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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亞太日報 陳彥旭】進入“十三五”開局之年，自貿區的爭奪明顯升溫，第三批自貿區終會花落誰家？2016年的中國政府工作報告中明確提出加快實施自由貿易區戰略，自貿區發展應何去何從？金融改革如何即服務實體，又防范風險？圍繞這些問題，《亞太日報》記者專訪了多位自貿區研究領域的專家學者，為這一系列問題把脈。
■人物簡介（拼音順序）
曹和平：北京大學經濟學院教授、系主任，數字中國研究院副院長
陳坤耀：前海創新研究院院長，香港大學杰出院士及名譽講座教授
李善民：中山大學副校長，中山大學自貿區綜合研究院院長
鄭永年：新加坡國立大學東亞研究所所長，曾任新加坡國立大學東亞研究所研究員、英國諾丁漢大學中國政策研究所教授、研究主任
區域發展：自貿區+產業園區+新興城鎮化
第三批自貿區大猜想
亞太日報：根據地方兩會政府工作報告及十三五規劃建議等公開資料梳理發現，目前國內除了北京、河北、吉林、山西、青海、西藏，以及已經設立自貿區的四地之外，其余21個省、直轄市和自治區都已提出申建自貿區，您覺得國內自貿區接下來應如何發展？
曹和平：不是說再過幾年自貿區不要了。
應加快推進第三批自貿區建設，理論上任何企業都有享受自由貿易的權利，自貿區的紅利應該更快讓中國的實體企業都受益。在這個意義上，不是說再過幾年自貿區不要了，而是說，由點到面后每一個企業都有自由貿易權利。
李善民：第三批自貿區不會增設太多。
擴大自貿區試點有兩個含義，一是現有的上海、廣東、天津、福建四個自貿區范圍進一步擴大；二是增設新的自貿區。我覺得增加新的自貿區的可能性非常大。第三批自貿區不會增設太多，應該主要是在緊密對接國家“一帶一路”戰略節點的城市、沿邊和西部的個別城市。
陳坤耀：并不是所有省市都適合成為自貿區。
應該明確規定到底什么樣的城市可以申請自貿區，并不是所有省市都適合成為自貿區，發展經濟可以成立產業園區，給企業相應的優惠，也一樣可以吸引企業。
鄭永年：目前自貿區要先發展好。
第三批自貿區不應該獲批太多城市，要把第一批和第二批的自貿區先發展好，并不是每個城市都適合發展自貿區和“一帶一路”。
自貿區應該注重質量而不是數量
亞太日報：目前國內經濟疲軟、面臨著去庫存壓力、股市下跌、一線房價大漲等問題，四大自貿區內也有多個片區出現房價大漲，當前，自貿區是否會受到國內經濟情況的影響？自貿區能否成為中國經濟發展的新載體？
曹和平：自貿區制度應該向兩萬多家產業園區進發。
目前自貿區房價大漲，原因有兩個：一是短期股市震蕩，債券市場承托風險有限，大宗商品和樓盤住宅資產交易就成為風險規避資本承托市場，這是短期效應；二是自貿區政策優惠形成報酬洼地效應，很多尋求政策洼地投資就會撲火而來。這是制度效應，也是大家都在搶申自貿區激勵之一。這種現象只能等自貿區面上鋪開后得到根本好轉。
個人意見，自貿區制度應該向兩萬多家產業園區進發，并與新型城鎮化建設相結合。這樣一來，自貿區政策就和三十多年改革的政策連續起來了。
李善民：自貿區建設的核心任務是制度創新。
將自貿區作為中國經濟發展的新載體，對自貿區而言有點責任太重了。自貿區建設的核心任務是制度創新，它是對接國際貿易規則、進行壓力測試的一個平臺。通過自貿區建設為促進貿易便利化、金融改革、政府職能轉變提供可復制的經驗；通過企業在自貿區的培育和發展，也通過自貿區平臺對接國家“一帶一路”戰略，促進更多中國企業走出去。
陳坤耀：自貿區應多與入駐的企業多溝通，了解企業的需求。
香港的金融機構有很多并沒有入駐自貿區，入駐自貿區的金融企業也并沒有開展大的業務。
中國的自貿區發展還處于初級階段，自貿區如何惠及企業是一個重要的課題，對于自貿區的發展，四大片區都應該制定一個長遠而又穩定的發展目標，這樣才能讓企業感覺有一個穩定的投資環境。
鄭永年：自貿區應該注重質量而不是數量。
自貿區應該做出亮點，特別是在法律、制度、營商環境等方面，要注重質量而不是數量。
