條。這次蕭條因此被稱作“政策蕭條”。可見，日本政府的政策有時十分短見和消極，沒有長遠的戰略眼光。

第三，日本政府對信息技術發展的深遠意義認識不足，沒有及時推動“新經濟”的轉型，甚至一直懷疑“新經濟”，懷疑信息技術是否真正能夠帶來勞動生產率的提高。日本個人電腦的普及率、因特網的普及率都排在世界十幾位，信息化方面甚至不如新加坡、韓國。日本企業在信息化的投資也遜于美國。在 IT產業的政策環境完善方面更大大落后于歐美。

3、沒有更主動的開放戰略，經濟上存在封閉性

從經濟的角度，日本目前面臨的一些問題，是可以通過開放的辦法，通過融入亞洲、向亞洲國家開放國門來解決的。日本在國內需求比較有限的情況下，十分需要從本國的“小需求主義”跳出來，轉向放眼廣闊的亞洲地區乃至全球的“大需求主義”，通過努力發掘和利用亞洲乃至全球的現實的和潛在的需求，來支撐 21 世紀日本經濟的增長。日本本應大力推動亞洲經濟一體化，尤其是建立東亞自由貿易區，但卻做得很不夠，動作遲緩，各方面認識不一。產、官、學界有一些人對中國抱敵視態度，顧慮重重。

同時，日本國內市場和企業的封閉性仍然很強，政府仍在保護低效率、比較劣勢的產業，存在明顯的雙重結構。

一方面，擁有競爭力很強的汽車、家電、機床等出口型制造業，其勞動生產率比美國高出 20%；另一方面，卻存在著十分缺乏競爭力、效率很低的面向國內的制造業、農業和服務業，勞動生產率僅為美國的63%，而占總就業人口卻達到 90%。在政府干預下，銀行部門的貸款也主要向它們傾斜。對比較優勢下降的產業，日本不是放開競爭，主動推動其轉移，而是過度保護。

4、改革的步伐遲緩，重大改革措施不能堅定地實施下去

從目前情況看，迄今為止日本的各項改革遠遠未能達到預期的效果，除了有改革時機的選擇、改革內容的協調等因素外，一個重要原因是改革的阻力特別大。民眾安于現狀、患得患失，沒有危機感，沒有促進社會變革的緊迫感和使命感。體制改革的阻力很大，創新動力不足，是日本始終難以走出困境的重要原因。

（二）對中國的啟示

1、增強宏觀調控的預見性，靈活性

日本經濟之所以會在泡沫破滅后一蹶不振，很大程度上與日本政府政策預見性不足，對經濟前景缺乏準確的判斷；靈活性不夠，不能根據經濟環境及時采取措施有關。因此加強政策的預見性和靈活性，是各國政府永遠的必修課。

2、進一步對外開放，融入國際市場

日本經濟增長動力的缺失很大程度上與市場和產業的封閉性有關。與日本相比，我國的對外開放程度仍遠遠不夠，充分的對外開放才能進一步融入全球市場，互通有無調劑余缺，實現資源的優化配置。

3、改革要循序漸進，不能半途而廢

中國需要進一步發揮市場的資源配置作用，排除阻力，減少行政手段對市場的干預，仍然是目前的當務之急。

4、審慎使用積極的財政政策，不過度負債

積極的財政政策雖然在刺激經濟方面能夠收到立竿見影的效果，但隨之而來的債務負擔也會限制未來財政政策的空間。因此在進行宏觀調控的過程中應該以價格杠桿代替數量手段，減少對經濟的直接干預。

5、對金融風險有清醒的認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