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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开年的两起热点新闻，都与高校师生关系有关。先是北航女博士实名举报导师性骚扰，掀起了各大高校反性骚扰的“#MeToo”运动，后有西安交大男博士自溺身亡，家人怀疑他的死与长期受到导师“奴役”有关。
事实上，中国学术界“个人崇拜”、“山头林立”的乱象早已是一个公开的秘密，导师与学生之间极度不对等的权力关系，不仅为性骚扰制造了温床，还打着“尊师重道”的幌子榨取学生的免费劳动力，矮化其人格，将其变成导师的附庸甚至“奴仆”。这次“寒门博士之死”事件，仅仅揭露了这种畸形“师门制度”的冰山一角，希望它也能如北航性骚扰事件一样，推动某些制度上的反思和改革。
寒门博士之死背后：畸形的师门制度和学术造神运动
1月17日，《中国青年报·冰点周刊》的一篇《寒门博士之死》让高校师生关系再次成为了舆论热议的话题。去年12月25日，29岁的西安交通大学药理学在读博士杨宝德溺亡于灞河。杨宝德出生于湖北农村，父母都在外地打工，家中还有一个哥哥一个姐姐，家庭负担很重。作为家里唯一一个大学生，杨宝德在本硕期间成绩优异，也发表了自己的科研成果，可是进入博士阶段以来，他的学术研究却陷入停滞，面临博士生中期考核的他感到压力重重。
但学业压力可能并不是杨宝德选择轻生的唯一原因。1月9日，杨宝德的女友公布了他手机中的部分聊天记录。其中包括杨给其硕士阶段导师发的短信，短信称，自从换了导师，他每天都活在痛苦之中，本来性格就谈不上开朗，这下变得更加沉默抑郁。此外，杨宝德还提到，由于自己不会拒绝人，“老师让我干的所有的合理的不合理的事我都去干了”，这导致他“大部分时间都在做无用功”，最终得到的，“却是自己的一事无成”。
导师让他做的“合理的不合理的事”究竟是什么呢？杨宝德与其博士导师周某的微信聊天记录显示，在读博期间，杨宝德几乎成了周某的私人助理，被迫用科研和休息时间陪导师吃饭、逛超市、做PPT，甚至上门打扫卫生。杨宝德的微信上还有一个名为“难兄难弟”的群，几个长期受导师“奴役”的同学经常在里面吐槽解压，可见，杨宝德的遭遇并不是个例。
针对寒门博士之死一事，《文化纵横》重刊了美国斯坦福大学社会学教授周雪光《组织社会学十讲》中的一篇旧文，其中就谈到了中国学界“派别林立、规范缺失和学术造神”的乱象。文章首先提出了一个问题：在美国学界，学术长者一旦不再活跃于学术活动，没有了新鲜思路，很快就会被人忘记，而在中国却恰恰相反，学者资格越老越受尊重，这种现象该如何解释呢？周雪光认为，除了中国尊师重道的文化传统之外，制度层面的因素也不容忽视。
在今天的中国学界，“导师崇拜”的现象尤为突出，各种庆祝或纪念某位著名学者的活动层出不穷，我们在报刊、回忆录或杂记中也不时能够读到有关导师治学和做人高风亮节的故事。从这些活动和故事中，我们不难感受到，不同学者之间存在着一种声望等级制度，师生之间的所谓“师承关系”也极受重视。
周雪光指出，制度主义的理论有助于我们理解这种“导师崇拜”的现象，制度主义认为，人们的行为受到社会承认的逻辑的支配，社会承认的逻辑及由此产生的一系列制度是文化传统、利益权衡之外另一个影响人们行为选择的重要因素。具体到“导师崇拜”的案例中，我们可以做如下分析：
首先，学术界普遍存在着严重的信息不对称，许多学科的成就难以量化，而在学术规则、制度不健全的情况下，这种不确定性就尤为突出。因此，人们需要通过某种信号来传递有关自己学术能力的信息，而这种信号必须建筑在社会承认的逻辑上。“名师出高徒”就提供了一种有效的类比，这种类比在中国社会和学界都有着较高的认可度，一位有声望、受尊重的老师可以为其弟子的学术能力提供一个易于辨识又广为接受的信号。于是，学生会有意无意地特别强调“师承”关系，并通过各种“神化”导师的活动来传递有关自己学术水平的信号，同时，这也促成和维系了导师的声望和地位，催生了“导师崇拜”的现象。
那么是不是说，一个学科科研成果的评判标准越客观，尊师的现象就越弱呢？如果这一假设成立，那么人文社会科学中的尊师活动就应该比自然科学领域更为频繁、更具规模。但事实上恰恰相反，自然科学中实验资源更为重要，按照权力运行的逻辑，自然科学领域里的尊师现象更为盛行。因此，更合理的假设是，一个学科内部冲突越强，山头派别越多，那么这个学科中的尊师现象就越活跃。于是我们可以看到这样的恶性循环，“导师崇拜”会加剧学科内部的分裂，而学科内部的分裂又使得学生和青年学者必须“神化”导师来为自己的学术能力背书。
