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鏡像——爲中國農民鳴“不平”的老人

亚太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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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者按亞太日報特約新華社駐韓國首席記者、前東京分社社長冮冶(圖),撰寫獨家專欄 “舊聞新讀:日本鏡像。 回味其前後長達13年旅居東京的工作和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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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爲中國農民鳴“不平的老人

上山先生是一位辦事非常認真的老人,曾擔任過日本農林中央金庫研究所所長,雖已八十好幾高齡,但仍不停歇地爲中日間的民間交流做著力所能及的工作,這些年我們一直保持著交往。

記得有一年,上山先生提著兩袋五香花生米來到了分社。老人指著同是塑料密封包裝、顆粒同等大小、幾近同等加工、嚼上兩顆同樣滿口脆香的花生米說,你能分辨出孰優孰劣嗎?“可是,這兩者的價格却相差四倍!

的確,我和我的同事們都品嘗不出這兩袋五香花生米到底有什麽區別。接過購物小票得知:一袋售價1030日元,一袋售價240日元。再仔細看看這兩袋花生米,都是500克包裝,包裝質量別無兩樣,只是一袋是中國産的,一袋是日本千葉縣産的。

儘管農産品的生産成本各國有別,但在同一市場出售的同等質量的中日農産品在價格上相差如此懸殊著實讓上山先生由衷地看不過去:“這樣低廉的價格能體現付出同樣勞動的中國農民的真正勞動價值嗎?他爲苦苦耕作一年的中國農民在國際市場上受到如此不公正待遇而鳴“不平。

上山先生早年畢業于著名的東京大學農學系,知曉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一輩子從事農林口的工作,可稱得上是日本農業問題的專家。他說,農副産品從産地到消費者手中要經過許多工序,在日本一般零售價的一半或百分之六十左右的利益最終會回到農副産品的直接生産者農民的手中。那麽“遠道而來的、又經過商社的“手在日本市場上以如此低廉的價格出售的中國産的一袋花生米,它最終所産生的利益究竟有多少落到了中國農民的手中呢?

記得當時上山先生還帶來兩種包裝的大蒜。一種是日本産的一頭裝售價是150日元,一種是中國産的三頭裝售價是80日元。儘管形狀大小有些差別,但三頭蒜只賣一頭蒜價格的一半。

上山先生說,日本的農業在很大程度上依靠政府的政策支持,農民的利益受到農民自己的組織――農業互助協會(簡稱農協)的保護。因此,農副産品的價格都能維持在一定範圍內。上山先生說,雖然中日兩國存在著勞動力價格、價格體系、貿易體系等種種差异,但同等質量的同一農副産品,在日本市場上中國産的能够以日本産的農副産品價格的七、八成出售總還是可以的。

上山先生說,不是價格越低越能賣得好,相反價格低得太懸乎了讓人産生出質量不好的錯覺。上山先生也指出了由中國進口的一些大包裝農副産品在質量、大小上參差不齊是造成銷售價格低廉等原因。

很多年過去了,上山先生當時在講到中國農民頂著烈日、流著汗水而辛勤勞動,但却收穫微薄時臉上所流露出的憤懣神情讓我難以忘懷。

日本像上山先生這樣對華很友好的人士不在少數,我感覺這或許是文化同源的緣故,一些人特別是上了年紀的人對中國有著一種天然的親近感。正是由于有了他們,中日友好合作才出現了今天這樣的大好局面。他們由始至終都是發展中日友好的堅實基礎。

作者簡介:冮冶新華社高級記者

畢業於北京外國語大學,長期從事對日報道及國際新聞報導,曾三次作為新華社記者常駐東京。

歷任新華社國際部亞太新聞編輯室主任、新華社北美總分社(紐約)中文編輯室終審發稿人、國際部發稿中心編委、東京分社社長。

現為新華社首爾分社首席記者。