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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月14日，美國前國務卿基辛格博士（左）出席“特朗普時代中美關係”研討會，與布魯金斯學會約翰·桑頓中國中心主任李成博士（右）對話。
【亞太日報訊】（記者徐劍梅、李暢翔）古典情調的會議廳裡出現一陣陣細碎的聲浪。93歲的亨利·基辛格拄著一根深色拐杖走進來，緩慢但穩當地坐下，雙手疊握在拐杖的弧形把手上。拐杖把手和杖身用一個銀環牢牢箍在一起，看上去既結實又光滑，伴隨主人頗有一段時日。
在新聞圖片和影像中，11月17日和12月6日，這根拐杖伴隨基辛格兩度進入紐約特朗普大廈頂層會見美國候任總統唐納德·特朗普。其間，還伴隨他飛越太平洋來到北京。12月初，這位“中美關係的開拓者和見證者”剛剛訪問了中國。
但很少有人注意他的拐杖。對話會尚未開始，他坐在最靠近講臺的一張圓桌前，許多人湧上前，環繞他，注視他，竊竊私語，紛紛掏出手機對準他拍照，場面有點像在圍觀和欣賞一隻大熊貓，只不過對待大熊貓，人們會好奇和欣賞，卻不會產生尊重甚至有些敬畏的情緒。
基辛格和大熊貓確實有共同點，但不在於體態而是“珍稀”——他經歷了美國八任總統，與幾代中國領導人有過交往或交集，見證過載入世界史冊的很多“時代”的開始和終結。他是政治家，也是戰略思想家，還是世界歷史與國際政治領域的學術大家。歷史曾賦予他獨一無二的機會在美國外交和國際舞臺上合縱連橫，實驗他的戰略構想。
會議廳並不大，也沒有隔擋。距離這麼近，不徵詢同意就對著他拍來拍去，一幫人拍完換一幫人，還有些人站到他身後讓別人幫忙拍合影，照說真有些失禮。但基辛格沒有作出反應，既沒有流露出反感和不悅，甚至也沒有抬眼望望這些近在咫尺卻透過手機屏“觀賞”他的人們，好像對此早就見怪不怪，安之若素。
他獨自坐著，不時有人走到他身邊打招呼或彎身介紹其他人。以他的年齡，當然不再需要站起來向任何靠近他的人致意。對有些人，他會撩起眼皮注視，露出一個笑容，甚至伸手相握或簡短寒喧兩句，但多數人他聽完介紹後要麼微微點頭，要麼仿佛陷入沉思，多數時候只是簡單回答說：“我知道”。他知道的當然不是這個人，而是這個人所服務的機構。他熟悉很多中國大型機構的名字，包括新華社。
基辛格是美國第八任國家安全顧問（1969－1975）和第56任國務卿（1973－1977），但到下個月特朗普就職日，他離開白宮和國務院就整整40年了。一位年逾九旬的老人，對特朗普政府究竟還能有多大影響力？
這是一個很難證實或證偽的問題。不過，梳理特朗普挑選的“國安隊”，不少分析人士注意到，早在11月25日，特朗普便直接任命了一位白宮副國家安全顧問——K.T. 麥克法蘭。她是基辛格任國務卿時期的助手。至於特朗普提名國務卿的埃克森美孚石油公司首席執行官蒂勒森，基辛格自曝，他們曾經在華盛頓一家智庫的董事會共事。特朗普兩度約見基辛格更是引起廣泛關注。紐約一位元資深記者說，第一次見，也許只是遵循傳統，不說明什麼。短短時間裡見第二次，只能說明基辛格仍有影響力。
12月5日，美國紐約，美國前國務卿亨利·基辛格在名為“領袖對話：國務卿論壇”的活動上講話。新華社記者王迎攝
