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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子琛，1985年生，上海人，东方网摄影记者： “在我看来，疫情之下，一切都是‘新’的——你原本熟悉的，或许变了样；你早先陌生的，本就充满魅力，值得发掘。”曹子琛从2月12日开始专注于疫情的拍摄，虽然从时间上来讲，他觉得有些后知后觉。之后一连坚持了31天，因为给自己设定的目标时长是“一个月整”。再后来，不定期地“打打游击”，迄今累计拍摄了43天。
（左）2020年3月11日，杨浦区四平路。（右）2月23日，威海路陕西北路口，一纸新春门贴散落地面。
（左）2月25日清晨的外滩，一位市民收回自己的风筝。（右）3月9日，一位市民在虹口滨江健身。
（左）3月31日傍晚，上海华山医院援鄂医疗队一行245人平安返沪。图为工作人员在隔离酒店外对医疗队成员的行李消毒。
（右）3月19日午夜时分，上海浦东国际机场2号航站楼国际到达出口处的入境旅客正在接受查验。
3月18日晚，一辆专门用于转运境外返浙旅客的大巴正准备驶离浦东机场2号停车场。
3月18日午夜时分，上海浦东国际机场2号航站楼内，一名工作人员正倚靠着座椅休息。
Q：疫情期间的拍摄地点一般选在哪里？
A：疫情期间的拍摄，一部分是东方网本身的采访任务，但占据更大比重的就是街拍。除却外滩、陆家嘴等那些个“很上海”的地标外，主要还是走街串巷。不搭地铁、不乘公交，基本全靠步行，走得多的时候一天能接近两万步。也从不把路线规划得特别周密，定个大概位置再延展开去。
我从自家卧室窗口拍过4张照片，小区花园里的秋千，差不多每隔两周拍摄一次。同一景别，花开花谢，人们也经历着佩戴口罩、摘掉口罩到重新戴上口罩的变化；文庙周边老城厢的很多弄堂、小马路，我以前连名字都没听过，但现在走过、拍过，亲眼所见居住在此的很多人家至今还在倒马桶。并非每次出门都有收获，偶尔也会遭遇竹篮打水的无奈。
Q：疫情下什么样的瞬间或者主题最打动你？
A：说起来有点“叛逆”的意味，因为就个人经历的疫情拍摄，迄今为止最打动我的，恰恰是照片无法很好“言说”的。4月4日国家公祭日，当上午10点整满大街的汽车喇叭、防空警报声响彻外滩及黄浦江上空，路人纷纷停下脚步，“万国建筑”半旗飘扬，时间仿佛凝固般的那一刻，端着相机、蹲在中山东一路路边的我热泪盈眶。但事后再回看自己拍摄的和网上的新闻照片时，那种心潮澎湃的震撼却荡然无存。这时候，视频的优势就体现出来了。
还有宝山区临时集中留验点的那次实地采访，自己也是从头到脚先做好二级防护。作为上海防境外输入型病例闭环工作的重要一环，站点内医护人员付出的辛劳是常人难以想象的。在和负责人、护士、新冠病毒核酸检测采样员面对面的交流过程中，我逐渐意识到仅仅靠图片来表现，稍显苍白无力。所以这则原本计划中的图片故事，在经过前后累计10个小时的采访后，最终变成了一篇5300字的图文报道。因为我相信，图片背后的故事远比图片本身更加动人。虽然人们常说“一图胜千言”，但很多时候，情况并非如此。
3月5日，崇明区某村口，一名男子钻过用于封闭道路的围栏。
封闭的小区大门上贴满了说明，“上厕所请到欧阳路320号”。
2月23日，瑞金一路上某服装店。
（左）3月2日傍晚，尚文路某美发店。（右）3月2日，肇周路上相向而行的一对路人。
（左）2月23日，瑞金一路，一位居民收起晾晒在外的口罩。（右）3月17日，杨浦区大桥街道。一名老师傅正在为邻居理发。
3月17日，杨浦区大桥街道，一名男子正朝窗外张望。
