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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冠肺炎疫情暴发使得《生物安全法》立法进程受到外界关注。在刚刚闭幕的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七次会议上，《生物安全法》草案再次提交审议，其中新增了监测预警制度。
据新华社报道，在防控重大新发突发传染病、动植物疫情方面，草案二审稿增加了监测预警制度，要求专业机构开展主动监测，收集、分析、报告监测信息，预测新发突发传染病、动植物疫病的发生、流行趋势；国务院有关部门和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及时发布预警，采取相应的预防、控制措施。
“新冠肺炎疫情暴发凸显了监测预警制度对于重大突发传染病、动植物疫情防控的重要意义。”复旦大学复旦发展研究院专职研究人员、中国林学会自然保护地与生物多样性分会委员李琴对界面新闻表示。
李琴指出，从全球大环境来看，生物安全态势复杂且形势严峻，多个领域风险剧增，监测预警更显必要性，此次新冠肺炎疫情暴发初期，预测预警机制就显得滞后，增加了应对疫情的难度。
其实，于2004年12月1日开始施行的《传染病防治法》已明确提出在传染病预防方面建立监测和预警制度。
其中第十七条提出，“各级疾病预防控制机构对传染病的发生、流行以及影响其发生、流行的因素，进行监测；对国外发生、国内尚未发生的传染病或者国内新发生的传染病，进行监测。”第十九条则规定“国务院卫生行政部门和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根据传染病发生、流行趋势的预测，及时发出传染病预警，根据情况予以公布。”
但是，李琴认为，已有的《传染病防治法》等法律法规虽有提出建立预警制度，但并未明确如何进行预警，仅仅“预测”对于预警显然是不够的，执行中也缺乏必要的科学性和针对性。
李琴告诉界面新闻，我国已在初步整合生物安全监测预警防控网络，但是预警制度亟需完善，“我国部分生物安全监测预警创新研究还很薄弱，缺乏多学科集成研究，部分生物安全相关研究甚至与经济社会发展需求相互脱离。”
“通过立法来完善监测预警制度，可提升早期监测检测能力，从源头上遏止生物安全风险威胁，同时也能通过监测和响应网络，快速有效地确定新发突发传染病和动植物疫情特征，提高应急协调和处置能力。”李琴说。
农业农村部生物安全专家组专家赵启祖2019年11月曾在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学报撰文指出，2003年SARS事件爆发之前，中国在传染病防控和病原微生物研究方面做了大量工作，但对生物安全并未引起足够的重视。由于传染性强、死亡率高、产生的恐怖效应强，SARS加重了民众及国家的医疗负担，也改变了整个国家的生物安全观。
他指出，正在制定中的《生物安全法》应规范重大传染病防控，进行分类管理，例如可分为中国已存在病原体的传染病、已经消灭的传染病、国外流行但国内尚未流行的传染病等。对于我国没有的病原，应通过立法，借助法律手段将生物不安全的因素狙击于国门之外，同时也不能放松研究，应当掌握必要的防控技术。
中国法学会环境资源法学研究会副会长、中国政法大学环境资源法研究所所长于文轩告诉界面新闻，在总体国家安全观的视野下，国家安全中的生态安全、科技安全、资源安全等方面都与生物安全息息相关，将生物安全纳入国家安全体系，对于确保国家总体安全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从新冠肺炎疫情看，现代生物技术研发与应用规制、实验室生物安全保障、重大新发突发传染病和动植物疫情防控以及生物多样性保护，应成为《生物安全法》重点解决的问题。”于文轩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