美國大選結束一個多月來，基辛格在各種公開或不公開場合也高度活躍。11月間，他就特朗普勝選及中美關係連續接受了《大西洋月刊》、BBC和CNN等英美主流媒體採訪。從北京剛剛返回紐約，12月5日晚，他就參加了美中關係全國委員會主辦的“兩個國務卿”對話會，和比爾·克林頓政府時期的國務卿瑪德琳·奧爾布賴特討論中美關係的歷史和未來。隨後，他飛赴北歐挪威，12月11日在奧斯陸諾貝爾和平獎論壇就“美國總統選舉後的世界和平”發表演講，呼籲：“在假定一種不可避免的危機之前，我們應該給（特朗普）新政府一個提出其國際秩序願景的機會。”
再度回到紐約的首次半公開露面，就是12月14日這場“特朗普時代中美關係”研討會，由長江商學院和美國華裔非營利組織百人會共同舉辦。在老布希政府時期（1989－1993）的美國貿易代表卡拉·希爾斯主持下，他與布魯金斯學會約翰·桑頓中國中心主任李成博士進行了約一個小時對話，並回答了部分聽眾的提問。
合作，對抗，中美關係何去何從？
特朗普時代，中美關係將向何處去？中美會否從合作走向對抗？
每逢美國新總統上臺，中美關係都有出現“革命”的可能。基辛格用緩慢的語調“危言聳聽”。
但他旋即滅火，認為中美合作給兩國和世界帶來的“集體利益”，使得中美關係出現重大變化的可能性並不大。如果發生合作與對抗成為“現實選項”的情況，兩國領導人的選擇可能會非常清晰——“我樂觀地認為，合作之道會占上風”。
對話會上，基辛格不僅表示對中美關係發展趨勢感到樂觀，甚至認為，在特朗普時代，存在“中美兩國在行動上同步的非同尋常的機會”。
他說，自上世紀70年代以來，美國換了8位總統，每位總統對美中關係的處理方式都非常相似，說明美國對華政策是跨黨派政策，也說明每位總統上任後，在檢視美國的國家利益時，都會得出這樣的結論：對華關係是美國外交重要組成部分，與中國保持良好關係有利於穩定和繁榮。而中國歷任領導人也得出了基本相同的結論。
基辛格說，美國新當選領導人應當問自己兩個問題：我想要取得什麼成就？我要為此採取什麼措施？在他看來，要踐行有效果的國際秩序，應當讓所有參與方至少能夠不同程度地感到滿意。
近年，中美學術界不斷就兩國關係是否處於“臨界點”，是否發生螺旋式下滑，兩國戰略互信與戰略互疑、合作與對抗、積極面與消極面等幾組動態關係消長展開辯論。基辛格在對話會上也提及這種辯論。總體來看，他的建議大致包含了三層意思。
——時代在變化，如今，“我們不得不航行在一個錯綜複雜的階段”。
——在錯綜複雜的階段，需要充分理解兩國各自的內部需求。
——要記住，如果中美衝突，整個世界就會分裂，因為每個國家都將不得不選邊站隊。而如果中美合作，兩國的共同利益就有望得到彰顯，兩國就有機會應對一些兩國和世界共同面對的挑戰。
李成表示，他和基辛格的觀點非常相似，他相信，世界正處於另一個歷史轉捩點上，人們在尋求新的世界秩序，而美中兩國是其中最重要的角色。把美國對華政策、中國對美政策都保持在正確軌道上，至關重要。
“中美關係是我們時代最重要的雙邊關係，”李成說，“當中美領導人審視他們的選項時，他們將可能發現就像基辛格博士說的那樣，合作的動機遠遠大於對抗。”
在李成看來，每次美國新總統上臺，開始階段總會經歷“一道陡峭的學習曲線”，這也是他對特朗普時代中美關係抱著樂觀和期望態度的部分原因。他引用英國哲學家法蘭西斯·培根的警句說，“希望是美好的早餐，但卻是糟糕的晚餐。”
這句話倒過來譯更應景。“希望雖是糟糕的晚餐，但卻是美好的早餐”。的確，特朗普時代尚未真正到來，早餐還沒有正式端上桌。再說，中美關係的塑造，從來不取決於美國單方面的意願和能力，人們既不必急於樂觀，也不必急於悲觀。腳踏實地、懷抱希望、積極前行，方是有利於中美關係持續健康發展的姿態。