世界觀：TPP協定VS“一帶一路”
亞太日報：美國主導的TPP協議(Trans-PacificPartnershipAgreement，跨太平洋伙伴關系協議）已經簽署，成為最近二十多年來全球規模最大的一項貿易協定。迄今中國尚未提出加入談判的申請。您覺得對中國對外貿易會有哪些影響？
李善民：TPP真要發揮作用有一個過程。
TPP作為美國主導，協議的簽訂會對中國的貿易投資產生一些不利影響，但目前參與TPP的12個國家中，經濟發展水平和對外開放程度差異化比較大，內部矛盾也會比較多，TPP真要發揮作用有一個過程。
目前中國一方面應該認真研究TPP達成的規則，通過中國自貿區對這些規則進行試驗，提高中國對接國際貿易規則水平；另一方面通過雙邊國家或多邊國家的自貿區談判簽訂自由貿易區協議降低TPP對中國貿易的影響。
中國正在不斷地簡政放權，打造良好的營商環境，吸引更多的外資進入；同時中國是一個人口大國、市場大國，經濟發展快，賺錢機會多，國際上的企業是哪里有利益就往哪里投資，我相信未來會有更多的外資企業主動到中國發展。
陳坤耀：TPP對中國問題不大，“一帶一路”比TPP強很多。
TPP其實完全是中美的博弈，TPP要求不僅是關稅減免，還包括安全標準、技術貿易壁壘、爭端解決、知識產權、勞工和個環境保護等規定。不管中國是否進入TPP，以更高的標準改革和結構調整都是當務之急。
但TPP標準也不一定就對，因為每個國家都會考慮自己的利益。TPP對中國問題不大，“一帶一路”比TPP強很多，并且中國和很多國家簽訂了貿易協議或多邊協議。
曹和平：TPP本身的問題并不小，中國沒有什么可怕的。
當前，中國與東盟、韓國、澳大利亞等多個國家簽訂了自貿區協定，我們與美國和日本的貿易是世界最大的雙邊貿易之一。TPP的威脅不像東南亞部分輿論所想象的那么大。
事實上，TPP本身問題并不小。比如，在TPP條款中，美國把原來對本國醫藥專利不當傷害到美國消費者福利的條款調整，調整后，醫藥產業和消費者雙雙得利的老規定反而又在TPP中堅持。這種保護美國醫藥壟斷企業過時的和不公平的條款中不是醫藥個例，也不是行業個例。TPP沒有類似中國這樣大國在其中，美日兩國得利，小國有苦難言在后邊呢。中國沒有什么可怕的，中國企業也不用太在意。改變的機會有的是。
鄭永年：TPP有利于中國的內部改革。
對于TPP，中國要有開放的態度，TPP有利于中國內部改革。中國加入SDR，有利于人民幣國際化。但可持續的金融國際化要依靠國內可持續的發展和足夠的國際金融管理能力，因此國內經濟體制改革、經濟穩定發展、國際體系的管理能力等才是中國經濟發展應該重視的問題。
金融改革：服務實體+防范風險
亞太日報：自貿區的金融改革一直備受關注，金融改革是為了更好地服務實體經濟，自貿區應如何惠及實業創新和防范風險？
李善民：自貿區要防范金融風險主要是防范資本惡性外逃和過度套匯投機。
事實上，資本項下人民幣可兌換已經走向逐步放開的軌道。自貿區金融改革在逐步深入，過去一年以上海自貿區FT賬戶為代表的外匯管理制度創新，不斷地在探索我國資本項目可兌換的規模和機制，可以肯定，進一步對外金融領域開放，包括適當擴大對外投資額度，將是金融領域新常態。
當然金融領域改革特別要防范風險，自貿區要防范金融風險主要是防范資本惡性外逃和過度套匯投機，加強金融行業宏觀審慎監管，特別是事中事后監管，非常考驗監管部門智慧，雖然很難，但是四個自貿區都在摸索經驗，相信在接下來的半年或一年里會總結出一些監管金融風險可復制可推廣經驗。
曹和平：合并“一行三會”，適合當代金融發展大趨勢。
第一，機構要作適應世界發展新形勢改革。“一行三會”合并，成立統一決策的金融聯席會議辦公室，去掉了一級科層，又增加了宏觀綜合決斷能力視野，更適合當代金融發展大趨勢。
第二，機構上浮改革后，把發放基礎牌照權利下放到地方就有了制度支持基礎。我國一個省大多都和歐洲大國一樣，有發展自身國民經濟體系潛力。各省獲得了發放基礎牌照權利，根據自己情況因地制宜，優化資源和發展金融業。這和重大項目審批權限下放給地方邏輯一模一樣。