Q：在两个多月的拍摄过程中，感受到城市和人们有什么样的转变么？
A：城市从静谧慢慢重回喧嚣，这是显而易见的。但街边店铺，有些恢复营业，有些则没机会了。道路交通似乎更加拥堵，因为据说很多原本坐地铁的上班族都改自驾了。疫情爆发后，公交车上的乘客少了很多，现在貌似依旧如此。至于人，我觉得转变可能主要源自思想和观念上。要求政府信息公开、透明的呼声更加高涨，对新闻媒体监督权的重视，对“吹哨人”的认知，对食用来路不明的野生动物安全性的重新考量（尽管目前尚不确定此次疫情是否真的和野生动物有关）等等。行动上自然也有变化，譬如政府部门的很多审批事项更多采用网上办理，企业内部普及电视、电话会议，清明期间更多家属选择“云祭扫”或者墓园的代客祭扫服务，餐饮行业推广公筷、公勺等，这些或许都会因此次疫情而逐步常态化。
我有朋友，他们7、8个人各自在家，开个视频直播群，每人拿个杯子斟满——“云喝酒”。
Q：随着疫情发展，这些形形色色的口罩之下隐藏着什么情绪呢？
A：我不认为佩戴口罩对于绝大多数中国人而言是件多么难办到的事。冬天来了，穿上厚衣，保温保暖；疫情来了，戴上口罩，保健保命。大家既然肯戴，至少说明可以接受。
浙江南路上一家美发店，里头特地腾出空间，就为摆放一张乒乓桌。没有顾客，伙计们只能自己找点乐子打发打发时间。崇明的一位养殖大户，去年决定放弃养鸡业务。至年底，一千余只全部售罄，这是让他感到庆幸的事。
好友的父亲于去年底查出膀胱癌，原本要按照治疗方案一步步走，可是医院暂停了日常门诊和治疗，病人只能等待，那种焦虑与煎熬是可想而知的。有个哥们定居米兰多年，春节前返沪与家人团聚，现在还不知道何时能回去，但他也说留在国内安全。上海火车站南广场的出租车蓄车场，有位司机站上石墩子、伸长脖子朝队伍尽头张望。旅客锐减，生意难做。包括我在内的家中有娃的父母们，是否都盼着幼儿园、学校快快开学呢？
口罩之下，一百个人或许有着一百种情绪。但我相信，期待疫情尽快平息，口罩早日摘下，是所有人共同的心愿。
（左）4月4日，国家公祭日。哀悼昨天，重启明天——带着爱、思念和勇气。（右）4月1日，陆家嘴，一名穿越马路的行人。
（左）3月12日，恢复开放的上海中心观光厅。（右）4月9日，恢复营业的丽思卡尔顿FLAIR顶层餐厅酒吧。
（左）2月26日，恢复训练的上海芭蕾舞团。（右）2月29日，上海火车站南广场上的一名外籍旅客。
4月10日，上海山姆会员商店（高科西路店）内的消费者。
3月11日，上海同济大学。
Q：在这种历史时刻，您认为作为一名摄影师/摄影爱好者能够做到什么？
A：新冠肺炎疫情发展至今，已注定成为属于全人类的一次集体记忆。论波及人数和范围，甚至远超两次世界大战。作为这一宏大事件的亲历者与见证者，我觉得摄影师是有必要通过自己拍摄的照片，刷一刷存在感的。虽然张文宏教授招呼大家“摒牢”，但疫情之下，其实仍有很多工种是无法失位的。哪怕没有干摄影记者这个行当，仅仅作为一名普通的摄影爱好者，我想我还是会在做好防护的前提下，成天“野”在外面拍照片。
我还没有自信到敢说，要为所处的时代留下点什么。因为在这个星球上，不计其数比我出色得多、也努力得多的摄影师正在干着同样一件事，少我一个又怎样。我所需要的，只是给自己一个交代。与此同时，身为父亲的我另有一个朴素的愿望，就是将来有一天，能把这些照片拿出来，告诉儿子为何他三岁半那年，人生的第一个寒假放得比暑假还长，我们的家门外头究竟发生过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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