微信公众号“日刻”发表的评论则将杨宝德与其导师之间关系定义为“短期、直接、单方面碾压的利益捆绑”。文章认为，导师与研究生之间的关系类似学徒制，通常是一个老师带几个学生，有的老师也会直接请学生来家里教学。但随着日常接触的深入，利益捆绑也更为紧密，学生能不能顺利毕业，能不能申请出国，做什么课题，出什么成果，导师都有极大的发言权，在专业领域内声望较高的老师甚至能决定学生毕业后找什么样的工作。许多理工科的学生也常常在导师负责的项目中以工作的形式学习，并获得一定的劳务，因此有不少学生称呼导师为“老板”。
而杨宝德所遭遇的，其实是一场“职场奴役”，这种“职场奴役”在很多结构稳定、管理模式落后的机构中都是一种常态：领导高于制度，直接掌握着员工的薪资、福利和晋升机会，而很多员工又由于故土难离、无力承担经济风险或难以适应新环境等原因不能一走了之，举报和反抗更无异于职业生涯的“自杀”。很多人将这种不对等的权力关系理解为“一个愿打一个愿挨”的职场潜规则，甚至将其默认为中国国情。希望这次的“寒门博士之死”事件，能让全社会更加重视“职场奴役”给权力下位者造成的伤害，并推动高校和其他机构在制度层面的改进。
周雪光指出，制度主义的理论有助于我们理解这种“导师崇拜”的现象，制度主义认为，人们的行为受到社会承认的逻辑的支配，社会承认的逻辑及由此产生的一系列制度是文化传统、利益权衡之外另一个影响人们行为选择的重要因素。具体到“导师崇拜”的案例中，我们可以做如下分析：
首先，学术界普遍存在着严重的信息不对称，许多学科的成就难以量化，而在学术规则、制度不健全的情况下，这种不确定性就尤为突出。因此，人们需要通过某种信号来传递有关自己学术能力的信息，而这种信号必须建筑在社会承认的逻辑上。“名师出高徒”就提供了一种有效的类比，这种类比在中国社会和学界都有着较高的认可度，一位有声望、受尊重的老师可以为其弟子的学术能力提供一个易于辨识又广为接受的信号。于是，学生会有意无意地特别强调“师承”关系，并通过各种“神化”导师的活动来传递有关自己学术水平的信号，同时，这也促成和维系了导师的声望和地位，催生了“导师崇拜”的现象。
那么是不是说，一个学科科研成果的评判标准越客观，尊师的现象就越弱呢？如果这一假设成立，那么人文社会科学中的尊师活动就应该比自然科学领域更为频繁、更具规模。但事实上恰恰相反，自然科学中实验资源更为重要，按照权力运行的逻辑，自然科学领域里的尊师现象更为盛行。因此，更合理的假设是，一个学科内部冲突越强，山头派别越多，那么这个学科中的尊师现象就越活跃。于是我们可以看到这样的恶性循环，“导师崇拜”会加剧学科内部的分裂，而学科内部的分裂又使得学生和青年学者必须“神化”导师来为自己的学术能力背书。
微信公众号“日刻”发表的评论则将杨宝德与其导师之间关系定义为“短期、直接、单方面碾压的利益捆绑”。文章认为，导师与研究生之间的关系类似学徒制，通常是一个老师带几个学生，有的老师也会直接请学生来家里教学。但随着日常接触的深入，利益捆绑也更为紧密，学生能不能顺利毕业，能不能申请出国，做什么课题，出什么成果，导师都有极大的发言权，在专业领域内声望较高的老师甚至能决定学生毕业后找什么样的工作。许多理工科的学生也常常在导师负责的项目中以工作的形式学习，并获得一定的劳务，因此有不少学生称呼导师为“老板”。
而杨宝德所遭遇的，其实是一场“职场奴役”，这种“职场奴役”在很多结构稳定、管理模式落后的机构中都是一种常态：领导高于制度，直接掌握着员工的薪资、福利和晋升机会，而很多员工又由于故土难离、无力承担经济风险或难以适应新环境等原因不能一走了之，举报和反抗更无异于职业生涯的“自杀”。很多人将这种不对等的权力关系理解为“一个愿打一个愿挨”的职场潜规则，甚至将其默认为中国国情。希望这次的“寒门博士之死”事件，能让全社会更加重视“职场奴役”给权力下位者造成的伤害，并推动高校和其他机构在制度层面的改进。
（来源：界面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