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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了大学就一定能顺利毕业？
近日，华中科技大学一则“本科生不达标，毕业转专科生”的规定似乎给出了答案。
此项规定指出，从2017年的九月份开始，华中科技大学普通本科生学分不达标或者因为其他原因不能坚持正常学习的，可以申请转入专科学习；达到专科毕业要求后，按专科毕业。
一时间“本科不努力，毕业转专科”成为学生间互相调侃的流行语。
而多位教育界学者对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分析，这是华中科大加速建设“一流本科教育”的举措，“本科转专科”这项规定实质上是一种本科教育淘汰制度，是在保障本科教育质量的基础上，为学业有困难、学业不达标的学生提供了退学以外的另一种选择。
国家教育发展研究中心高等教育研究室主任马陆亭指出，在目前的高等教育大众化情况下，有一些同学虽然通过了高考，但是到大学后，开始出现学习问题，或者是因为学习能力不够，或者是因为不用功等原因，最终导致学习成绩不能达到毕业的要求。虽然现行大学制度中有肄业的相关规定，但并不是解决问题的有效办法。在这种情况下，“本科降为专科”或许是一种可行、有效的政策选择。
落实“本转专”需扩大高校自主权
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了解到，华中科技大学并不是“本科转专科”规定的首创者，海南大学、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均有关于本科生学习达不到培养目标要求，可以由本科转为专科学习的规定。
但是这项规定在实际操作中却也面临重重障碍。北京大学自2007年就开始实施“本转专”的规定，但该校教育学院研究员卢晓东指出，长期以来，北京大学很难为专科毕业的学生在“学信网”（中国高等教育学生信息网）上顺利注册。
另外，2017年2月，教育部颁布了《普通高等学校学生管理规定》中，在学业证书管理方面，要求学校应当严格按照招生时确定的办学类型和学习形式，以及学生招生录取时填报的个人信息，填写、颁发学历证书、学位证书及其他学业证书。也就是说，学生在录取时是本科学生，那么在毕业时就不能以专科生毕业。
这意味着，“本科转专科”规定遭遇到在制度层面的障碍。而由于在实际操作和制度上的双重困难，北京大学很可能在2017年放弃“本科转专科”的规定。
对此，华东师范大学国家教育学院副院长朱益明对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分析，“让不达标的本科生转为专科生”应该是高校自主办学的权利体现，教育行政部门应该对此予以尊重和认可。如果在实际操作中遇到困难，如高等学校学生学籍系统的个人信息变更，则必须做出相应的改变。教育行政部门有必要服务于高等学校的积极改革，并努力创建新的制度体系。
中国教育科学院研究员储朝晖认为，“本科转专科”规定落实面临的问题，是因为相应的政策制度没有适应学校管理制度的改革。而更深层次的原因是学校在招生、教学、评价等方面没有完整的自主权。
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注意到，其实“向高校放权”是国家教育工作的重点内容之一。
2017年4月，教育部等五部门发布的《关于深化高等教育领域简政放权放管结合优化服务改革的若干意见》中就提到，要破除束缚高等教育改革发展的体制机制障碍，进一步向高校放权，给高校松绑减负、简除烦苛，让学校拥有更大办学自主权。
“我认为，要从制度创新层面，真正做到‘放管服’，让高校在招生、学生培养、学生评价等方面拥有更大的自主权。”朱益明告诉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
考上一流大学也可能被“淘汰”
与国外大学“宽进严出”不同，我国的通过高考取得学籍是在高强度的应试氛围中，但是大学的学习氛围更依赖的是学生的自主性。很多学生会有一种“考上大学就解放了”的错觉，很多高中老师也常常用“现在好好努力，上了大学就轻松了”来激励高三学生。
每年也不乏看到有大学生在沉溺游戏、不努力学习，最后因挂科率过高而被学校退学的例子。
对此，同济大学高等教育研究所讲师张端鸿表示，有很多学生是在被动的应试训练下进入大学，到了大学以后不知道自己为何为学，缺少内在的学习动力。如果大学不建立有效的学生淘汰机制，高等教育就会成为一种低质量、低效率的制度安排，“一流本科教育”也就无从谈起。
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了解到，以保持一定的淘汰率来保持大学及其专业的教育品质，实际上是高校提升本科教育品质，打造一流本科的一种通行的做法。据公开数据统计，美国常青藤盟校等名校的本科学生淘汰率平均超过20%；加州理工学院每年招收的800名左右的本科生中，平均要淘汰200名左右的学生，淘汰率约为25%；英国大学的平均淘汰率也在8%-12%左右。
其实，除了“本科不努力，毕业转专科”，我国的高等教育对学习不达标的学生并不缺少相应的淘汰机制。
据统计，以清华大学、北京大学等985高校为例，基本上保持着每年5%的退学率。另外，记者从上海大学官网上发现，2017年7月春季学期结束时有104位学生没有授予学士学位，占该校2017年毕业生人数的2.2%。
而教育界人士认为，以建设世界一流本科教育的目标来说，我国大学的本科淘汰率明显过低。因为“一流的本科教育”意味着，教师和学校要对学生提出更高的学术要求和更严格的考核。过低的本科淘汰率与一流的本科教育，实质上是背道而驰的。
在国家教育发展研究中心高等教育研究室主任马陆亭看来，当前家长对孩子的文凭很看重，让学生退学和肄业的社会风险相对较高，是限制本科教育淘汰的现实因素。
“缺少淘汰之后的分流制度，也是我国大学本科教育淘汰难以执行的原因。”张端鸿告诉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
他解释道，在现行的高校管理制度下，一旦学生被学校退学，重新起步的成本太高。要再次进入高等教育系统学习，学生往往要重读高三，付出高昂的高考成本。而反观世界上很多国家，保证学生淘汰制度能够顺畅执行的背后是四通八达的求学制度设计。如果主动退学或被淘汰之后想重新进入大学学习，不必二次高考，就可以重新申请学校、转学、到社区或职业学校就读。
（来源：21世纪经济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