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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吴兆礼
2017年对中印关系而言是不平静的，既见证了洞朗对峙期间两国关系剑拔弩张，也看到了金砖国家领导人厦门峰会两国领导人会晤后中印关系的峰回路转。而作为解决中印边界问题的最高级别年度磋商机制，洞朗对峙结束近4个月后举行的中印边界问题特别代表年度会晤（下称特代会）对于两国关系的意义是不言而喻的。
众所周知，特代会主要负责解决两国边界问题，但磋商内容早已超越特定的边界范畴。年度特代会机制已经成为两国就中印关系、边界问题以及共同关心的国际和地区问题进行交流的平台，成为保持接触和谈判势头、加强战略对话和沟通的重要渠道。特代会的举行以及会晤进一步明确了共同点远远大于分歧、加强战略沟通、增进战略互信、推进各领域合作和实现共同发展等关键词，表明中印关系已经逐渐回归致力于“构建更加紧密发展伙伴关系”的轨道。
实现与“一带一路”相关国家的战略对接，是中国致力于与世界各国实现命运共同体的主要路径。在目前中印实现战略对接仍有困难的背景下，加强战略沟通与增进战略互信的重要性凸显。毋庸讳言，因边界问题悬而未决，导致中印关系较为复杂敏感。然而，如何通过战略对接聚焦两国在构建与提升发展伙伴关系上的合作，进一步夯实2014年关于“构建更为紧密的发展伙伴关系”中的共识基础，有效推进2015年两国联合声明中提及的构建更加紧密发展伙伴关系的下步规划，是两国当下面临的最为迫切的问题。
实际上，中印两国间存在沟通不到位、说服对方能力退步、以及战略对话不能有效接近对方观点等现实问题。确实，因中印彼此在战略目标、利益汇合与重叠的交集、诉求重点与政策工具使用上存在差异，导致两国的战略沟通与对话的基础并不完全一致，沟通的效果也与期望值有所偏离。未来，克服彼此沟通的不充分和不准确，是中印管控分歧必须面对的现实挑战。
实际上，中印彼此的发展战略有相似的诉求，不仅存在对接的可能性，也有对接的现实需求。中国和印度都从基层设计上推进一系列发展规划，中国的“一带一路”倡议与印度的“东向行动”政策有很多契合之处，完全可以通过战略对接的途径放大彼此战略的成效。
目前，中国致力于实现“中国梦”，而印度也在积极打造“新印度”。而在彼此的国内发展战略的规划设计的重要领域中，两国又有诸多共通之处。如在强调发展制造业方面，中国有“中国制造2025”，印度则有“印度制造”，在重视网络对国家经济的积极作用方面，中国出台了“互联网+”，而印度则突出“数字印度”，在突出彼此经济社会发展的绿色与可持续性上，中国有“美丽中国”，而印度则有“清洁印度”。但从目前来看，尽管印度对中国的“一带一路”倡议仍有顾虑，但并未影响两国在一些功能性议题上的合作。
例如，印度是最早加入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的创始成员国之一，其投资份额达到83.7亿美元，是亚投行的第二大股东，其投票权占8.52%。亚投行在2017年4月决定设立“印度基础设施投资基金”，以服务于印度的机场、公路、能源、铁路、隧道、港口等基础设施建设。目前，在亚投行落实的24个项目中有五个在印度，对印投资达12亿美元，涵盖运输和能源等领域。
从长远来看，无论是从彼此的发展战略、双边关系的框架基础、各自多边外交的努力方向和对外战略来评价，还是从具体问题的处置甚至分歧的管控实践来分析，中印两国构建更加紧密的发展伙伴关系的共识基础仍然存在，两国强调地区与跨地区的联通性以加速国内经济社会发展的目标存在交集。可以说，中印之间的共同利益大于彼此分歧，合作需求也大于战略竞争。
但未来的中印关系，竞争与合作并存，对冲与协调同在，而且战略竞争将深刻影响两国间的经济合作。加之印度大国意识空前高涨，利益诉求高度膨胀，养成“例外习惯”的印度在其核心利益与关切上对中国施加了空前的外交压力。尽管如此，在双边层次，构建更为紧密的发展伙伴关系仍将是中国对印关系的基调；在地区层面，印度仍是中国推进“一带一路”倡议的潜在伙伴和争取对象；而在在多边领域，加强与印在多边舞台的沟通与合作，仍是中国促进世界多极化发展的政策路径。
2017年9月金砖国家领导人厦门会晤期间，习近平会见印度总理莫迪。中印两国领导人就双边关系的未来方向达成共识。其中，推动中印关系沿着正确轨道向前发展，维护好边境地区的和平安宁，是两国领导人的重要共识。而如何认真落实两国领导人共识，确保中印关系健康稳定发展，做到王毅外长提出的“三不”，即“中印关系不脱轨”、“中印两国不对抗”和“中印矛盾不失控”，只有中国单方的善意是不够的，需要两国的共同努力。
作者吴兆礼，中国社会科学院亚太与全球战略研究院副研究员。
（来源：海外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