給特朗普政府一些時間
特朗普將是一個什麼樣的美國總統？臺灣問題在特朗普時代的中美關係中，會處於一個什麼樣的位置？
2016年12月1日，美國辛辛那提市，美國當選總統唐納德·特朗普在一場活動中發表講話的資料照片。新華社/美聯
對話會上，李成評論說，特朗普具有強烈的個性，雄心勃勃，渴望青史留名。他以獨特的姿態投入政治，很想做一番大事。按照他的競選承諾，從內政到外交，他都想“讓美國重新偉大”。所以，特朗普“要麼可能成為美國最偉大的總統之一，要麼可能會失敗得非常淒慘，但就是不會介於二者之間”。
李成還提到，據說特朗普自稱讀了很多關於中國的書，並詢問基辛格是否知道這一情況。基辛格反應很敏捷。他立即回答：“不”，引發一陣笑聲。
基辛格對特朗普的思維方式作了一些分析。他說，美國人與中國人不同，習慣於一個問題解決了再去處理另一個問題，說話之前也不像中國人那樣深思熟慮。特朗普沒有政治經驗，只處理過商業問題，把一個個問題分開處理對他可能更容易，而在處理過程中，基辛格認為，特朗普會著重於結果。
基辛格說美國人開口前不像中國人會仔細考慮，但他本人顯然是個例外。歷經歲月打磨，恐怕當今世界上，沒有比他更為老練成熟的政治家。現場聽基辛格講話，年逾九旬的老人思維如此清晰，語言表達寧肯含糊，有股綿勁，令人驚歎。偶爾會聯想到算命先生，言語中總會留下足夠空間，讓聽者可以朝多個方向去理解，尤其是自己希望的方向。
儘管如此，對待特朗普在一個中國政策上的表態，基辛格仍然以他特有的平衡方式表達了批評——既不明智，也不會奏效。
對話會上，基辛格說，幾十年來，不管民主黨還是共和黨政府，都遵循一個中國政策，這一政策沒有爭議性，損害這一政策不是明智之舉。並且，特朗普時代的中美對話剛剛開始，如果把臺灣問題作為關鍵問題，既不是合適時機，也不是有效途徑。如果因為臺灣問題釀成中美之間的重大危機，將會擾亂中美關係的長期架構。
基辛格同時稱讚中國政府“表現出不同尋常的克制”，並建議白宮設立專門職位負責處理中美關係事務。他說，他相信一旦特朗普入主白宮，周圍的人對兩岸關係更加精通，特朗普將會改變自己的調門。
李成則認為，特朗普是一個聰明的人，做事有自己的目的。他與蔡英文通話，並不是出於無知，而是故意的舉動。不過，電話門插曲可能只是特朗普想要增加籌碼的手段。特朗普向基辛格尋求政策建議，提名對華友好的艾奧瓦州州長擔任駐華大使，這些都是積極跡象。
12月6日，艾奧瓦州州長特裡·布蘭斯塔德（中）在美國紐約特朗普大廈對記者講話的資料照片。新華社/美聯
如果有機會給特朗普提建議，李成說，他會建議特朗普致力於瞭解中國領導人和中國人民，瞭解中國民眾的希望與憂懼；他也會建議特朗普就職後早些訪華，“讓中國人民瞭解你”。
基辛格表示，美國總統在競選期間和執政之後的表態會非常不一樣。並且，歷任新總統剛剛上臺時，各種彼此大相徑庭的觀點都可能湧現。
“特朗普尚未就職，人們應當給他一些時間。 “基辛格說。
基辛格的意見值得尊重，當然，人們也不會忘記他多年前寫下的一段話：“外交政策必須明確目標與手段的界限，而如果所採用的手段逾越了國際框架或對國家安全至關重要的關係的容忍度，就必須做出選擇。”
（新華國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