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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李楠
联合国193个成员国在2015年共同签署了联合国2030可持续发展目标（SDGs）, 促进了国际社会可持续发展的理念和价值的导入，致力于推动社会的公平和包容性发展，以及气候与环境政策的全球共识与本地的实施。在可持续发展未来的宏观视野下，构建可持续的金融体系与生态系统，已成全球大势所趋。
本文将借用东方哲学的理念，从“道法术器”四个维度介绍可持续金融现状，未来的发展前景，潜在的挑战以及一些前沿性的对策探索。
可持续金融的“道”
首先，“道”需要我们反思可持续金融的本源与方向。金融的本质是资源配置的手段，可持续金融的资源配置需要支持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引领人类走向一个可持续的未来。
当今世界面临着日益严峻的气候变化，全球变暖趋势难以扭转，环境与生态屡屡遭到破坏，生物灭绝事件频发，社会不平等日益加剧，需要从资产配置的本源与方向上进行深度反思与革新，提升人类集体意识水平，推动系统的转变。
不少领先的经济学家与思想家已经开始探讨未来金融与未来资本的方向。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约瑟夫·斯蒂格利茨（Joseph Stiglitz）长期以来倡导对全球金融和资本系统的深度改革，促进人类社会公平的发展，以“共享繁荣”；麻省理工大学教授奥托·夏默尔（Otto Scharmer）提出未来资本从服务“自我（EGO）”到“生态系统（ECO）”的衍变；以创新思想闻名的经济学家玛丽安娜·马祖卡托（Mariana Mazzucato）在“反思资本主义”等一系列著作中解析了市场作为资源配置的种种失败，开创性地提出了一系列新的金融与资本市场的改革方向。
中国的“五大发展理念”也摒弃了以GDP 为目标，提出了“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理念，为可持续金融和资源配置指明了方向。
“道”促使我们重新审视资本和金融的使命。资本和金融可否超越“钱生钱”的纯粹逐利模式？从芝加哥经济学派到华尔街，从2008年的次贷危机到硅谷神话的破灭，一系列事件证明了纯粹逐利的自由市场模式是不可持续的。
2018年，影响力投资、可持续金融领域的思想领袖杰德·艾默生（Jed Emerson）出版了代表他近30年深度思考与终极追问的著作“The Purpose of Capital”。书中他不再谈诸如影响力评估等常规问题，而是论道，谈资本的使命和价值。他谈到了资本如何通过投资者自身的改变带来每个生命和对应的微观和宏观世界的变化，还从哲学的视角审视了人生和金融的终极目标，以生命的自由、人类的福祉、共生的生态系统与星球的可持续性来重新审视资本与金融的使命。
“道”将帮助人类构建一个新的价值系统。在中国，社会价值投资联盟所倡导的“义利”二元价值观，在以往的“资本逐利”的基础上提出了“义利双收”的理念。2030可持续发展目标提出了社会、经济、环境的综合性目标及其相应的评估体系。在疫情带来的挑战下，怎样领悟可持续金融“道”的真谛，把社会价值、经济价值、环境价值、生命价值有机系统地构建出新的价值生态，塑造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环境和谐共生，是人类未来文明发展的关键。
可持续金融的“法”
法，是指法则、规律、政策与战略。
首先，“法”体现了可持续金融的法则与衍变。从可持续性的效应来说，可以用“ABC”来进行概括。A代表Avoid harm，即避免伤害。从最开始的投资和贷款业务的负面清单，到日趋详细的ESG（环境、社会与治理）框架，从世界银行、国际金融公司等国际金融机构，到养老保险基金等大型机构投资者，无论公司层面还是投资行业，都已经广泛地采用这些原则，在尽职调查，投资决策过程避免给环境带来负面影响。
