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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些女性的怀孕和生育体验是愉悦、自然而充实的，另一些女性则感到，在子宫里携带和维系一个孩子的生理需求是令人望而生畏的，一想到分娩的潜在残酷性，这种恐惧更是变本加厉。有人可能会说，血、汗和泪本身就是生活中必要且不可避免的环节。另一些人则不这么看，如激进女权主义者舒拉密·费尔斯通（Shulamith Firestone）的《性的辩证法》（ The Dialectic of Sex ）一书对生育过程就毫不客气，称其为“野蛮的”或者类似于“拉出一只大南瓜”。更多类似于我这样的人则摇摆于两种立场之间，或采取某种折衷姿态。
不管一个人对怀孕的“自然性”持有什么立场，难以否认的是，人造子宫技术的发展（又称体外生殖）将从根本上改变这一辩论的样貌。第一，它承诺了一些疗愈方面的好处：怀孕有风险的女性可将胎儿转入人造子宫，如此既能保证胎儿的后续发育，又能减轻生理健康上的负担；类似地，早产儿可进入人造子宫，以完成所需的发育过程。看来，血、汗和泪似乎并不一定要和这个过程捆绑得那么紧。
第二，该技术对女性有重要的社会效益。在费尔斯通看来，人造子宫将能消灭眼下压迫女性的一项重要因素，即高度性别化的繁殖过程。虽然两性之间存在着一些无可争议的差异，但费尔斯通认为，繁殖劳动的不公平划分及核心家庭理念对此分工的自然化，令这一差异具有了压迫性。但如果胎儿能在人造子宫里发育，那么女性将能在繁殖责任之外自由地追求其兴趣和欲望。
以上简述了人造子宫在医疗与非医疗方面的潜能，尽管有些粗略，但已经足以证明这项技术的优越性。再考虑到那些不孕不育的人或许可以借人造子宫的实现其梦想，此案例的说服力就更显得无懈可击了。2017年，有学者成功地模拟了羊的子宫的环境，培养出8只小羊，主流媒体对此的密切关注实属意料之中。不管学者们怎样努力，其发现还是被解释成了证明人造子宫好的依据，经此一过程，一些问世多年的论述——如费尔斯通的观点——很快又重新回到了公众的视线中。
当今的女权主义者确实也广泛支持费尔斯通的说法——哲学家安娜·斯玛多（Anna Smajdor）的《体外生殖是一项道德律令》（The Moral Imperative for Ectogenesis）一文就是一例——但眼下人造子宫引起的兴奋情绪也遮蔽了一个事实，那就是技术的解放潜能在现实中是有限的。譬如，人造子宫是可以保证繁殖劳动的公平分配，但前提是这一劳动仅限于怀孕过程。然而，生完孩子后女性仍被期望承担起母乳喂养、哺乳和抚养、育成小孩等任务。当然，这不会将能够并且实际履行了传统意义上的母职的人排除在对话之外，但它的确提醒我们可能存在污名化和责怪未能履职的女性的现象。在此语境下，面对令生殖极具压迫性的各种社会条件，人造子宫究竟能起多大作用，还是要打一个问号。
这还暗示了一个更大的问题，那就是预设人造子宫会毫不含糊地支持女权主义的立场。人造子宫承诺要将女性从生理压迫中解放出来，女性主义者通常将其与繁殖过程相联系，但这并不一定能触及到理念层面的问题——也即，它不会挑战某些父权制的价值观和思维方式，而女权主义者恰好是据此判断繁殖过程里存在压迫的。
哲学家苏琪·芬（Suki Finn）在Aeon上撰文指出，就当代西方对此过程的认识而言，主要有两种关于怀孕的形而上模型。一种名叫“为人父母模型（parthood model）”，它认为胎儿乃是怀孕者的一部分，其性质类似于手足或内脏。另一种叫“容器模型（container model）”，该模型认为胎儿和怀孕者是彼此独立的实体，而这一观点就导向了如今在文化上占据主流地位的“胎儿容器模型说（foetal container model）”。芬认为，我们所谓“微波炉里的甜饼”一说就来自于这一模型，在她看来，这相当于把胎儿说成是在空荡而黑暗的宇宙空间中漂浮的宇航员，而非某种嵌入在子宫壁里的存在。
容器模型的说法在日常生活里并无多少冒犯之意，但它确实也被一些图谋不轨者利用过：社会学家阿姆瑞塔·潘德（Amrita Pande）2010年对印度一贯被禁止的商业代孕产业进行了研究，发现负责接生的宗教神职人员就信奉了容器模型有关怀孕者和胎儿彼此独立的说法，导致产前关怀极不人道，进而将代孕者视为召之即来、挥之即去的无关紧要角色。这一点无疑表明，形而上的容器模型看起来在道德上是中立的，但其在文化上的现实化却是在父权制语境里发生的，且眼下也被父权利用了。
特定的繁殖方式是否有吸引力，取决于我们用何种概念框架来理解它。例如，运用人造子宫替代一部分或全部怀孕过程的构想，折射出的就是这样一种预设：胎儿和怀孕者事实上是可分离的。这虽然不等于说人造子宫技术就必然蕴涵着胎儿容器模型，但眼下出现在争论里的某些说辞却很好地体现出了这一思路：譬如生殖生物学家罗杰·戈斯登（Roger Gosden）在《设计宝宝》（ Designing Babies ）一书里就称子宫为“智能孵化器（clever incubator）”。
女权主义学者艾琳娜·阿里斯塔科娃（Irina Aristarkhova）提出了一种不同的看法，她认为人造子宫技术的吸引力连“可操作的概念”都算不上——或者至少比想象的要复杂。不难想见，如果目前有人认为胎儿就是怀孕者的一部分，那人造子宫所能真正完成的生育任务，在范围上就相当有限。当然，要提出一种新的胎儿-怀孕者关系，将其延伸至力学和机械的领域，也未尝不可（然而区区一篇文章也无法细究如此遥远的未来）。话说回来，如果我们确实有意愿直面怀孕的生物学现实——亦即胎儿和怀孕者实际上是密不可分的——那么就这一特定的语境而言，我们也有必要逐渐学会面对机器当道（或者没有此类机器）的未来。
对女权主义者来说，麻烦在于，只要怀孕观本身存在问题，那任何贯彻其原则的技术都会在无意间令该观念常态化，或是让同样的问题变得永久化。鉴于此，怀孕工作的贬值以及母亲-胎儿关系的式微，对女权主义的立场而言只能说有害无益。虽然难以否认人造子宫也可能会造福众多女性，但有一点仍值得追问，那就是它究竟能否担当起“迈向解放的女权主义利器”这一重任——且不论这是否只是推测性的。以此观之，人造子宫确实可以减轻某些女性眼下蒙受的生理负担；但它本身的基础可能就是父权制，若对此不加追问，该技术的解放潜能就终归有限。
本文作者Sasha Isaac为纽约大学生命伦理学硕士，论文主题为印度的跨国代孕。
（翻译：林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