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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疫”仍处在胶着状态。说是抗疫，但事实上，我们要抗的，远不止是疫情，还有很多与疫情伴生或交织的问题，包括防护物资结构性短缺，包括中小微企业的复工掣肘，更包括疫情冲击下的很多家庭或个体的现实之困。
疫情是贴地而行的，也必然与经济发展、脱贫攻坚、教育公平等问题叠加交织。这只“黑天鹅”突降人间，阴影必然笼罩在每个家庭和个体生活中。对有些人来说，这带来的只是不便；对另外一些人来说，则可能无奈、无力和无助。
如何发现和识别那些因疫情陷入无助的人，在前端解决其困境，把问题化解在萌芽状态，也考验着各级各地工作的主动性和精细化。
精准帮扶困难人群，也是增强其风险抵御能力
这两日，不少网友牵挂着河南邓州的初三女孩李某某，她因为无法顺利用手机上网课“赌气服药自杀”，因抢救及时已脱离危险。这场因贫穷而引发的悲剧，天然地带有某种“共鸣感”，在网上引发了激烈讨论。
有些人追问事发地贫困县“全部摘帽”是否名副其实，有些人聚焦“网课”模式下的城乡教育鸿沟。
得看到，贫困县摘帽并不意味着完全消灭贫困，其标准是中部地区贫困发生率降到2%以下，西部地区降到3%以下。不宜以极端案例去否定整体脱贫成果。信息技术也并非天然带有“城乡两分”的标签，相反，网络信息的开放性原本有助于拉平时空上的差异，曾刷屏网络的“一块屏幕的故事”就是例证。
今天当地回应了事件经过：李某某就读于初中九年级，有一姐一弟，父母均为残疾，于2013年被识别为建档立卡低保贫困户，目前未脱贫。全家应享受的扶贫政策已全部落实，包括教育补贴，2019年秋季，姐弟三人享受的资助共四千多元。李某某家中装有宽带，有两部手机，其中一部智能手机为其父于去年9月份购买，另一部可以拍照；姐弟三人轮流使用智能手机观看直播、录播上网课，用另一部拍照记录作业。
三人使用一部智能手机，的确能反映某些问题。从整体调查情况看，李某某的家或许并非很多人想象中的“赤贫”家庭，但困难确实是真实存在的。这种困难既反映在收入层面，更反映在日常生活的细枝末节。一个残疾父亲和一个精神疾病的母亲，如何能解决好这三个孩子的衣食住行、教育、心理等各种问题，可能是更现实的困难。
2月23日，习近平总书记在统筹推进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工作部署会议上曾强调，对因疫情在家隔离的孤寡老人、困难儿童、重病重残人员等群体，要加强走访探视和必要帮助，防止发生冲击社会道德底线的事件。
李某某一家有残疾人员、精神疾病患者，还有三个正在接受教育的孩子，原本就应是当地社区、乡镇等重点照拂的对象。主动探视和走访，提前干预，或许能缓解这家人的生活困境。
2020年，是脱贫攻坚的决胜之年。到了这个阶段，很多时候需要从宏观深入微观，针对每个家庭的困难提供更主动、更细致的帮扶。对于很多家庭而言，“贫”是结果，“困”才是根源。而疫情将社会导入“Hard（困难）模式”后，这些家庭的风险抵御能力与资源获取能力势必更弱。体现在“上网课”方面，可能就是买不起手机、用不上网、上不了课。
即便在疫情过去之后，我们从抗疫视角切换到精准脱贫视域，对这些家庭和群体的重点关照关怀也很有必要，对他们的主动探视和走访依然不可或缺。只有真正去感知他们的困难，听见他们“沉默的声音”，才能有的放矢，给予他们更多“雪中送炭”式的帮助。
扶贫济困，需要更多的“主动帮扶”思维
有人可能会觉得，这是种理想化的“上帝视角”，是“马后炮”。但其实，这背后蕴含的社会服务理念上的差异，确实有必要提起重视。
许多人或许也有类似感觉，自疫情发生以来，有的地方防控措施很“硬核”，却忽视现实情况和个体感受；一些基层管理者热衷于“拦路设卡”、设置五花八门的准入门槛，但对民众的买菜难、没口罩等民生难题，却又时常表现出推诿、懈怠的一面；自上而下的“管人”管得很到位，可自下而上的“服务”却漏洞百出。
无论是脱贫攻坚也好、疫情防控也罢，在个别基层行政部门，仍然有着浓厚的“管理本位意识”，习惯了“管人”，不习惯“帮人”。而不同的理念之下，也会导致工作路径的截然不同。
从“管人”视角来看，扶贫工作似乎就是要让这些贫困家庭在数字和指标上达标，该发下去的钱发下去，表面工作做好；防控就是“硬核”就行，但硬核过后的柔性关怀却不在考虑之列。
而从“帮人”的视角来看，对李某某这类家庭来说，扶贫和纾困本该来得更精准精细。疫情来袭，父亲的修鞋收入恐怕也要打水漂，孩子们吃得可好？三个孩子都上网课，硬件能保证吗？作为辖区内的重点贫困家庭，这些问题应提前考虑到。
单就上网课设备匮乏来说，这倒不是要求必须给每个贫困儿童配备手机，但网课模式下，手机或电脑等终端和宽带本就是刚需。在扶贫已摸排出那些贫困家庭和人群的背景下，这些家庭的孩子面临的诸多与线上学习相关的问题，不能不充分考量——这其实也是要将精准扶贫和抗疫下的纾困“打包”考量。
从报道中可知，很多地方其实都提前考虑到了这些问题：有的地方发布“征集令”，号召辖区内的居民把家中闲置的二手手机借给贫困儿童；有的地方给困难家庭提供免费流量。这也表明，只要心中有困难民众，脑子里有“帮人”的弦，解决上网课设施的问题或许不难。
将这话题延伸开来，疫情影响之下，贫困人口面临的许多方面的困难恐怕要比普通人大得多。尤其是在家隔离的背景下，不主动去对接，就可能对情况一无所知，在“沉默”中加剧问题的恶化。
因此，主动考虑问题、发现问题、识别问题，更积极地扶贫济困，也应该成为基层防疫抗疫工作的一部分。
例如，由于无法及时返工，很多农民工被困在家中断了收入来源。能否主动协调为这些农民工进行体检，出具健康报告，与当下正在招工的地方、企业对接，帮他们谋个差事？
又如，今春的疫情防控给一些地区带来了农产品销售困难，出现了肉蛋奶等产品积压的问题，能不能积极与相关平台、媒体、超市联系，帮帮这些遭遇“卖难”的农民？
再如，能否主动询问辖区内的重病患者，是否病情稳定，还能否接受正常的医疗服务？
战疫进行到今天，各级各地有关方面的任务，远不止是“控人”这么简单，必须把经济发展、脱贫攻坚、困难群体帮扶等工作通盘考量。对感染患者的排查和治疗“不漏一人”，同样，对困难群体的帮扶也要做到“不漏一户”。
不可否认，总会有极端个案，疫情下的纾困与“扶贫攻坚”下的帮扶，也未必能让问题“一键清除”。但打好提前量，设身处地去思考问题，真心实意地去解决困难，把工作做得再细一些、再实一些，无疑会让更多“无力者有力”，让他们抗疫承压的能力得以提升，也为战疫夯实民生基础。
□孟然（新京报评论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