第三，金融改革要和金融科技發展，尤其是與互聯網+金融技術發展相結合。目前看，中國有各級各類產業園區兩萬多家。它們都是中國產業政策匯聚洼地式沃土。如果金融改革再能向這些園區著力，就等于在中國30年改革開放基礎上形成的產業政策沃土平臺延伸，開花結果可能性非常大。
陳坤耀：國內的金融改革經驗不足，金融制度還需與國際接軌。
當前，國內金融改革經驗不足，特別是資本市場和外匯市場還面臨著很大改革步伐，金融制度還需與國際接軌，中國金融改革開放越大風險也就隨之越多，防范風險能力要求越高。
鄭永年：人民幣放開與管理體制相匹配。
金融改革面中，人民幣放開要根據國家的管理體制相匹配，要防范風險、積累經驗。
聚焦兩會：創新驅動VS政府監管
供給側改革之難點
亞太日報：2016年的中國政府報告中提出加強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您覺得目前最大的困難在哪里？
李善民：現在很多企業創新驅動的動力不足。
根本困難在于還未完全建立成熟的市場經濟體制，企業以及企業產品缺乏足夠競爭力。目前中國在大力推動創新驅動，但現在很多企業創新驅動動力不足。我前幾天去參觀了廣汽傳祺汽車制造廠，這家企業非常重視研發投入，注重創新驅動，連續兩年蟬聯汽車中國品牌第一，市場競爭力很強。
曹和平：單純的國企改革和激發非公經濟活力是一地雞毛。
供給側結構性改革需要將整個經濟的生產能力當作單一實體，將個體企業當作該單一實體被抑制產能，尤其是結構性抑制的產能釋放的承托受力點來進行政策性改革。當把供給側改革當成產業結構調整，當成單純的國企改革和激發非公經濟活力、當成防范金融風險等問題時，中國很可能得到一地雞毛后果。
鄭永年：最大的困難是如何把政策落實下去。
供給側結構性改革頂層設計很重要，但如何落實下去更重要，執行是關鍵。執行也是一個試錯的過程，中國地方的差異性太大，中央應把握先行先試，既不能盲目分權，也不能過度集權，政策執行過程中要把試錯和腐敗區分開來，讓真正想施展抱負的實干政府和企業可以有拳腳施展。
陳坤耀：國企改革是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大困難。
一方面，中國生產要素市場并沒有完善，如勞動力市場，由于戶籍等原因造成流動性不強；另一方面，國企改革也是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大困難。
中國式對外開放
亞太日報：2016年的政府工作報告中提出要推進新一輪的高水平對外開放，您覺得中國應如何高水平對外開放？
李善民：“一帶一路”沿線國家是中國企業走出去最好的落腳點。
中國的“一帶一路”戰略就是高水平對外開放的體現。中國要疏通與“一帶一路”沿線貿易通道，實現與“一帶一路”沿線國家更便捷貿易，從而降低貿易成本，沿線國家可以得到實惠。另外，中國企業在練好內功水平不斷提高的同時，有越來越多的中國企業需要走出去，“一帶一路”沿線國家正好可以作為他們走出去最好的落腳點。
鄭永年：國內還有很多方式消耗產能，如地下管道、養老院。
企業才是“一帶一路”的主體，高水平對外開放要讓更多企業走出去，要依靠民營、國企和社會力量。當前的產能過剩不能單單依靠通過“一帶一路”，國內也還有很多方式消耗產能，比如城市改造，地下管道、停車場、體育中心、養老院等建設都還很不完善，這些做好了都可以消耗大量的產能。
陳坤耀：中國自貿區發展重點不是貿易發展而是外資企業如何進入中國。
中國對外開放主要考慮的是外國資本如何進入中國，中國自貿區發展重點不是貿易發展而是外資企業如何進入中國。中國一方面要堅持對外開放，尤其是資本輸出的對外開放；另一方面要防范人民幣國際化的風險。
曹和平：金融、教育、醫療、傳媒、電訊網絡、要素資本市場六大領域要敢于對外開放。
中國改革開放30年，取得了很多的成績，在接下來的改革中應敢于對外開放，特別是在金融、教育、醫療、傳媒、電訊網絡、要素資本市場開放六大領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