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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期，欧美多国在新冠肺炎疫情处于“战略僵持”阶段的背景下，仍然出现了街头抗议活动。先是四月中旬以来美国马里兰、德克萨斯、田纳西等12州出现不满州政府继续实施“社交隔离”的抗疫，再到5月1日德国左翼团体在柏林市中心举行每年例行的五一大游行。这些事件背后均反映了当前欧美国家疫情对经济和社会的负面冲击效应，深刻影响了抗疫政策应有的持续性，可能给未来的抗疫形势带来不确定性。
平心而论，游行集会是西方国家政治生活中常见的“调味品”，这些活动在疫情期间甚至或多或少地得到了官方的“背书”。德国柏林的集会获得了内政部门的许可备案后，当地警方出动大量警力甚至直升机监控现场的秩序，多数参加者亦佩戴口罩防止传染，而美国多个州爆发的游行则多为民主党执政州，民众“求复工”诉求与特朗普政府推动五月初复工保经济的政策取向形成契合。然而，在当前欧美国家抗疫形势依旧严峻的背景下，这些大规模人员聚集活动势必带来较大的传染风险，但亦反映了当前经济形势、政治传统及社会治理给西方国家疫情带来的掣肘。
目前，美欧经济因疫情面临二战以来最大规模的冲击。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近期预测，2020年发达国家经济平均衰退6.1%,其中美国和欧元区将分别萎缩5.9%和7.5%，远高于全球3%的衰退水平，且美国和欧元区第一季度已确认分别出现了4.8%和3.8%的衰退。同时，各国“社交隔离”带来了巨大的就业代价，美国自疫情大规模暴发以来已经使失业人口增加至3000万人，总统高级经济顾问凯文•哈塞特估计6月美国失业率将高达16-20%；而马基特咨询公司则预计新冠肺炎疫情将使5900万欧盟劳动者工作受到冲击。
因此，无论是国家经济走向还是民众的生计都面临巨大挑战，欧美虽均为稳经济、保就业出台了超大规模财政和货币宽松政策，但对民众发放的失业补助亦非治本之道，在供应和需求双双萎缩、双向循环断裂的情况下，尽早推动复工复产是欧美各国政府最为关注的问题。事实上，在政策层面对“解封”的追求已然明显显现，4月15日欧盟委员会出台了“取消封锁措施路线图”，对成员国分步骤进行解封提出了政策建议，美国甚至在4月初就呼吁“尽早复工”，奥地利则已经在欧洲国家中率先启动部分商店、美发店等服务行业。这显示了欧美国家政府和民众两个层面上，出于经济角度考虑而“心有所动”，希望尽早恢复常态的共识趋于增强。
而在社会和政治层面看，西方国家普遍面临政治因素带来的治理困境。由于崇尚个人自由的社会文化根深蒂固，必要“社交隔离”措施在民众和部分政界人士看来，是对个人自由和经济自由的某种侵犯，这种社会思潮也让政府在制定和实施抗疫措施的过程中投鼠忌器、前瞻后顾。比如欧洲国家普遍未能在国家层面制定“外出强制戴口罩”的规定或强制性处罚措施，在“社交隔离”之中对于“必要外出”的界定标准也趋于宽松。而在疫情期间限制大型政治集会的做法，则更将遭到“限制公民基本自由”的广泛批评，尤其是在执政党普遍因疫情应对而遭受批评，舆论场上连篇累牍出现“对疫情后民主和公民权利反思”的背景下，更不愿将有损“民主精神”的口水引向自身，均让西方各国未来持续稳定、不打折扣地贯彻抗疫措施面临一定限制。
然而，西方国家当前疫情仍然面临严峻形势，美欧确诊病例增长幅度未能明显改善，“消化存量”、减少死亡的任务依然严峻，检测、救治乃至日常防护方面的资源仍较为吃紧，社会生活和经济活动“大撒把”依旧是目前难以承受之重，处理不慎很可能造成疫情的急转直下。当然，在民众钱包和面包篮吃紧的情况下，就业和防疫必然成为西方国家面临的两大刚需，各国政府在解冻经济层面的考虑亦无可厚非。鉴于此，西方仍然需要将各方面诉求和政策目标进行综合考虑，权衡“有效防疫”和恢复就业的平衡点，如果因为“自由传统”或经济压力而在防疫措施上乱了章法、弃了原则、失了定力，或许疫情反弹带来的经济和社会成本要比所谓的“持续高压”要大得多。
（来源：中国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