B代表Benefit stakeholders，即对利益相关者产生正面效应。像黑石集团这样的管理着6万亿美元的大机构，其创始CEO拉里·芬克（Larry Fink）在去年写了一封公开信，敦促CEO们不能只顾短期财务绩效，同时要关注投资是否有长期的正面社会与环境效益。
欧盟也于去年制定并发布了可持续金融的框架；联合国机构参与发起的负责任投资原则等也在六项“负责任投资原则”的基础框架上陆续推出了普惠金融投资者原则等更细化的框架；近年来绿色金融的大力发展等更是带动机构投资者更加关注正面积极的社会与环境效益, 并寻求此类投融资标的。
C是Contribute to solutions，即积极主动地引领资金投向最能解决社会、环境等问题的方案和领域。2015年193国元首签署联合国2030可持续发展目标后，可持续发展投融资成为了全球层面关注的热点，即SDG Finance。影响力投资在中国这几年快速兴起，大量主流投资机构积极参与到生态圈建设，比如寻求解决社会与环境问题的论坛，投资网络搭建，孵化和加速，并投资此类企业和产品。社会企业，共益企业与新经济类企业构成了“社会环境问题解决方案”的先驱力量。以衡量影响力作为投资的重要考量因素，这背后体现着可持续金融的发展历程以及未来的广阔前景。
第二，“法”代表了政策、法规与治理。中国的绿色金融从零开始，在短短几年时间跃升为世界绿色债券发行量最大的国家，国家的政策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不管是中央政府，还是地方政府，都出台了一系列政策推动更多的资金投向绿色领域。在法规与治理日趋完善的基础上，可持续金融的生态发展会更为健康与长远。
第三，“法”指战略，包括了国家、城市以及机构层面的战略。新加坡在国家层面的定位，是要做全球可持续资产的聚集地。在新加坡国家主权基金推动下，新加坡在积极推动可持续金融中心的建设与定位。日本养老金投资基金（GPIF）注重ESG三大指标方面的投资，并从教育上在社会中树立可持续发展的理念。斯里兰卡从2015年在国家战略层面推动可持续发展目标债券，重点关注社会发展领域的资金方案。在欧洲，瑞士也提出了要从传统的金融中心向可持续金融中心转变的目标。
在中国，从改革开放的“探路者”到新时代的“示范区”，深圳也敢于先行先试，福田是最早提出要打造中国首善之都的地区；深圳也明确提出要打造全球可持续金融中心与数字金融中心。未来，各个国家和城市的战略规划都将直接决定着可持续金融的发展前景，究竟是做一名追随者还是做一名领航者，搭建怎样的可持续金融生态都取决于“法”的制定。
可持续金融的“术”
术，是方法、方式、行为。根据具体的情况，术可以灵活运用，其中较为重要的一些方法与实践：
第一，提高机构投资者对可持续金融类资产的配置比例。正如G20杭州峰会的议程上所提及的，如果全世界的可持续资产的配置比例能够大大提升，那么这将为建立有效的可持续投资生态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2018年，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世界投资论坛（UNCTAD World Investment Forum)专门设置了面向机构投资者的研讨会，吸引了全球几十家主权投资机构与机构投资者的参与。随着更多主权基金和机构投资者的参与，可持续投资领域也将被注入大规模的资本，从而带来更广泛的社会环境效益。
第二，引导家族资产与私人财富为可持续金融发展注入活力。众所周知，硅谷是技术投资的高地。查理·克莱斯奈（Charly Kleissner）作为美国影响力投资网络（Toniic）的创始人，在推动技术投资的同时（他最早参与了乔布斯创办的苹果公司，此外还创办了几家非常成功的科技企业），提出了科技和人类意识的提升，心性的改善。
在Charly看来，财富的更深层次含义是为人类和地球做出积极贡献。他带动硅谷的一些大的家族基金成立了一个影响力投资的社区100% Network，旨在在资本领域催化更为深层次的积极影响，2016年ToniicSDG Impact矩阵的创建，将联合国17个可持续发展目标细化成60多个主题，成为了家族办公室开展工作与投资的一杆标尺。
