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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太日报】青岛港口的历史可追溯到春秋战国时期的琅琊港，据《管子》记载：“齐桓将东游，南至琅琊。”此时的琅琊港已经闻名于世。秦统一六国之后，始皇五次东巡曾三次登琅琊，并设置琅琊为琅琊郡，是秦三十六郡当中唯一一个临海郡城。汉武帝也曾有五次到过琅琊。由此可见，当时的琅琊港应十分兴盛。到了汉宣帝的“本始四年四月壬寅地震，河南以东四十九郡，北海琅琊坏祖宗庙城郭，杀六千余人。”这次突如其来的地震使琅琊港被毁于一旦，并遭到废弃（据《汉书 五行志》）。
到了唐武德六年，朝廷在今天青岛代管的胶州地区设立了板桥镇。由于板桥镇得天独厚的地理位置，发展十分迅速。唐开成元年，日本著名僧人园仁法师回国时，曾在板桥镇海域乘船至荣成赤山法华寺。当时官方把胶州湾一带的海口作为海上交通要道，与朝鲜互有往来。据《增修胶志》载：“板桥久为海舶孔道，朝臣与高丽往来由此。”唐代的板桥镇正在悄悄兴起，但在北方海港中的地位尚不及登州和莱州。
到宋代，登州港、莱州港闭港，由于“板桥控东南海道，风飘信宿可至吴楚”（据《萍州可谈》），而且“三日可抵明州定海”（据姚宽《西溪丛话》），所以外界与登、莱港的联系转向了胶州湾的板桥镇港。板桥镇港跃居登、莱港之上，成为我国北方的主要港口。港口地位的确定，促进了板桥镇经济的发展。宋哲宗元佑三年，置板桥市舶司，为当时全国五处市舶司之一，兼临海军使。板桥市舶司设立后，并没有出现时罢时复的现象，地位是稳固的，这和其他市舶司不同。板桥镇港也逐渐成为南北货物贸易的中转站，是当时两广、福建、浙江、河南、河北等地商品的集散地，海运甚至胜过杭州和宁波（据《山东胶州板桥镇遗址考古发现及相关问题》）。
据当前的研究，明朝嘉靖年间，王士性《广志绎》一书中始有“青岛”一词，这是“青岛”作为一个小岛的名字首次出现于文献中。明朝万历六年，开放金口、沙子口、青岛口(今小青岛)和沧口四大口岸，港口设立在胶州的塔埠头。青岛口海运贸易日趋活跃，通商闽、浙、苏。至清末时，青岛地区已是渔商聚集之地。
1891 年 6 月，李鸿章、山东巡抚张曜前往胶州湾视察时认识到其战略价值，遂上奏清廷设立防务。1892 年，登州总兵章高元率部进驻青岛，并将总兵衙门设于青岛口海滨。为满足防卫需要，章高元部开辟胶州湾沿岸，对海岸进行了初步规划构建。此后，北洋水师大小舰船频频出入青岛港，这成为近代青岛港航运发展的起点。1898 年，德国强迫清政府签订了中德《胶澳租界条约》，租借胶州湾为军港，限期 99 年。同年9 月， 德占当局划青岛港为自由港。自此，德国人垄断了青岛港贸易和航运。1914 年，日对德宣战，当时的欧美列强忙于欧战，无暇东顾，日本借机独霸青岛港航运，日本海上航运势力急剧膨胀。在青岛港船舶数目中，日本船舶始终占据首位，完全控制了青岛港的进出口贸易。日本轮船公司更是垄断了青岛港的所有航运。1919年因青岛主权问题发生的“五四运动”，迫使日本于1922年将青岛交还给中国，属北洋政府。1929年又由南京政府接管，设为青岛特别市。
1938 年 1 月，日军登陆前海栈桥，占领青岛港口，日本再一次全面控制了青岛港航运。在海上，封锁胶州湾，禁止青岛港籍船舶出航；在陆上，控制码头设施，强占港口物资。这一切使得本就羸弱的民族航运遭受致命打击。1945 年 9 月 ，国民政府第二次接管青岛港。随着美蒋一系列港航协约的签订，青岛港成为美国推行霸权的东方基地。当时的青岛港被美军物资堆积，成为名副其实的美军军港。在美国的航运垄断下，青岛港出口贸易转入低潮。
在“一带一路”国家战略规划中，青岛作为“新欧亚大陆桥经济走廊”节点城市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支点城市的“双重”战略地位十分明显，青岛不仅作为世界第七综合大港、中国第二大外贸口岸和中国北方第一大集装箱港口，连接着全球18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700多个港口，同时辐射着沿黄流域九省区，特别是在地理位置上是距离国际三大主干航线中西航线最近的北方港口。基于自身的优势和条件，青岛市提出了面向韩日、辐射东南亚、陆联中亚欧的“一带一路”综合枢纽城市的战略构想。首先是深化与乌鲁木齐、霍尔果斯等西部口岸合作，以及在西安、郑州、银川、兰州布局内陆港，采取开通海铁联运线路以及促进物流增量等方式，逐步构筑起沿“丝绸之路经济带”横穿亚欧、点线结合、港港联动、直通青岛、双向贯通的“陆上大通道”。其次是建立东亚海洋合作平台，加快建设东亚海洋合作交流中心，设立东亚海洋经济合作示范区及东亚海洋人才教育中心等。目前青岛已与巴基斯坦的瓜达尔港以及柬埔寨第一大港西哈努克港签署友好港协议书。最后是构建青岛自由贸易区建设。青岛已于2015年两会期间申请加入第三批自贸区试点。试图以申建自贸区为引擎，推动贸易投资便利化；积极建设国家级区域性财富管理中心城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