欧洲的多个家族办公室网络也将可持续金融作为重要议题，推动会员之间知识分享，创造共同投资的机会等。亚太与中国的家族财富迅速增长，如何让更多的资产投入到可持续发展领域，并在此过程中提升整个投资生态系统中的意识水平，是未来的一个重要议题。
第三，更好地解决风险管理、流动性、长期性与退出机制等结构性矛盾，引领可持续金融的系统化变革。在变革过程中有许多亟待解决的风险问题。例如，当前许多最需要资金的可持续发展项目集中在欠发达地区，项目的投资回报率，特别是项目的各种风险性问题的有效解决需要政策制定者与投资者的集体智慧。而潜在的风险性与流动性的限制也将影响资金流向最亟需的领域。此外，治理标准较弱也成为阻碍投资者进入的一大重要原因。
无论是基础设施还是社会性的投入，都将是一个长期的过程。如何引导这些资产更多地向长期性的基础性投资转变也是在金融系统化变革中需要重点考量的问题。缺乏有效的退出机制也是妨碍资本进入的重要因素。比如，东南亚地区作为可持续金融的重点发展地区，具有极大的市场潜力，然而缺乏大量可投资的项目、资本市场不发达、欠缺有效推出机制是该地区部署资本的关键障碍。
可持续金融的“器”
器，是产品、工具，是可持续金融投资的载体。
首先，可持续金融的发展需要赋能传统金融工具。在传统的股权、债权、夹层资本等金融工具基础上，可导入可持续性框架，构建更完善的指标衡量体系，比如绿色债券、蓝色债券、影响力债券、可持续发展目标债券、影响力投资基金、普惠金融各种工具与产品等等，由于篇幅有限，故不在此一一展开。而在公募市场中，各种可持续金融指数产品也都出现在了各证券交易所。中国的基金公司去年也在上海证券交易所推出了“可持续发展100 ETF指数基金”。
第二，善于运用混合金融的工具助力可持续发展。混合金融通常指的是通过灵活运用各种金融手段，包括但不限于担保、援助资金、投资基金等，在启动资金的基础上，吸引和撬动更多投资者的加入。在实践过程中，通过金融工具的混合，降低项目的风险，同时提高社会投资者的回报，创造积极的社会效应。
国际机构及跨国组织是运用混合金融工具的践行者，无论是欧盟旗下的各金融机构还是国际金融公司都已经采用了混合金融的模式，形成了一套独有的管理模式与运作方法。世界经济论坛与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也对此议题有专门的工作组定期推出研究报告。
第三，可持续金融需要注重与科技的深度融合。可持续金融与科技融合后，让普惠金融更数字化及普及化。普惠金融体系就是依循可持续发展目标，强调包容性，运用金融手段，在金融服务领域寻求社会公正，惠及所有人。
在新冠肺炎全球肆虐的情况下，数字化普惠金融手段一方面让更多不同阶层人士得以在疫情期间，能更好地享用到金融服务。另一方面，在可持续发展目标下，亦引发数字金融在保障人们权益方面有积极的进展，包括确保数字金融“以人为本”（People-centric）、全球化及私密度并存的数码身份（Digital ID）以及与可持续发展目标决策相关的数据库。
随着科学技术水平的不断提升，人工智能也在蓬勃发展，目前很多金融机构已经在推动运用人工智能来进行可持续金融的选股与研判。新加坡及其他东南亚国家，还有印度、孟加拉等南亚国家也都将科技金融作为可持续金融重点投资的领域。
可持续金融在中国虽起步较晚，但发展迅速，拥有广阔的发展前景，通过政策制定者和资产拥有者，投资机构等整个生态的共同努力，“道法术器”的综合运用，会带来系统性的变革与可持续的未来。
作者简介：李楠，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可持续发展创新融资负责人。
（来源：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可持续发展创新融资部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